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离的台湾发展模式
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孙中山高举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大旗，借鉴欧美的民主制度，设计了“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政治过渡制度。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政权开始推行训政。1946年底，《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决定在一年后实施宪政，实行县市长、县市议员直选，落实地方自治，省长直选，直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总统。
《中华民国宪法》因内战开打，无从真正落实。蒋介石对这部扩张民权、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内心持排斥的态度。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以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为口实，颁布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来扩大总统的权力，不受该宪法的约束，《中华民国宪法》的大部分条款被冻结。
1949年，蒋介石政权退据台湾，实行军事戒严，严密管控台湾社会。面对台湾民众要求直选的呼声，蒋介石政权于1950年推行县市长直选、县市议员直选，落实地方自治，开启了台湾战后的基层民主。加上新台币改革、土地改革、国民党改造、美国的军事援助等，蒋介石政权终于在台湾稳住了阵脚。
通过30多年的基层直选，台湾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基层选举制度，民众得到了初步训练，一些非国民党籍的精英，通过选举，参政议政，与国民党展开博弈，动员群众，竞逐政治资源。蒋介石为了标榜民主，甚至下令党外人士可以当选台北市长，党外人士高玉树能够当选台北市长，与此大有关联。
当然，这种基层民主与台湾民众要求全面直选、回归宪政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维护“法统”，稳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政权下令，“总统”、台湾省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不能直选，人民不得组党、不得办报，言论自由遭到严格限制。
国民党政权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政经分离的发展政策，严厉限制上层民主政治，一党独大，采用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政策，强调均富，扶植民营企业的成长，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绝大多数民众分享了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果实。
这种发展经济、约束民主政治的政经分离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成效显著。国民党政权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政策制定倾向维护公营企业、大财团的利益，压抑了台湾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
台湾社会求变求新
伴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的工商社会，新兴的都市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取代乡村小农，成为社会主导阶级。台湾民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觉醒，开始争取自身的政治权益。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不满现实，向往理想的社会制度，具有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社会大众在享受经济果实后，希望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获得在民主政治中应拥有的自由，对国民党支配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发出重新分配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社会运动迅速发展。许多民众展开自力救济运动，包括“公民不服从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学生运动、宗教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等，在方式和诉求手段上逐渐升级。国民党政权那种封闭、管制式的统治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化的趋势。采取武力镇压来管控台湾社会，也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稳固。
台湾政经分离的发展模式是阶段性的，而非全程性的，随着台湾社会的急剧变迁，弊端显现出来。先改善民生、再谈论民主，甚至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加剧了政治结构的保守性，限制了市民政治的成长。为了实现台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兴的中产阶级要求纠正政经分离的台湾发展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伴随着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解除戒严体制，废除党禁、报禁，回归民主“宪政”。他们指出，由于公权力腐败滥用，台湾社会的公信力日益破损，民众认同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政权僵化、保守的政治制度，已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们主张在现行体制内，逐渐推进政治变革，减少负面影响。
国民党政权长期垄断台湾的主要政治资源，为了维护其统治，以大陆军事威胁为口实，编造出一整套垄断权力的意识形态，散布政治民主化“有碍社会稳定论”、“政治民主化破坏经济发展论”、“政治民主化协助中共亡台论”等。
对此，一些台湾学者呼吁，台湾民主政治的客观条件正在形成，民主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已不是学理问题，而是政治利益与权力分配问题。台湾社会的多元化造成利益与诉求的多元化，导致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国民党“以安定求进步”的政策必须调整，民众要求“在进步中求安定”，应改革政治结构，废除“临时条款”，恢复言论、结社等“宪法”人权，重建法统，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把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重新还给人民，实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自我革新。他们强调，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国民党的成就。国民党应把其标榜的革命民主政党，转型为民主宪政党。
蒋经国暮年强推政治革新
蒋经国自幼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有着扶危济困的入世情怀。年轻时，赴苏联求学、工作，向往共产主义，公开批判蒋介石政权背叛革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也体验到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弊端。回国后，他在赣南推行新政，实践社会主义，招来“亲共容共”的非议。1948年，上海打虎，他想管控自由经济，限制物价，帮助底层民众，因缺乏大量物资，物价改革遭到彻底失败，碰得灰头灰脸，方知单靠行政力量，不足以管控市场经济。
