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关键词 美国智库 拜登政府 对华政策辩论 中美关系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烈度加剧，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特朗普执政四年来，中美关系在艰难动荡中摇摆。2020年美国大选实现了两党更替，中美关系也迎来重新洗牌的时间节点。如何判断接下来中美关系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外交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美国政治生态中，智库参政是白宫决策链上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界对特朗普政策制定用“高度不确定”加以概括，原因在于其重用“圈外人”而摒弃精英路线。建制派拜登的上台使智库精英重返决策中心，影响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航向。就权力结构而言，美国智库主要通过“旋转门”机制输送政策精英、专业性政策报告的撰写、政策话语的共识塑造等三个路径影响最高外交决策层、政府职能部门、精英舆论和社会舆论。由此，本研究从考察拜登团队的政策表达出发，选取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政策报告做文本解读，并聚焦美国战略界政策大辩论的议题，进而厘清智库影响拜登新政府对华外交决策的运作机理与过程，并尝试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研判。
一、拜登新政府精英团队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随着大选尘埃落定，已近耄耋之年的约瑟夫·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以原奥巴马麾下老臣和嫡系亲随、民主党新生代精英为核心班底、反特朗普的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为补充，组建了多元化的美国第46届政府内阁。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身份转换的“旋转门”效应是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最直接有效的体现。相比特朗普以军方和商界人士占主导的决策团队，拜登的内阁人选既有参政经验，又有智库经历，具有精英治国的典型特征。判断拜登当选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必须先了解其精英团队的人员构成、从政背景、智库属性及对华政策观。
（一）“旋转门”机制下的拜登政策精英团队
围绕各政府职能部门，拜登打造了一支庞大豪华的内阁团队。其中，外交与国防政策团队的智库背景深厚，是确定中美关系的主体力量;经济政策团队的使命首先是聚焦复苏遭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缓解美国国内割裂的政治生态;科技政策团队显示新兴科技利益集团从幕后走到前台，与国家权力结合，影响美对华技术竞争的战略决策。
1.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团队
拜登的外交国防团队老面孔居多，主要包括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等。其中，布林肯谙熟国际事务，审慎温和，注重价值观外交，曾经主持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沙利文、坎贝尔和拉特纳组成的“铁三角”是拜登政府给中美关系定基调的关键核心。沙利文曾创立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国家安全行动组织”（NSA），囊括民主党建制派外交和国安会重要成员。坎贝尔在“印太事务协调员”的位置上统筹领导中国事务、南亚事务与东亚暨大洋洲事务，被外界称为“亚洲沙皇”。他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设计者，曾参与解决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拉特纳对华相对强硬，富有攻击性，也是拜登政府策划“印太战略”的主推手。拜登竞选首席策略师多尼隆与拜登私交甚密。他曾多次协调中美高级别对话，在管道沟通中扮演积极角色。拜登还提名希拉里的外交顾问罗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担任新设的“中国事务资深主任”，并将台湾事务交由东亚曁大洋洲事务主任负责，在政治意义上有意制造台湾的实体身份。拟任国土安全部长的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在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曾牵头与以色列和中国展开网络安全协议谈判。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是美国老牌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该智库在核不扩散和军控领域研究居权威地位，2010年设立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在推动和平解决朝核、伊核议题上谋求加强与中国对话与合作。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曾主导《巴黎协定》的谈判，并推动了中美气候合作议程。杰弗里·普雷斯科特（Jeffrey Prescott，中文名“蒲杰夫”）是耶鲁中国中心创始人，关注中国政治制度与人权政策。国安会其他成员也多有智库背景，如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车维德（Victor Cha）、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科林·卡尔（Colin Kahl）等（详见表1）。
2.拜登政府的经济与科技政策团队
经济团队成员主要由自由派经济专家构成。前美联储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出任财政部长，将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重塑美元霸权和经济强势，支持《京都议定书》和征收炭排放税来应对全球变暖。
作为新凯恩斯理论和全球主义的信奉者，她关注国企补贴、技术竞争和知识产权议题，但反对贸易战，是影响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在众议院亚太裔小组的力举下，戴琦（Katherine Tai）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U.S. Trade Representative）。她曾担任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贸易首席法律顾问，处理世贸组织内与中国的诉讼争端，对华立场相对强硬，预计其将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伊丽莎白·罗森伯格（Elizabeth Rosenberg）专长于对华贸易、金融和能源制裁政策的制定。团队中还有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助理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负责解决亚洲金融危机，也是推动中国加入WTO的政策执行者。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在接受咨询、参政、助选等方面。