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不治。光阴荏苒，倏忽间他离世已整整一百年。对宋教仁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他的墓至今坐落在闸北公园，供人凭吊。但他具体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则不甚了了。至于“宋案”元凶，当时就扑朔迷离，如今更成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那么本文所谓的“百年祭”，因何而祭、所祭何事呢？那要从头说起。
种族革命结束，政治革命开锣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幼读私塾，21岁在武昌结识黄兴，后与之组织华兴会于长沙，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4年底，宋教仁赴日留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编辑，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和国会选举，并成为创建国民党的主要推手——这也是他短暂的人生里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值得细说。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北京湖广会馆宣布合并，成立国民党。其中，同盟会牌子最老、影响最广，民国诞生后又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它何以要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小党，“华丽转身”呢？时势使然。
这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这一点，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
问题是，尽管《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太强势，参议院偏弱，约法有沦为具文的危险。宋教仁主张，当务之急是树立参议院的政治权威，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对总统形成真正的约束。因此，他所言的“革命”不诉诸武力，而是在约法框架下做合法斗争，赢得选举，组责任内阁。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政党。
关于政党政治，在日本游学期间宋教仁已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曾撰写《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借批评晚清几个“政党”之机亮明了自己的见解：“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政党的目的则是靠选票掌握政权，随后按政纲制定并推行其政策。
有完善、清晰的政纲，通过选举上台，这是宋教仁所定义的政党。按此标准，别说民国成立后那些新涌现的党团，连同盟会也相差甚远，严格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党。
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它们都和秘密会社即“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等初创兴中会鼓吹革命时应者寥寥，反而是“下流社会”如三合会等秘密会社较易鼓动。孙转而联络会党，宣扬“反清复明之思想”，本人也加入洪门，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招徕华侨。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力均为会党。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多属知识分子，起事也须仰仗会党，曾与哥老会山长马福益共建同仇会。光复会亦如此，蔡元培拉陶成章入伙，即因他“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
同盟会成立后会党依然是武装暴动的主要来源，徐锡麟、秋瑾谋划安庆起义便依靠会党，宋教仁一度想去东北联络“马侠”（马贼）。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离不开哥老会，武昌起义的新军，也靠会党渗透并掌控。
革命党人自有其苦衷。专制统治下选举型政党缺乏生存土壤，革命者只能利用会党等传统造反势力。但他们清楚，最终目标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民国，所以，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政党取代会党之时。对此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真正的阻碍出在内部。
同盟会四分五裂，宋、孙分道扬镳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处于停滞状态，因惠州起义惨败挫伤了元气，其在国内已无活动基地。而海外保皇会势头迅猛，吸引大量留学生、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几近名存实亡。孙中山之所以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仰赖程家柽、黄兴等人力荐，其地位并不稳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华兴会此后确实停止了活动，光复会则我行我素，骨干如徐锡麟从未入会。这埋下了隐患。
1907年6月，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风潮。起因是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方与孙达成私下交易：孙收取一笔“经济补偿”自行离开。在拨出两千元给《民报》后，孙携汪精卫、胡汉民等赴南洋。未几密约曝光，加上孙在南洋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募集军资债券，却从未告知总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公开进行抨击，宋教仁也颇为不满。经调停，风潮虽平息，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却持续“看跌”，光复会旋重起炉灶，自行其是。这又种下了日后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远因。
实际上风潮发生前宋教仁对孙中山已生恶感。孙曾热衷于推销青天白日旗，想以此作为未来国旗，黄兴则认为该旗样式近似日本太阳旗，而推崇表“平均地权”意的井字旗。两人屡次争执。1907年2月27日下午，黄兴忽然在《民报》报社提出退会，“断绝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众人都来劝说，唯独宋教仁没表态，在当天日记里他分析，国旗只是“小问题”，惹黄兴发怒的主因是某人“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日记发表时隐去了主语，但留白处明显直指孙中山。
为顾全大局，“倒孙”风潮中宋教仁仍比较克制，可孙中山的蛮横再度刺痛了他。面对革命同志的质疑，孙指责这是搞“内讧”，并试图另组中华革命党，未果（宋死后孙立刻如法炮制），对会务更不闻不问。1910年6月，孙重返东京，宋教仁等欲与之商谈改良会务，他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理由，答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孙中山的态度激怒了宋教仁，他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无独有偶，华兴会要角、宋教仁挚友谭人凤也曾评价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1911年，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于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分会。宋教仁谋定了“中策”：在长江流域起事，随后北伐。当年10月10日，中部同盟会组织了武昌起义，宋虽未身临现场，大方略却由他制定。而孙中山，此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刷盘子。
宋教仁“毁党造党”，孙中山“乃同木偶”
孙中山抵达上海在1911年12月25日，最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早结束了近一个月，南北双方自12月18日于南京议和，革命党人已决定，如果袁世凯支持共和，就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故此，孙归国后当选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带有过渡色彩，主要是为了确保袁的名位源自革命政府，而非满清的禅让。
制度设计也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思路。孙力主五权宪法，且须经“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临时约法》则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自负的革命方略、建国程序均未得施行，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激进主张更难获认同，不免有些消极。卸任后他对宋教仁等人推动的“制袁运动”缺乏热情，反“以十年总统相许袁世凯”（邹鲁语），除了真相信袁能收拾局面外，也有意气之争。1914年孙致信邓泽如，用“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来概括这段往事。
