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即《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页），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译出来，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我也把他翻译出来，收入此书。
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上述纸盒内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旧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更不会攻击别人，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快点讲，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