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展开，美国新型科技集团取代华尔街金融集团搅动政坛，成为未来民主党政府的一大特点。拜登科技政策团队成员多出身硅谷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其中，两位华裔分别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黄妮可（Nicole Wong）和Facebook的奥斯汀·林（Austin Lin）。他们将从法律和技术方面服务于对华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和谈判。值得关注的是，“政商智”一体化的印裔政治游说团体已成为影响白宫对华战略决策的新兴力量。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D. Harris，中文名“贺锦丽”）为印裔，代表硅谷印裔科技巨头的利益，曾支持通过有明显排华倾向的“S386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随着印度国力和战略地位的提升，印裔学者在美国战略界话语权上升。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拉贾·莫罕（C. Raja Mohan）、希夫纳·图克拉尔（Shivnath Thukral）等印裔学者在印太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拜登团队对华政策的基本主张
从执政背景看，拜登总统身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统多年，亲历中美建交四十余载的风雨，既是接触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沉稳的性格有助于上台后对华做出理性决策。拜登和他的团队在对前两任总统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和扬弃后，初步明确了对华战略的定位与底线，将解决国内问题、谋求盟友共识、重塑美国优势和领导力作为未来对华政策的基石。
1.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
有美国学者认为，当前，“世界正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转向两极世界，首次出现一个真正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
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定性是政治“威权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贸易“重商主义”、外交“修正主义”，因此中美关系“现状不可持续。”
按照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说法，既要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又展开战略竞争是美方可取的“中庸之道”。
2020年10月25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了其给现阶段中美关系的定位：“中国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是最大的竞争者（competitor）”。这一表态否定了特朗普将中国视为“对手”（rival）或“敌人”（adversary）的论断，也与奥巴马的一般性“伙伴”（partner）定位有很大差别。新任国务卿布林肯视中国为“最大挑战”，主张与中国进行“基于有利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全面竞争”，辅以军事威慑，但支持中美高层接触以避免误判。
拉特纳主张中美关系应该超越遏制范式，呈现“有限竞争”和“必要合作”的图景，即根据事态和领域进行选择性竞合，定位更加长远。
贝尔指责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主张对华政策纳入更多“良性竞争”（stable competition）元素，同时以预防性外交避免军事对抗。
他还与沙利文联名撰写《避免灾难性的对华竞争》一文，称美中已进入“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阶段，“但竞争须以警惕和谦逊的态度进行，而非期望改变中国。”
这一观点代表了民主党精英对中国看法的整体性转变，被称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类似提法还有约瑟夫·奈的“合作性争夺”（cooperative rivalry）。
2.强调“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
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和鹰派主张中美脱钩，将供应链和产业链从中国全部转移出去，为“即将到来的新冷战”做准备。拜登团队意识到，“新冷战”和“脱钩”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2020年7月2日，拉特纳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强调，“中美竞争不是冷战重演。”
第一，中国不是“第二个苏联”，既没组建反美集团，也未发动代理人战争。与冷战对立不同，中美经济交流密切，中国已融入国际体系，中美竞争是有限度、差异化的，而非全面对抗，军事联盟、地缘遏制或全面经济战都不适用。第二，“全面脱钩”（all-encompassing decoupling）口号会导致华人遭受种族歧视，也将使美国失去了解和进入中国的机会，无法影响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第三，“贸易脱钩”等同于“自我孤立”，“关税战或陷入新冷战陷阱，”
由于存在共同利益，两国“既不能走向冷战，也不可完全脱钩”（No cold war， No decoupling），
可“设定条件后再行合作”。同时，美国应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以多边主义规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对外行为。第四，中美在“有限脱钩”的模式下展开科技竞合。谢淑丽借用军事学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策略来确保美国科技优势，即以负面清单、出口管制、限制华人华资介入为“高墙”，把核心技术封锁在“小院”之内，在非关键技术领域可以与中国合作。对此建议，拜登团队表示赞同，并积极纳入对华科技政策制定的考量之中。
3.对内推动“中产阶级外交”，对外重返多边体系，加强“价值观外交”与“民主联盟”构建
2020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美國为何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称“美国回来了”，回归“以规则、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民主和开放社会”，具体包括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填坑修补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起一项把内政外交相结合的综合性项目研究，设计出一条在竞争语境下重振美国经济、解决民生和社会问题的全面复兴之路。在沙利文的参与和推荐下，“中产阶级外交”作为拜登政府笼络人心的新外交政策得以推出。面对中美“体制竞争”（system competition），拜登团队除了将战略关注点转移到“提升自身竞争力”上，还强调以“意识形态竞争”制衡中国崛起。
