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农村典型的定格
自“中国最富裕村”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辞世到殡葬，海内外主流媒体中都给予了大量报道。从吴仁宝追悼会的高规格及其高规格报道，可以确定华西村决不是一个经济典型，更是一个政治典型。大陆的主流媒体，报道的侧重点在“华西村经济奇迹”、“华西村农民共同富裕”和“华西村有个为民谋利的威权人物吴仁宝”，威权加民生，说明华西村现有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符合当下中国的政治内涵，符合当下政治意识形态，当然显示了现代中国乡村发展--“中国模式”的一个愿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刍形。
随着吴仁宝的逝世，“吴仁宝-华西村模式”作为新时期中国新农村典型，至少在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上已经定格。跟以前诸如大寨一类乡村成为典型一样，华西村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使命。在我看来，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数十年的经济活动中，一开始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在基层滚打打摸索，肯定踩过“红线”，研究过执政党管理社会的运作方式，懂得在中国做事业“上头满意下面满意”的奥秘，研究过在某种情形下，就是踩了“红线”也能得到权力的理解和默认，当然也研究过把“小涉红线”当作违背重大原则而受到严肃处理的事例。理论总结可归于“共同富裕”，其实是因有看得见的“政绩”让上头脸上有光，至于这“政绩”靠什么手段取得或获得，是可以忽略的，当然在总结起来，笔杆子们总会引经据典自圆其说，说成是“N个代表”“ⅹⅹ发展观”指导的结果。
这种体制之下，好大喜功总是受到褒奖，终于有了吴仁宝的华西村这个大典型。
我没有到过华西村，但见过太多的基层搞总结评比让上头满意的做法，拿会计帐打比方，就是明暗两本帐，在报送材料上当然是滴水不漏的“学习”“贯彻”正确理论和路线的成果，其实际操作是包含做了许多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亲戚的事。“上头满意”的另一效果，就是大笔一挥批准某个“建设项目”，或者上头因下属有骄人的政绩批准起来师出有名。我不是说华西村全凭此招而做大的，我只是按照“村村鸭子皆扁嘴”的定律，揣测他们肯定应用了此招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正面来理解，这就叫吴仁宝-华西村的“农民智慧”吧，何况他没肥个人的腰包，为了事业。吴仁宝是如此农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加上他个人素质、人格魅力，也就成就了“吴仁宝-华西村模式”（简称吴华模式）。自然吴仁宝也是以此法管理（统治）华西村的。如是，华西村有意无意竟成了中国一个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乡村典型。
我注意到，上述诸如与吴仁宝联在一起的“奇迹”、“共同富裕”都是物化的、可数字化显示的，即民生的，可对内在的、软件（制度）的、精神上的成功之术，则说得非常模糊，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农村典型。
我还注意到，在正视了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的辉煌物质性存在的前提之下，对吴华模式的叙述及定位，可分为“肯定”和“质疑”的两极，“肯定”者以何建明《吴仁宝的遗产》（文艺报2013/20）为代表，“质疑”者以黄慧敏《“中国最富裕农村”打造者吴仁宝逝世社会主义新农村典范将何去何从引人关注》（新加坡早报网2013/3/23）为代表。因为何文和黄文都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而是各有倾向性即肯定或质疑的叙述。实际上，因是海外且能被我们官方所接受的媒体，报道的角度更具客观，而我们的主流媒体所载的文章，依然是看起来堂皇灿烂，褒奖与拔高之词成轰炸之势，其实不过是一种“政治定位”的政治表述，滔滔不绝似乎讲了很多，可“吴华模式”还是模糊，其内部的操作规程犹抱琵琶半遮面。确切地说，在实际生活中，“吴华模式”囊括了华西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具体的，有些能在台面上吹嘘，有些“家丑不可外扬”做消音处理（有的说家丑不如说特色，写文章者碍于当今世界大潮故意含糊其词），但写成文章却是“大帽子”多，虚饰语多，回避和省略也多，客观上是为华西人好，而特定事物真实的发展，倒常常是那些被回避被省略的东西起作用，当下那些泛滥成灾的环境恶化社会风气败坏良知丧失的滔滔腐毒，不正是那些被捂着不讲、也不让别人讲的东西成大面积传染，恶性膨胀的结果么！