孙中山的感觉是对的，“木偶”确实是宋教仁对他的“期许”。
民国初立，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喷发，数月间冒出几百个政党。反观因“反清”而结合的政团如同盟会，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内部诉求的歧异立刻凸显，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于是一方面滥收新会员，鱼龙混杂，另一方面老会员大量流失，呈瓦解之势。
1912年3月，章太炎与张謇合组统一党。张謇为立宪派领袖，章太炎则素与孙中山不睦，其领导的光复会与同盟会貌合神离。两者联手，标志着同盟会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崛起。两个月后，统一党又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其目的，张玉法先生概括道，“并不是集合各党派的政纲而锻炼更健全的政纲，只是网罗更多的人，在政治上造成一派势力”，以对抗同盟会。
共和党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谭人凤觉其“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内部涣散、外遇劲敌，宋教仁一度萌生去意。1912年4月他接受《亚细亚日报》采访，称“于同盟会及统一党均有关系”，甚至表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常感情用事，统一党也未能免此，所以有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
宋教仁最终没有“更组织一党”，而是采取了类似章士钊提倡的“毁党造党”——以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共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被推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等29人被推选为参议。几天后众理事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孙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新党的重要推手是宋教仁，这本在情理之中。诚如前述，他是同盟会里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研究最深的人，留日时翻译过英、俄、奥、美等国的“制度要览”。综观其文稿，在国际法、外交、财政等领域也都做过认真思考，俨然以内阁总理自许。
既如此，宋教仁何不自任党魁？要知道，对孙他一向不以为然。首先是宋未满30岁，资历浅，难孚重望。他服膺的黄兴，军事上敢担当，政治上却甘居孙中山之下，奉行“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的阴柔哲学。经权衡，宋教仁将孙推到前台，还向报界声明功劳全在孙、黄，“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而事实上，国民党理事、参议中“孙派”人物很少。
现实中国民党则照宋教仁的谋划按部就班。他主笔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明确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并对其负责，总统不负责任。由此可窥见宋教仁的“牌理”：通过党内的制度设计把孙中山变成“虚位理事长”，通过落实责任内阁制把袁世凯变成“虚位总统”。
宋教仁遇刺，“架空”梦成空
国民党以架空总统为己任，按理说党首（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应该与之针锋相对。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唱和。
国民党成立仅3天，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宴会，招待孙中山。席间两人互致“万岁”，孙夸袁“富于政治经验”、“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会后，孙公开称十年内不参选总统，中华民国也不撤换总统，袁则特授其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供3万元办公经费。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处厅公布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之八大政策”，囊括了政体、外交、财政等内容，无异于政治宣言。孙中山还告诫同党“竭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史家陶菊隐分析，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人格感召、同舟共济”之心理。实情则未必。宋教仁“挥手腕，敝唇舌”（谭人凤语）组国民党，孙派人物都反应冷淡。迨组党成，孙中山竟然致信南洋同志，称同盟会从此“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对宋教仁欲架空自己的盘算，孙心知肚明，遂与袁世凯惺惺相惜。
当然，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不会只遵循利益。受19世纪起弥漫欧洲并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浸染，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形成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路，其载入同盟会政纲的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的纲领。1912年4月，孙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讲演，宣扬“社会革命”，称：“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这篇演讲稿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又转译成俄文，为列宁读到。同年7月15日列宁撰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的观察是准确的。
孙深深影响了黄兴。国民党成立前两个月，黄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发言：“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国民党成立已3个月，黄还在湘支部大会上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考诸《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无论是5条“对政体之主张”，或10条“对于政策之主张”，黄兴口中的“本党党纲”一点影子也没有。显然，宋教仁是要将国民党打造成选举型政党，为拉拢选票，剔除了同盟会时代的激进纲领（他本人对这纲领也缺乏热情）。因此，尽管孙中山、黄兴同样意识到政党的重要性，也同样不赞同再使用武力，但宋教仁组建的党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党。这是孙派对组党表现冷漠的观念原因。
宋教仁无暇多想。当孙规劝同志“勿逼”袁世凯之际，他正为国会选举四处奔走，步步紧逼。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众议院596个席位国民党拿下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拿下123席，已成国会第一大党。
政党政治初成，宋教仁踌躇满志地从南京返回上海，并投书《民立报》坦陈抱负：“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然而1913年3月20日晚，他即将搭乘火车赴京时遭暗杀，死于沪宁铁路医院。
关于宋案主谋，一百年来有数十种推测，如袁世凯说、赵秉钧说、陈其美说、日本人说等。定论或许不可能做出，遗憾则永难消除。宋教仁致力于整合同盟会，实现内阁制，欲同时架空两大枭雄，终被对手借会党之手除去。
此后，孙派人马另组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并无承袭关系。因此在国民党的法统中，孙中山是当然的“先总理”，宋则地位尴尬——他在历史书中存在，仅仅为了证明袁世凯阴鸷狠毒，而“国父”高瞻远瞩，与之坚决斗争。戴季陶在1920年就大放厥词：“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讽刺的是，“孙记”国民党贬低、抹杀宋教仁，派系斗争、利用地下社会这两大自同盟会时代变传下来的结构性顽疾，却如影随形。而这恰恰是宋教仁想通过组建政党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之死既让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陪葬，国民党也错失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参考书目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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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
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
萧致治、石彦陶等《黄兴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2005年版
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翟国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