蒋经国在台湾政坛，早期主管特工、情治系统，与军队关系较密切，给人以神秘莫测及恐怖的印象。1972年，他出任“行政院院长”，走上政治前台，搞十大建设，兴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经济，强调均富，“向上发展、向下扎根”，与广大民众打交道，倾听民众的呼声，来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成效显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任“总统”。全面执政后，蒋经国奉行“反共复国”政策。中国共产党首倡“三通”，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在内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在军事上主动采取降低敌意的措施，两岸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大势及台湾的实力决定了“反攻大陆”极不现实，“中华民国”也无法代表整个中国。国民党只能在台湾地区好自为之。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吁，蒋经国小心应对，其大陆政策出现了一些弹性松动。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暮气加重，沉疴日深。作为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蒋经国对国民党政权体制的弊端认识颇深，发起了革新保台运动，重用台籍青年才俊，引起党内保守势力的猜忌。在自身合法性未解决前、权力基础未稳固前，贸然强推政治革新，是十分危险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蒋经国不得不与党内的保守势力妥协，严厉镇压民间的组党运动，反对开放“党禁”、“报禁”。
面对美台“断交”，国民党政权面临法统危机，人心思变。大陆改革开放，缓和两岸关系，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很大的冲击力。国民党因长期垄断政权，用人保守，贪污腐化，“江南案”、“十信案”等相继爆发，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滥用公权力、为非作歹的行径深恶痛绝。
进入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一股民主潮流，韩国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掀翻了全斗焕政权。1986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拒绝民众的变革要求，人民被迫起义，马科斯只得仓皇出逃。台湾在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菲律宾、韩国有相似处。
面对来自岛内外的政治压力，国民党政权若维持旧有的政治体系，不放弃任何政治资源，不向反对势力妥协，或可继续执政几年；若顺应历史潮流，实行革新，放弃部分利益，有可能渡过难关。盱衡岛内外的变局，蒋经国深知，台湾社会已到了政治变革的临界点，与其坐等人民自发行动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如顺应时势，主动自上而下地推动政治革新，放弃部分政治权利，来延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1984年2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名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第七任“总统”候选人。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两人高票当选。
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不可避免。针对蒋家人是否会继承大位，为了打消民众的质疑，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行宪纪念日”发表谈话，“这一年半中却发生了许多灾难。这些灾难，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为的，但是都为国家和同胞带来了不少的损害。经国为此而感觉到寝食不安。今后，只有一本任劳任怨，奋发图强的决心，继续奋斗，来克服一切的艰难，开创国家光明的前途”。关于“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他表示，“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关于“军人干政”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对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讲话表明，国民党政权有回归“宪政”的勇气与决心。
蒋经国将于右任赠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晚年，糖尿病缠身，他几不能直立，靠轮椅代步，自知来日无多，为国民党长久利益计，不能不采取更适应潮流的做法。“向历史交代”的心理也对蒋经国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3月30日，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该议题包括了国民党对内外情势的认识，革新的目标与内容，革新的基本要领等。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革新内容，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和生活建设”、“教育建设”、“国防建设”。其中“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是，“发扬法治精神，整饬政治风气，积极保障人权，清除特权，肃清贪污；筹议加强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强固地方自治，重视民意反映，加强为民服务，并针对未来情势，继续策进整体性国家发展计划”。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政治革新的基调，一切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历经大风大浪的蒋经国知道政治革新的复杂性与冒险性，稍一不慎，不但会遭到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反扑，亦可能使局势失控，国民党政权瞬间崩溃。他权衡利弊，运筹帷幄，坚持“知所变，知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组织人力，认真研究、规划革新的细节。
4月9日，中常会开会，蒋经国圈定12名中常委组成小组，就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议案，进行规划。12人小组成为政治革新的策动机关，每一项革新计划的出台，由该小组提出具体方案，交中常会讨论，再交行政主管部门执行。5月，小组正式提出了六大议题：“1．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2．地方自治法制化。3．国家安全法令。4．民间社团组织制度。5．社会风气与治安。6．党的中心任务。”3、4两条就是指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之后，“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等也纳入了革新的内容。
国民党上层有部分人士，担心政治革新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亡党亡国”，对革新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形成一股阻力。86岁的司法院长黄少谷是党内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
蒋经国分别约见一些国民党元老、党政军高级领导，向他们说明进行改革的意义和决心，引导他们从实际出发，放眼向前看，逐渐化解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加快了研议的议程。蒋经国任命文职的汪道渊为“国防部部长”，试图“确立文人主管国防政务原则”。
政治革新的主要内容
1．开放党禁