一句话，这类文章还是沿用我们数十年塑政治典型的套路，作者是按政治需要撰文，而不是对真实的华西村民，更不是对健康健全的未来撰文。根据经验，以往诸多称许先进典型的文章（书籍），当时莫不是气吞山河激情万端，数年数十年过去，随着那些典型的销声匿迹或真实内囊披露，那些文章也就成了笑柄。
何文与黄文恰好成了我观察并比照吴华模式的两个视角，同时何文与黄文互相对比，让我对中国语境下政治典型的报道与实际运作产生了联想。当然我自己的农村生活经历--长时段的农村体验，也是“联想”的一个隐在视角。
何文与黄文都认定：吴仁宝的华西村是不可复制的。让我从华西村典型的“不可复制”说起。
二、何文对“不可复制”的解释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吴仁宝。吴仁宝用半个多世纪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更大的传奇。”
（二）“（吴仁宝）他的华西村经验和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很难复制，因为任何经济指标都可以攀比，任何巨额财富都有数量顶峰，但人的思想和精神拥有的独特性则无法完全复制和超越。”
（三）“你无论怎么评价吴仁宝和华西村都不会觉得过分，因为吴仁宝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无可比拟；吴仁宝的思想和能力，同样无可比拟；特别是吴仁宝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实事求是的执政能力和理念、一心为民谋幸福的精神境界、大公无私的品质、内以和外在强大的力量等方面，非常人可比。”
（四）“在何其多的曲折与困苦、艰辛与奋争、无奈与非议，甚至还有无数不可思议的诽谤与攻击、嘲讽与暗算，但吴仁宝都坚定地、坦然地面对并‘笑傲江湖’，显现出他共产党员的本色。”“吴仁宝确实是中国农民中‘可以称为伟人’的人物！”
（五）“有人认为华西村的‘毛病太多’，那是因为你其实就根本一了解华西村和吴仁宝，因为处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面对这么多扎根于土地的农民们，你并不知道真正要获得‘上头高兴、下面满意’，最终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是何等的艰辛与曲折！何等的奥妙！何等的不易！”
（六）有人认为，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无法学习。那么他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吴仁宝做的事和实现的奋斗目标，其实是条件最差的地方、最小的单位、最普通的人群都可以做得到的事，只要你是否有吴仁宝那么大公无私、赤诚为民、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坚持不懈而已。
（七）华西村只要有吴仁宝在，每天都会有新的奇观、新的东西出现。党的十八大之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座屹立在田野上的摩托车天大楼--70多层高的“世界农村第一楼”。五星级，坪雕场绿，廊庭宽敞，金碧辉煌。智能楼控，出入只需“一卡通”，方便安全，童翁皆可自行。
（八）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吴仁宝说：“华西村坚持共同富裕，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华西村与周边的一些村合并建成大华西，这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
