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人们推测中国对于朝鲜坚持进行核试验的行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堪和挫折。外界预计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会在朝核问题上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

然而，此种推测忽视了中方对于多边谈判以及和平稳定的强烈偏好，其将和平稳定视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也忽视了中方对于使用武器或制裁的反感程度。

在中国，中美之间缺乏互信是不断被重复的话题。然而是共同利益的分歧，并非互信的缺乏导致了误解。与美国相比，中国视核扩散为威胁的程度较低。事实上，在中国，无核化经常被诠释成美国得以进行如导弹防御扩张、迫使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做出让步、遏制中国发展等挑衅行为的借口。

稳定性和美方的潜在动机是中方的主要关切，特别是考虑到美国“重返”亚太或“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因此，中方更多地应对美国而非核扩散本身。

当面临来自美方及其盟友的袭击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很大时，中方很可能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其发生。2003年8月，中方在第一轮六方会谈的准备阶段认为美国针对朝鲜核计划的行为或回应会加速战争的发生。当时，很多专家，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徐纬地大校用了紧张的“核危机”一词，并指出美国可能会进行封锁。

2006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中方会先观察美国的举动，再进行相应的反应。尽管核实验过后出现恐慌，包括用“悍然”描述朝鲜的挑衅行为，然而，最后中国的反应更多地是针对美国而非朝鲜。2009年朝鲜核试验时，“悍然”一词再未出现在任何中国官方声明中。接下来在2013年的第三次核试验中，中方的回应仍是提倡克制。

每轮制裁时，中方在很大程度上，包括在中国境内，缓和并平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措辞。尽管中方同意一月谴责朝鲜2012年导弹发射并执行制裁的决议，但中国对于国际制裁的有效性尚有怀疑，而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正为此质疑提供了论据。中方强调美国对于朝鲜的强硬和敌对政策加剧了核扩散。国内照例将此次朝鲜核试验描述成“被迫”进行核试验以及寻求“自保”，因其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着“双重标准”和“核威压”的威胁。

这些措辞映照了描述中国自身发展核威慑力量起源的用词。这并非巧合。中国专家对于朝鲜核计划和其他武器计划背后的逻辑有深刻的理解和共鸣，接受及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比应对美国可能的类似举动更容易。

除了其对朝鲜安全理由的理解，中方对于美国核不扩散努力有明显的保留，因其视不扩散努力最终是为了遏制中国。因此，中方对于朝鲜半岛稳定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其寻求解决核扩散问题的长期方法。中方反而可能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持美国忙碌，劝阻美国寻求可能伤害中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更极端的回应。

如果对中国的动机没有更好地理解，中美双方不可能以美方所希望的方式和深度进行合作。美方以核不扩散这一抽象原则为由想要在朝鲜采取行动是难以持久的。评价美国政策时，中国的基本假设是美国希望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不论是资源开发，绝对安全，还是政体变革。

为了达成其目标，美方应采取相似的逻辑和利益评价体系，来确定在朝鲜半岛的一系列行动中，中方将获利还是受损。例如，中方不太可能签署那些损害其国家经济增长或公司利益的制裁，但中方不一定会阻止那些通过美国孤立某一国家而使中国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制裁。

同样的，虽然中国不愿参加应对核扩散的军事行动，但其可能会被迫参与谈判、制裁甚至反核扩散，以避免可能会动摇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军事或其他极端行动。

了解中国的关注重点可以帮助美国达成具体目标。如果美国能够与中方进行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信息交换，那么中方的合作就可能得以加强，如在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以阻止核技术和材料转移方面的合作。这样做可以解决中美双方的核心利益，并且能够将目前的状态从危机性和应对性转变得更具预测性和合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