组建政党，以反对党的姿态与国民党竞争，是台湾党外运动努力的方向。1960年，雷震等人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获罪入狱。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也与党外组党有关。随着党外力量的成长，组党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1983年9月，党外人士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1984年9月，党外当选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正式成立。国民党指责“公政会”为“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要加以取缔。
对于民间要求组党的呼声，蒋经国一反过去的严厉打压，采取了善意沟通的方式。1986年5月7日，蒋经国指示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以维社会安定。5月10日，台湾大学教授胡佛等人邀请国民党的梁肃戎等人、党外的尤清等人，通过餐会，相互沟通，达成三点协议，“参加人士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进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
1986年7月，公政会秘密组织了尤清、谢长廷等九人参加的组党行动规划小组，具体筹划各项组党事宜。9月19日，参加与国民党沟通的康宁祥、尤清、江鹏坚等七位党外代表，邀请全台党外人士讨论沟通事宜，由尤清、江鹏坚等人组成小组，研究新党的党名、党纲及党章等细节问题。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了党外后援会，党外人士齐聚一堂，原来要讨论党外参加1986年“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各项工作。突然有人提出应趁此讨论组党问题。民主进步党正式宣布成立。在国民党戒严体制和党禁封锁下，台湾第一个反对党终于仓促成立。
民进党是代表台湾中产阶级和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利益的政党。成立初期，民进党只有1000多名党员，与拥有200万党员，掌握政权、军警特等机构的国民党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
蒋经国确定“遵宪、反共、非台独”的三原则，作为民间力量组党的底线，不得挑战“中华民国宪法”。9月29日，针对民进党的成立，国民党高层开会研讨，“行政院长”俞国华、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等高级官员，建议“无党籍人士在公政会问题未解决前，贸然组党，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须依法处理”，不能让步。
蒋经国面对难题，权衡再三，决定对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10月8日，蒋经国在中常会上说，当局正逢艰难，“需要的是冷静，坚定，沉着”，“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历史上有很多此类的例子，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可不慎”。
蒋经国完全可以将民进党的组党人员送上军事法庭，关进大牢。此时，蒋经国却没有如此草率处置。对于党外人士，蒋经国坚持与其沟通，国民党与党外平起平坐，公开承认党外是一股影响台湾的政治力量，以沟通而非以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国民党内的保守力量反对沟通，指责沟通是“丑剧”，姑息养奸，后患无穷，国民党“将死无葬身之地”，盼蒋介石“地下显灵”，“赋予本党主事者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对蒋经国的不满、愤恨溢于言表。
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是即将取消戒严令，二是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准备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局没有承认民进党的合法性，但也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民进党在国民党的容忍下，成立起来。受到鼓舞，1987年下半年，台湾出现一股组党热潮，众多小党成立，国民党的一党统治转变为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格局。
1987年7月，国民党政权宣布解严，《人民团体组织法》仍在“立法院”审议中。1989年1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各政治团体均得依法自由成立，并从事选举等政治活动。
2．解除戒严
1987年7月2日，“行政院”开会讨论《国安法》实施细则，在程序上，只有先通过《国安法》实施细则，解除戒严才能实现。当天，“行政院”未通过《国安法》实施细则。蒋经国闻讯，召来“行政院长”俞国华，要他马上把《国安法》实施细则和“解严案”通过，“绝不准拖延”。俞国华只得遵令，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院会，“完成了这个程序”。
7月15日，蒋经国签署，“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防部长”郑为元副署，发布了“总统令”，宣布“台湾地区自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至此，在台湾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正式被解除。
在戒严时期，台湾人民的各种正常权力受到限制，军事机关权力膨胀，普通公民犯罪由军法机关审判，禁止游行，查禁报纸、杂志、著作等。解除戒严，恢复平常状态是实行政治革新的前提条件。解严之后，人民的部分权利如出入境权利，非军人不受军法审判，人身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得到了恢复。
国民党当局制定了《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在宣布解严的同时“国安法”生效。
3．开放报禁
国民党当局实施报禁的法律根据是《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1987年2月5日，俞国华指示新闻局，研究并制订办法，开放报禁。12月1日，新闻局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解除报禁。根据报业同行的协议，报纸每日出版的张数上限为对开6大张，下限为对开1大张。
解除报禁、增加版面、取消民众办报的限制，给言论自由带来新的空间。民众可以自由表达言论，思想得到解放。报纸家数增多，竞争十分激烈。官营报纸几乎无法生存，不得不调整版面，增加适合民众阅读的内容，顺应时代的要求。
4．开放老兵返乡探亲
1949年前后，约200万大陆民众迁居台湾。80年代许多老兵多次示威游行，要求返乡探亲，给国民党政权造成很大的压力。经过多番论证，在不危及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前提下，本着人道立场，蒋经国决定允许老兵可以返乡探亲。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大量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访友，隔绝了近40年的两岸民间交流重新启动。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等各种交流活动随之广泛开展起来，两岸经贸关系得到发展，两岸邮电间接开通。探亲潮引发的大陆热，使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蒋经国是台湾的政治强人，任“总统”、国民党中央主席，掌控了台湾的党、政、军、警、特大权，一言九鼎，国民党内无人可以向他挑战。蒋经国是国民党政治革新的策划者、发动者、推动者。国民党中央、“行政院”完全服从蒋经国的决策。他强势发起政治革新，其助手、幕僚只得跟进，别无他法。面对党内的质疑、反对声浪，蒋经国主动约见一些党国元老、党政军高级领导，向他们晓以大义，使政治改革及宽容政策得以顺利运作。
政治革新是蒋经国留给台湾、国民党的最后一笔政治遗产。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其开启的政治革新已是不可阻挡。之后，全面改选民意代表、民众直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司法独立、教育改革、健保改革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相继登场，经李登辉时代、陈水扁时代，至今日马英九时代，台湾的政治改革在曲折中摸索，在争议中前行，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