（九）吴仁宝实际留下的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应该接近500多亿人民币。华西每户村民的存款都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但这些钱由集体以特别的方式帮助农民保管和保存着--即一部分可以拿出来日常用，那是现金，这部分钱足够支付日常一般的开销；另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由集体保管着，帮助你进行投资，所以华西村民的经济收入永远可以保持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
（十）《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要奋斗的目标都是为了民众和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吴仁宝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超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基本理想和基本责任。（这是作者结合当下的政治要求，为吴仁宝亮明的几乎唯一的思想资源。请看笔者所录的第十二条的内容，足见对吴仁宝的思想资源更起作用的正是传统的乡土宗族观念，就以《共产党宣言》衡量，吴仁宝奉行的其实是封建社会主义--笔者。）
（十一）吴仁宝慷慨地接待全国各方朋友，即使那些骂过他的人，他照样热情接笑脸地接待，让人吃好喝好还有一包土特产……
（十二）吴仁宝不是个没有缺点的人，他的许多做法也有待研究探讨，比如他的分配制度和招待方法，他的村组织包括村的党委会组织中设“常委”，而且人数不少；党委副书记一半是村里的骨干分子，一半是他的“吴氏家族”成员；他在那块远离城市的庄稼地里建起的摩天大厦和据说要建的华西村飞机场等等。
（十三）今天的华西村不再是一条又小又破的船了，它已经是一艘“航母”，能载巨量的物质生产，又能抵挡飓风激浪。接承父亲重任的四儿子吴协恩是位非常有智慧和能力的人。
三、黄文对“不可复制”的解释
（一）华西村在中国享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在已大步朝市场经济迈进的中国，华西村是极少仍遵照集体经济模式运营，根据社会主义分享财富的村庄。据媒体报道，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40余载的吴仁宝逝世，中国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副总理回良玉，以及中共老一辈领导人的后代，如毛泽东长女和华国锋家属都送上了花圈吊唁。
（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还在倡导“农村学大寨”，吴仁宝便已领导华西村民搞工业，办五金厂。目前，由村委会设立的江苏华西集团公司旗下已拥有约100家企业，涉及业务广泛，即有生产钢铁、有色金属、香烟，也发展房地产、酒店等。
（三）华西村村民除了在企业里工作领得薪金外，也都分有华西集团的股权。虽然这个股权不得转让或兑现，但村民可利用股金“兑换”买房、买车。
（四）据当地干部透露，华西村企业2011年的销售总额就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00.6亿新元），村民人均收入逾8.8万元。当地村民每人分有一套别墅、每家拥有数辆轿车的现象，让涌往当地参观的国内外游客啧啧称奇。华西村更迎来了一栋高328米的豪华酒店，酒店内一座价值3亿元、重一吨的金牛毫不掩饰地向外界展示了华西村的财力。
（五）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运行典范，华西村早已成为中共党员和干部考察的“必到地”之一，而曾经誓言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把共产主义做个全国人民看”的吴仁宝也成了干部的导师。可是在现代中国社会里，华西村这样的模式已没有太大参照性。
（六）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只要华西村的经济能够顺利转型，由主要依赖传统工业升级至高端产业，这个模式就不至于崩盘。他说，“集体经济的关键就是利益。只要能确保村民继续分得利益，这个模式就能持续。”
