张政烺先生于2004年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凡认识和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感到痛惜。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显然，在杨先生心目中，张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领域的头号权威。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和工作期间，同这位史学大师有些接触，留下一些独特的回忆。
我于1964年9月初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那一年，张先生招了两名研究生：栾成显、陈绍棣。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就是同这两位学友一起在先生的办公室。当时先生五十多岁，人很魁梧，大脑袋，头顶有点平，头发已花白，脸上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看到他，我突然联想起汉代纬书关于孔子脑袋“望阳”的记载。他开口说话，原汁原味的胶东腔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这个山东人的距离。我当时就纳闷，张先生在北京学习与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说话一点都未受北京话的影响呢？
1964年10月，我们这批新入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工作队到山东海阳县参加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我们又在当地农村参加劳动，到1965年年底才返回北京。当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文革”的火药味开始在文化学术界弥漫。1966年年初，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当时所里团支部组织团员和青年批判“三家村”，我们几个人就认真地读《燕山夜话》，从中寻找可供“批判”的材料。由于邓拓写的是杂文小品，征引的古文献都不注明出处，凭我们当时的学力，很难一一判定其来源。都说张先生学识渊博，对古文献尤其熟稔，且记忆力超常，被郭沫若誉为史学界的“活字典”，我们于是决定请教张先生。一天晚饭后，我与陈绍棣一起去先生家。其时先生住在建国门外平安南里的专家楼。走进先生的书房，只见四壁的书架上满满地摆着线装书，现代出版的书却很少。我们说明来意，将从《燕山夜话》中抄出的古文献的卡片交给先生。先生对大多数引文一看即能判明其出处，少数需要翻翻书。不过，最多翻上三本书，出处也就找到了。这次，我真是领教了“活字典”的水平。
其实，张先生读书之博，记忆力之好，在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其时胡适正做北大的文学院长。一次胡适给北大学生作学术报告，教室里坐满了人，窗外还有不少学生站着听。胡适侃侃而谈，广征博引，惊得学生们啧啧称奇。突然，他讲到要征引的一段古文献，却记不清楚了。此时张先生坐在第一排听讲，他迅速将胡适记不清的这段古文献抄在一张卡片上递上去，胡适很高兴。作完报告，胡适即叫张先生到他的办公室，问了有关学业的一些情况。交谈一番后，胡对张先生特别赏识，告诉张先生毕业后的工作可由他推荐安排。张先生毕业后，胡适果然将他推荐给了傅斯年，张先生就在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了助理研究员。
张先生的最可贵之处是他一生没有学会说假话。1965年，孙达人先生发表文章，批判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有关“让步政策”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知道，毛主席看了文章后也深表赞同。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历史所的团员和青年也组织了一次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会，大家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同意孙的观点，认为每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王朝只能“反攻倒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让步政策”。会后，青年同志分头去找所里几位老先生征求意见。记得我同张荣芳（后来做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到张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征求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张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达人同志的观点不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让步在斗争双方都存在。例如，佃户斗一斗，地主就减一点田租；雇工斗一斗，地主就改善一点他们的待遇。”在“左”风大炽，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几乎一边倒，而有些名气很大的老学者也在报纸杂志上发文章批判“让步政策”的情况下，张先生不顾风向，坦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66年6月1日以后，“文革”的火越烧越旺，张先生也在劫难逃，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与顾颉刚、杨向奎、贺昌群、胡厚宣、谢国桢、王毓铨诸先生一起进入“牛棚”，每天打扫院子，清理厕所，同时接受批判，给一批批的外调人员写有关材料。无论是受批判还是写外调材料，张先生总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既不自污，更不诬陷他人。在所有“反动学术权威”中，他是最能坚持实话实说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70年夏天，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办“五七”干校。息县地处豫南，接近湖北，夏季酷热难耐。人们恨不能脱光衣服以纾解炎热带来的烦恼。年近花甲的张先生比别人更怕热，在最热的日子里，他每天从早到晚只穿一件三角裤衩，开会、干活、吃饭，就是这一身行头。先生身高体胖，走起路来，浑身上下肌肉颤动，这在当时的干校也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张先生到干校后，先是被安排与魏明经先生一起烧茶炉。这两位教授过去从来未干过这个活，一开始点不着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点着火，又因加煤不得法烧不旺。大家等着喝开水着急，他二人更着急。不过，两位教授毕竟有着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训练，办事又特别认真，所以几天以后，他们的茶炉也就烧得得心应手了。有一次，我去打水，看到魏先生正看着小本子为茶炉加煤。我看了一下他的小本子，上面记着烧开一炉子水的全部操作程序：水上到什么高度，引燃木柴后几分钟加多少煤，以后再几分钟后加多少煤，等等。他们二人的认真劲儿真让人感动。又一次去排队打水，有人发议论说，张、魏两先生可能是当时中国工资最高的茶炉工，他们烧的开水的成本也可能是最高的了。
