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是两部文学名著《水浒传》、《金瓶梅》中的人物，他的身份是商人，因为经营或钻营有方，很快积聚了大量财富，有人估计其资产位居大宋100强。
在崇尚财富的今天，西门庆似乎成为财富英雄，受到一些人的追逐和热捧。山东安徽两省三地竟然争抢西门庆，纷纷打出“西门庆故里”招牌，并引以为荣。某些学者也青睐西门庆，从管理学或经济学方面对他进行研究，探索其成功的秘诀，并发表长篇大论。
当然，西门庆作为精明而成功的商人，肯定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仔细阅读两部小说，不难发现西门庆其实是有问题的商人。他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致富不义，二是为富不仁。
所谓致富不义，就是说西门庆的发家致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并不合乎道义，缺乏正义性。据《金瓶梅》反映，西门庆的发迹，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通过联姻积累资本。比如，西门庆先后娶了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两个女人的到来为他带来了巨额财产。孟玉楼所带来的嫁妆，除了服装金银首饰之外，还有银子上千两，好三梭布二三百桶。 李瓶儿的财富更为可观，她拥有六十锭元宝共三千两白银，两口描金箱柜里全是珍宝古玩，还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等等。通过婚娶获得女方的资财是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是西门庆为人“机深诡谲”，贪图钱财而联姻，动机很不纯正。
二是从事多种经营获利。生药铺表面上看是西门庆的主业，但不是他致富的主渠道，他还从事“放官吏债”，并“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这里“放官吏债”，即把就是把钱借给尚未发达或上任的官吏，既可以与官吏联络感情，又能收取利息；但是，“放官吏债”容易滋生腐败，官吏拿着借贷的钱去打点，最终要靠搜刮老百姓埋单。“把揽说事过钱”即替人打官司，替别人说情或办事，从中收取别人的感谢费。
三是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在那个年代，社会资源主要由官府掌控，资源的配置由取决于权力，而不是市场。作为精明商人，西门庆善于勾结官员，贩卖国家垄断资源，从中获取暴利。如新科状元蔡一权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应邀请到西门家打秋风，不仅有好酒好菜和美色伺候，临走还借去一百两银子。后蔡一权任两淮巡盐史，还将山东巡案宋乔年介绍给西门庆，再后来西门庆贩盐，经营盐运业，蔡状元行使两淮盐运使之权，让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掣取一个月盐引，使西门庆在短短一个月轻而易举的谋取了两万两银子的暴利！其他盐商却只能干瞪眼，看着钱让别人赚去了。由于西门庆不时贿赂接济山东巡按宋乔年，借宋的势力得以包揽朝廷的采购，一次做了二万两银子的古器买卖，其中获利非常可观。
西门庆不仅勾结官员，而且想方设法买官，做官商一体的红顶商人。西门庆巴结宰相蔡京的管家翟谦，与蔡京拉上关系。有一年蔡京寿诞，他进献大量金银财宝作贺礼，博得蔡京的青睐，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后来他竟拜蔡京为干爹，还进京晋见皇帝。
西门庆发财致富了，又获得官职，可谓有钱有势。但是，成为富豪的西门庆并不乐善好施，造福一方百姓，而是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同时寻花问柳，玩弄更多女性。
可以说，西门庆就一个为富不仁的典型。在《金瓶梅》里，西门庆做过许多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损人利己的勾当，这里不再赘述。在《水浒传》里，西门庆的为富不仁，主要是针对武大郎。
武大郎与潘金莲，一个外貌丑陋，一个如花似玉，两人结合很不般配。但是，外貌丑陋并不是武大郎的过错，那是先天决定的，就是父母也不能做主。同样的父母所生，武大郎矮小猥琐，武松却高大威猛。不管怎样，武大郎也有他的男性权利，潘金莲好歹是他的合法之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西门庆路过武大屋檐下，潘金莲将叉帘子的叉竿失手，不巧打在他头上，正要发作，见是一个美貌的妇人，便一笑走开。后来他贿赂开茶坊的王婆，请她从中牵线，与潘金莲勾搭成奸，以至于常到王婆家幽会。武大郎前去捉奸，被他一脚踢成重伤；日后又指使潘金莲对武大郎下毒，使他中毒身亡。侵占了人家的老婆，还将谋害人家的性命，这是何等为富不仁。
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追求财富是人生的应有之义。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见《论语•述而篇》）意思就是，若能发财致富，哪怕拿鞭子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尽管如此，孔子并不赞成走歪门邪道去发财。所以他又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对待财富的追求，看重是否符合道义。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不以其道得，不处也”；“不以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俗地说，孔子所倡导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西门庆的致富，就是这个现象的体现。在今天，人们追求财富应当遵循国家法律和伦理规则，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包含两个道，即大道与小道。
所谓大道，就是从宏观层面上说，国家选择并建立好的体制或机制。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这是让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只是维护公平正义，并调节市场失灵。在非市场经济或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仅掌握资源的配置，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这样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容易滋生官商勾结或权钱交易。
所谓小道，就是从微观层面上说，个人选择并采取合适的方式致富。这个合适，包含着合理与合法。合理，即合乎情理，合乎道理，更合乎伦理。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西方人的财富伦理之发源，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讲究“勤劳、节俭、诚实、讲信誉”等美德。同样，中国人追求财富，也应该遵循着财富伦理，至少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人道原则，即孔子所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因人之利而利之”；二是恕道原则，即孔子所提倡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原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能为了一己之利，不择手段，坑害别人。合法，不言而喻，就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能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西门庆如此走红，表明人们的价值观或世俗心理已经滑向金钱崇拜，把金钱看作最高价值或追求。正是这种狂热的金钱崇拜，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和道德滑坡，使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当下，很多人只顾向“钱”看，把阴谋当智慧，把欺骗当技巧，把侵占当胆识，把贪污当本领；无所顾忌无所敬畏，只要能获取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社会公道，甚至丧失做人的底线。
实际上，西门庆作为文化符号，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诚然，西门庆作为商人，有他精明过人之处，主要表现为灵敏的商业嗅觉和很强的理财能力。但是，他的钱财大多来路不正，取之不当，主要是借助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获得的。当代的富豪，大多是现代版的西门庆，缺乏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通过官员“批条子”，倒卖紧俏物资，从高额差价谋利。在经济转型时期，他们通过官员批“地皮”，搞房地产开发，从高房价中获利；他们或是通过廉价收购国有资产暴富，或是通过暗箱操作在股市上大量圈钱，或是通过行业垄断取得暴利；如此等等，显失公平，可谓致富不义。在富不仁方面，他们可与西门庆媲美，包二奶搞小三多多亦善，唆使流氓地痞欺压百姓屡见不鲜。
西门庆只是一个精明的投机者，并不是什么财富英雄，不值得后人敬仰或学习。西门庆式富豪大量涌现，必将危害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且毒化社会风气。今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公民的人文和法制教育，让人们懂得并认同财富伦理。财富固然重要，但是致富途径或手段应该合理合法，这一点更为重要。
——原载2013年第1期《清风》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