（七）然而要再复制一个华西村，几乎没有可能。姚监复说：“这都是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村庄，在本省里也没有几个同样的类型。（这类村庄）没有推广价值。”姚监复指出，早年国营企业还没有改革、无法适应市场，华西村和河南南街村等设立的乡镇企业这才有机会利用价格双轨制度的缺陷发展起来。其中，有部分是通过“说不清的关系”以低价购得国企商品，然后再以高价卖出，赚取利润。
（八）华西村的传奇也不无争议。特别是在“共同致富”的道路上，人与人之间似乎并非真的那么平等。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刊登的英语社评就指，有舆论质疑吴仁宝的家属靠裙带关系占据村内企业领导职位。吴仁宝的儿子吴协恩于2003年从父亲手中接棒成为党委书记也被批是不民主的家族政治。这些指责一直遭到华西村干部的强烈否认。（据凯迪网，华西村党委据说有41个正副书记，26个党委常委，38个党委委员，16个候补委员。十八大以后，华西村党委居然与时俱进，进行了精兵简政，党委副书记已经从40多个锐减为18个。--笔者）
（九）另外也有报道指华西村实际上只有那数千名村民能分得别墅轿车，外来务工人员则无法享受这些福利。有分析质疑，通过“剥削”外来务工人员换取发展的经济模式未必能持续，成功只是个幻象。
（十）在姚监复看来，能够为华西村开辟一条独到的致富之路，吴仁宝本身已是个传奇，是个“少有的中国特色基层干部”。
四、样板人物和乡土的深层关系与对他意识形态化的叙说
显而易见，黄文比何文更真实质朴，道出了“吴华模式”的真实隐忧。其实，黄文也为“吴华模式”留足了脸面，只是提到“吴华模式”有“说不清的关系”，而且略有叙述，如“早年国营企业还没有改革、无法适应市场，华西村和河南南街村等设立的乡镇企业这才有机会利用价格双轨制度的缺陷发展起来”。这种“利用价格双轨制度的缺陷而发展”在当时也是不能明说的，也就是“说不清”的，在今天就可以说清了。当然也有着今天的“说不清”，留到以后某个时间再说。
“说不清”在数十年我们树立政治典型--“典型”宣传报道中是个伴生物，比如当年的大寨就有着“吃小灶（中央另有资金扶持）”，以及大寨人对陈永贵一味迎合上面的做法，除了生产还是生产抱有抵触，这些“说不清”是客观存在，可在宣传上一律作正面报道。各级树政治典型如法炮制，但在宣传上都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突出带头人“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说不清”就是“不可复制”的根本原因。因而，当时除了个别典型，大多农村村社无法成为“大寨”，但在嘴上人人都讲“学大寨”，根据主流媒体的语言复述罢了，学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此时的大寨成了意识形态的代称，复制大寨成了复制意识形态。中国的乡村就是这亲过来的。（当时代翻开新的一页，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就发出对大寨作派以批判性质疑。）
这“说不清”本质上就是人性--人的主动性、人的自我激励与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它有时会被政治利用，可它有着冲破既定政治樊篱的力量。
我在拙文开头已剖析过。黄文虽是简短却是明确了其“质疑”的所在，而何文从头至尾是歌颂性肯定，文末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我不是说吴仁宝是个没有缺点的人，他的许多做法也有待研究探讨”，只是简单地列了吴仁宝个人的若干缺点，似乎（领导者）个人缺点与吴华模式是两回事。比较起来，何文显得堂皇而空洞，只是侧重物质（硬件）的牛气、华美，吴仁宝的“物质遗产”较有内容，而其精神遗产就笼统、空疏多了，可视官方概括性结论的再次运用不为过。而对先进典型这种笼统、空疏的意识形态化概括--这一手法，正是我们数十年“典型”树立及概括的沿用。
联系数十年我们社会一个接一个树立典型--典型均不可复制的历史，我还是觉得有话可说。
能够提升为一个横空出世的政治典型或叫政治样板，肯定会有一个灵魂人物，就像以前的大寨之于陈永贵，现在的华西村之于吴仁宝。作为一方精英，作为一个带头人，肯定有其的过人的长处，这就包括他的专长，他的肯为公众做事，他能艰苦奋斗，他的处世为人。在文化乡土中，有人“天生就是好人”，因为在他出生前出生后，中国乡土上已确立了“忠奸善恶”的标准和共识，当然这样的民间认知在数十年阶级斗争（建立在唤醒并依靠仇恨的基础上）被翻了个个儿，领导人及依附领导的就是好的、善的，演变为权力者和依附权力的就一定是好的、善的，权力者不喜欢和认为坏的，肯定就是坏的，坏的就一定彻头彻尾的坏，连咳一声嗽都别有用心、不怀好意。