秋天到了，学部在息县东岳公社的田野上建起了连绵十多里的干校。一个所为一个连队，排排平房虽然简陋，倒也能遮风挡雨。大家天天在田地里劳动，有些人甚至连家属也搬来了。如文学所大名鼎鼎的俞平伯先生就同老伴一起来干校，还闹出了在市场上一分钱买一只小虾的笑话。不少人认为，自己的下半生可能就在此度过了。至于头脑中的知识，按照当时的观点，那叫“封、资、修黑货”，最好是忘个一干二净。各研究所也真的将这里当成家，置办各种生产、生活用具，认认真真地过起了日子。
历史所在紧靠东岳村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一排猪圈，将张先生调去养猪，不久调我去协助张先生。连里专案组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张先生是我的领导，我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他的指挥。当时，“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抓“516分子”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被定为“516分子重点审查对象”。在有些人眼里，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少人看见我都故意躲着走，仿佛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不可接触者”。那位专案组负责人明确交代张先生，由他管理我，一切脏、累、苦的活儿都由我干。如果行为不轨，立即报告。张先生答应着，我也答应着。那人走后，张先生宽厚地笑笑，对我说：“咱俩的任务是每天为那七八头猪做早晚两顿饭，其他时间让它们到田里觅食。再就是垫圈、起猪粪了。”当时秋收刚过，田里还残留些地瓜、胡萝卜，将猪赶到田里，可省下中午的猪食。张先生是我尊敬的老人，又是山东同乡，他丝毫不歧视我这个“516”重点人物，因而相处非常融洽。当然，挑水、垫圈、起猪粪这些活儿我全包了，他的任务是每天烧火为猪熬两次吃食。
闲暇时，我们就坐在棚子里或猪圈旁，天南海北地聊天。张先生学识渊博，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一次，我问他对一位史学大家一篇文章的看法，他用胶东男人常说的话回答：“那是胡吉巴扯！”又一次，谈到翁文灏，我问：“翁是个地质学家，他后来怎么能当上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呢？”先生回答：“那是国民党快垮台的时候，蒋让干的人不愿干，愿干的人蒋不让干。翁这个没有党派背景的人就被蒋硬拉出来干了几天维持会长。你知道吗？抗战胜利后，学术界曾讨论中国的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好。翁也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山东大汶口最适合做首都，因为那里的地质条件最好。你看，他的本质是书生。”还有一次，谈到陈伯达，我说陈的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好，文字酣畅淋漓，一泻千里。《人民公敌蒋介石》书中有一句骂蒋的话“发昏章第十一”，不知出自何书，我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先生立即回答：“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西门庆在狮子楼与武松打斗，被武松从窗口上摔到楼下，‘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我再次惊异先生的记忆力。《水浒传》我读过两三遍，可这句话一点印象也没留下。
东岳村每五天有一次集市贸易，附近村里的人来此买卖一些农产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一次，张先生去赶集，买回五六斤黄豆。我问：“您买豆子干什么？咱们又无法磨豆浆喝。”他说：“前些日子我看一篇回忆林副主席的文章，说他指挥东北野战军时，就炒豆子当点心吃，还用来招待客人呢，咱们也炒点吃。”那天下午做猪食前，我俩将他买的豆子都炒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闲暇时，我们边吃豆子边聊天，还真是乐在其中呢。
我们养的七八头猪中，有一头母猪已到怀孕生仔的年龄，连里领导要我们将这头母猪送到公社的配种站为之配种。我们俩费了好大劲将母猪赶到配种站的院子里，让它同那里的公猪交配。谁知这头母猪见公猪赶过来就跑，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也没配上种。在场的人都大笑不止，张先生搓着手，着急地说：“母猪它不懂，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在配种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总算配上了。我们二人精心喂养，期望母猪产下一窝小猪仔。可是未等产仔，我们就到明港集中搞抓“516”的运动，这头母猪最后如何处置，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每天早晨要将猪赶到田野放牧，傍晚又要找回来，还必须时时关注它们的行踪，费时费力。尽管当时社会秩序良好，我们并不担心猪被人偷，但每天傍晚满田野找猪实在太麻烦。我于是同张先生商量用巴甫洛夫信号系统的理论对猪进行训练，训练的工具是哨子。早晨鸣哨，猪出圈吃食。然后鸣哨，赶它们去田野。傍晚鸣哨，召唤它们赶回猪圈吃食。训练了三四天，居然成功了。早晨鸣哨，稍稍喂食。再一鸣哨，它们就结伙奔向田野，其间我再到田里转一转，看看它们的行踪。傍晚一鸣哨，它们就飞快地跑回来。我们省了不少事，一头猪也没丢。后来，撤离干校前，我们养的猪大部分被宰杀了。那十来天，大家天天吃猪肉，最后吃的有点腻了，一齐要求吃青菜。
在干校同张先生一起养猪的那段时间，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日子。尽管当时我被定为“516重点审查对象”，是被“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但同张先生在一起，却没有一点被“专政”的感觉。他既没有做思想工作让我“交代问题”，也没有疾言厉色地批判我。虽然他被指定“领导”我，可实际上却是我“领导”他，因为养猪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我来安排。我们一老一少，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业务知识上我更是受益良多。张先生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文献底子太薄，要用功补一补。”从干校返回北京后，虽然我几年中一直处于被管制状态，但还是安心读了一点书，这与张先生的鼓励和指教是分不开的。
史学界公认张先生是一位人品、学品俱佳的大历史学家，但他一生留下的学术成果却称不上丰厚。这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史学的不幸。斯人已逝去，生者常凄恻。环顾宇内，我们能够找到与先生相伯仲的学人吗？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3辑，第25-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