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当美国高盛银行的经济学家奥尼尔（Jim O’Neill）创造“金砖国家”（BRICS）一词，指代在全球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后来由加入了南非）等新兴国家时，他改变了很多人的思维。2001年当这个提法首次出现在奥尼尔写的一份研究简报中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思维仍停留在1946年形成的全球和平安排框架内，认为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即美国和西欧国家，是世界的主宰。

但事实上，奥尼尔发明的这个简洁的缩写所让人注意到的，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趋势。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的受审，以及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沿海地区的开放，已经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启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在欧洲，东欧各国脱离苏联控制和德国的统一，激活了东欧地区。在亚洲，尽管爆发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快速扩大、日益丰裕的中产阶级一直在形成之中。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崛起为贸易大国，将繁荣带往世界四方。以令人信服的研究为基础，“金砖国家”这个简单的概念，让人们意识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消除了最后一点疑虑：美欧对发展中世界的依赖，和发展中世界对美欧的依赖一样大。

今天，许多经济预测都显示，在2050年之前，“金砖国家”以及被称为“未来11国”（Next-11）的其他新兴国家的经济将持续增长，并预示着西方主宰时代的终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上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050年的世界》预计，到203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将步入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分别排在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和第九位。

但这些长期的经济预测都有赖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人口，除非发生重大灾难，其发展趋势可以相当合理的预测。另一个因素是人均GDP的年增速，这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提高需要很多条件，不仅包括设计、制造、生产、影响和管理的持续进步，而且需要政府的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总体税率保持在合理的较低水平，良好的法律体系和高质量的教育。

但今天，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依然缺乏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这样的关键因素，这将影响它们实现预测中的2050年的发展水平。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否保障私人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它们是否能提供民众可获得的良好义务教育？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效率并不那么腐败？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包括保障民众免于遭受环境污染的措施，能否支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队伍？

这些都是隐藏在那些预测之后的问题。其实质是，这些“金砖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等人口众多的国家，能否创造足够的政治稳定和有质量的生活，确保人力资本的持续改善，从而带来生产率和人均GDP的上升？今天，大多数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仍然处于创造可持续稳定社会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经济总量要大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资源需求和庞大的制造业人口为南美、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提供了发展经济、开展贸易、实现繁荣的良机。中国的规模和力量决定了它是“金砖国家”的主导者，而中国和美国的特殊关系则使中国称为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的重要纽带。中国的发展史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通过继续向其他“金砖国家”投资和支持，中国能继续扮演重要的领导性角色，这同时也对它自身有利。中国自身的改革努力能否成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30年之后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是过于乐观的梦想，还是将逐渐变成现实。

（注：作者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之后的世界新秩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