这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孩子身上（当年揭露地主偷集体辣椒的英雄少年刘文学就是这样）。人民公社那些年我在农村，就经常听见一些根红苗正的青少年积极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报告“地富反坏右的种种敌情”，把这些人（包括其子女）正常的生活态度和表情视为“反攻倒算”。其实在那个饥饿年代，贫下中农明分暗窃了更多的集体财产（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当然陈永贵和吴仁宝--这些旧社会过来人，心里不会这样认为。我也相信，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还没当作政治典型的时候，他们不不失平常心，由于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他们旧社会的生活阅历），他们成为最基层的小头头，有带领大家搞生产过日子的良好愿望。我以为，在与乡土的深层联系上，吴仁宝要强过陈永贵。
陈永贵要是没有进入中央，他留在大寨，也会像吴仁宝做资深书记一直扛到身体挺不住的时候。只有靠这样的头人，才有可能在执行上面政策时跟上面做某种程度的博奕，而让他们治下的乡民获得些许利益。这也就反衬出，数十年来，作为群体的农民是无法跟上面博奕的，充其量只能耍点农民式小聪明占些好处（这样的好处跟农民所付出的极大代价不对称）。
陈永贵过早的大富大贵为权力所用，也成了权力的有机组成，而自我异化，就在他未进中央之前，在他成名之后，他口口声声“他的大寨”（宣传上都说“陈永贵的大寨”）其实不是他的大寨，而是全国的大寨，意识形态化的大寨（比如它承担了批判刘少奇的文革使命，每一个政治运动，一开始记者肯定奔赴大寨踩点，按上面要求写出新闻报道），但又是真实的大寨，全国各地无数的人到那里参观学习，看到的是艰苦创业的外景，坐实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教化。各个省各个县都在树大寨典型，通过有限的报刊广播宣传（媒体再多也是有限的）
吴仁宝则始终未离开乡土华西，只是顺应权力，把农民智慧发挥到极限，也把家长制发挥到极限。他购置金牛，有摆显华西牛气（宏阔）的考虑，上级领导自然喜欢，有他“不能轻易瓜分集体家业”的考虑，当然有着他“不断增值”的考虑。他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这一现代命题（也是原教旨共产主义的理念）定位（局限）于有钱、有高级住宅、有车，加上给那些能人以政治名分和荣誉（如几十个副书记，主任副主任一类的衔头就更多了）。其中有以他为核心，以他的家族为骨干的核心权力圈。
吴仁宝这种做法，有乡土的家族家庭伦理依据，有他源于生活经历所产生的夙求，因为在饥饿年代，农民们都把温饱视为人的最高境界，等同于共产主义，所以现在“我给你们温饱和幸福，你们该知足了吧。”有他从现实的权力格局找到灵感，这些年大小单位权力高度集中，一人之下，副职何其多，副职有副职的级别待遇，是进入权力圈的标记，也是让人心里平衡的手段。所以，这些年由没钱到有钱，有钱的想做公务员，做公务员的想做官，做不了正职就做副职，吴仁宝熟谙这中国式游戏规则。有政治身份就成了人的价值实现的标识。
中国乡村之广，农民之多，为什么产生不了新的吴仁宝？
我记起了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华西村就是“羊的门”，它有一个威权的领头人，他带领大家物质致富，也教导和教训大家成为知足的、听话的羊。羊好吃好睡就听话么？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加入进来的诸多精英都来自富家，这场革命后来滑入极权不论，仅从人这个角度，他的追求，他的尊严，他的自我实现，并不是以丰富物质为目标的，而丰富物质生活倒会对“说不清”的人产生压抑。有压抑就会有挣脱压抑的精神动力。所以，吴仁宝在给华西村创造富裕生活，同时自觉不自觉为华西村平添着压抑。他是华西村的富裕之源，也是华西村的压抑之源。他的逝世，会让一些华西人感觉“云散雾开”。继任者能压住或压不住是另一回事。
联系当下农村中青年都涌向城里打工，大部分孩子由老人带着在县城租房子到城里学校读书，乡村成为寂寥的空壳村，退休乡村教师绝大多数住在城镇，连不少村干部都住在城里（本村人要进城请他们出证明盖印章），利益分化之下，乡村还会有成为当地精神旗帜的家族集团吗？“吴仁宝”产生的土壤何在？在新时代，“吴仁宝”能“空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