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作为亚洲对达沃斯论坛的回应，是1998年由三位前总理（首相）构想出来的——澳大利亚的鲍勃•霍克（Bob Hawke）、日本的细川护熙和菲律宾的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1999年他们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政府政府建议开办一个亚洲的论坛。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接受了这个想法。首次博鳌论坛2001年在海南岛举办，以后的历届也都在该地。它把亚太国家带到一起——像印度、日本、中国这样的大国；太平洋一端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太平洋另一端的斯里兰卡与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其他“斯坦”，以及蒙古、柬埔寨、尼泊尔、缅甸、印尼和菲律宾。除了博鳌论坛外，世界上还能在其他地方看到以色列和伊朗作为同一组织的成员、其代表在同一栋建筑中出现的场面吗？博鳌论坛的28个成员国占全球GDP的将近40%，人口占全球一半多。但西方媒体却对博鳌报道甚少，这或许说明欧美专注于内部的经济政治问题，对那些展现亚洲影响力的新闻已兴趣索然。

博鳌为亚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讨论问题的平台，它不像冬季达沃斯论坛那样为西方国家主宰。从人口和经济总量的角度看，中国是博鳌论坛最大的成员国。但拿人均GDP来看，中国的排名靠近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以及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与约旦、土库曼斯坦同列，远低于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博鳌论坛较发达的成员国。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发展惊人，但它仍是个相对不发达的穷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以及其发展中国家角色，使中国成为新兴国家集团独一无二的领袖。

因此博鳌论坛的确应该每年在中国召开，并由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主题演讲。习近平4月7日的演讲反映了本次论坛的主题“革新、责任、合作”。他提醒人们注意亚洲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强调有必要反思旧的模式，通过结构改革带来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中国的和平愿望与和平意图。很明显，习近平希望向参会的亚洲国家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中国已准备好长期与亚洲及全世界长期和平合作。

习近平的讲话说明中国政府意识到它需要扮演一种世界性角色，而不只是关心与自己直接有关的问题。但许多、也许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觉得，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与美国并肩的全球协调者，把自身卷入像叙利亚这样的遥远国家的事务。他们的理由是像甘肃、青海等贫困省份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无数农民，以及仍然不平衡、不健全的经济。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出版新书《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描述了中国新的国际地位，以及与之相对照的，中国国内民众对本国国际角色看法的差异性。他注意到，在讨论中国的世界角色时，许多中国人仍感到困惑。对于中国在世界上变得这么重要，他们还不适应。但中国仍在快速增长，因此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重要。

当然，语言是中外沟通的一个障碍。虽然中文课近年来在西方学校变得流行多了，但绝大多数外国人在一生里仍不会去学中文。中文与其他语言的差异太大，需要学五年以上才能达到熟练对话和商务交流的水平。因此中国融入世界需要新一代的说英语的中国人。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已能达到这个目标。一个同样重要但更困难的问题是中外文化交流，不仅是与欧美，还包括印度等并非源于中国核心的古老亚洲文化，这些文化之间需要相互欣赏和沟通。这就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也包括思维方式的更新问题，在这方面，海外旅游和“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可发挥重要作用。

但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你都会看到中国移民社区，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几百年前因战火或饥荒而逃离中国的，但适应了陌生的异国环境中，而且通常也很富有。中国文化也随之扩散，但也许更多是在那些拥有共同理念与价值观的中国社区之内。

因此习近平的演讲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当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不出国，甚至不离开自己所在省份，而只有很少外国人在中国有亲身经历的情况下，中国和世界如何相互了解？历史上的罗马、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等世界性强权国家都是通过战争和武装征服实现霸权的，也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暴力来维持的。中国将不可能被允许以英国人或罗马人的方式使用自身的武力，而且中国人从心底里也不相信暴力是取得和维持全球影响力的方式。中国必须找到合理的方式来实现本国人与外国人的相互了解，并为此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没有外部世界，中国也不可能发展。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应该解决的问题，外国也应投入努力来了解中国和亚洲。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西方主要媒体未参加博鳌论坛一事，是令人不安的。他们应该在场。也许到2020年，当中国和亚洲的国际地位更为提高时，他们就会在场了。（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