坎贝尔认为，“过去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中美双边闭门会谈过时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让相关方广泛参与的战略对话结构。”布林肯在2018年主持成立的小型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参与中心（the Penn Biden Center for Diplomacy and Global Engagement）除了用以招兵买马，还与“自由之家”、乔治·布什研究所合作，为召开“世界民主峰会”（summit of democracies）做准备，以“重振自由世界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标”。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罗拉·罗森伯格原本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保障民主联盟项目”（Alliance for Securing Democracy），普雷斯科特一直关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人权政策，他们将共同致力于对华发动价值观外交攻势。
二、影响拜登对华决策的代表性智库与政策报告
拜登团队精英多来自于自由派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新美国基金会（NAF）。他们的政治光谱与民主党中间偏左的外交基底相吻合，都主张温和包容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反对激进保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团队的一部分成员来自共和党保守派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以及跨黨派的合同型防务智库，包括兰德公司（RAND）、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FSI-CISAC）。
此外，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民主中心、美国进步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也是民主党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来源。
作为民主党精英的大本营，布鲁金斯学会拥有美国智库中最权威、最全面的知华派群体，影响力巨大。坎贝尔和弗卢努瓦在2007年打造的新型防务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已经成长为民主党御用防务智库。奥巴马注重对华接触，外交团队多来自布鲁金斯学会;拜登注重竞争，偏爱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素来有“冷战思想库”之称，是美国亚太安全、台海问题研究的重镇，与中央情报局、台湾当局关系密切，由于其近年来主张较前温和，符合民主党“相对强硬”的竞争路线。
智库具有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先导作用。“中美已进入全面竞争的时代，为了取得胜利，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霸权的地缘战略联盟，一个经济联盟来抵消中国商业力量的胁迫，一个技术联盟以确保中国在21世纪不占领创新的制高点，以及一个能够阻止北京改写世界规则和规范的治理联盟。”
根据这一思路，近期各大智库纷纷组织撰写和发布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提交给最高决策层或相关职能部门。依照议题关注度高低依次为印太战略、技术竞争、价值观冲突、多边规制、台海问题。综上考虑，本文选取这三个典型性智库的对华政策报告进行文本解读。
（一）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对华政策总框架
布鲁金斯学会设有三个研华机构，组建对华战略计划小组，小组负责人拉什·多西（Rush Doshi）被任命为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2020年11月17日，由华裔李成（Cheng Li）领导的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与保罗·格维尔茨（Paul Gewirtz）领导的耶鲁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联合发布了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外交框架。第一，肃清特朗普外交遗产。这包括废除联邦调查局的“中国项目”;重新开放美驻成都总领事馆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结束管制性贸易（managed trade）政策，就结构性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淡化汇率和贸易失衡;与盟国协调经济政策，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中国就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作用进行谈判磋商;确保美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对中国保持开放。
第二，避免对抗，展开合作。这包括重新启动中美气候合作;测试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减少中美关系的风险，增加危机管理;振兴与中国的法律和治理合作;制定在新冠疫情上和中国合作的新方法。
第三，应对中国挑战，与中国竞争。这包括在东南亚与中国进行经济竞争;优先考虑同盟关系，以渐进方式恢复与华对话;制定与中国打交道的替代经济战略;制定多边技术和网络安全政策，解决中美数据安全问题。第四，恢复人权对话。其中包括要求中国改变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政治打压”;恢复美国在中国大陆、香港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培养中美社会之间的联系，支持中国“国内改革者”;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制定人权规范开展公共外交。报告建议新政府应从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制定具有连续性的对华政策。
（二）新美国安全中心提出制衡中国的策略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在地缘竞争上从亚太区域向印太区域转移，在领域竞争上从经贸领域向科技创新领域拓展，在博弈主体上从单打独斗向多边规锁转变。新美国安全中心紧扣现阶段中美竞争的上述三个关键性导向，组织专家团队和社会网络资源进行重点策划，为新政府上台后制衡中国提供备选方案。
1.深化印太战略
出于压制中国崛起的势头和地区影响力的增长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1月正式提出构想已久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国周边主要陆海通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实施地带成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根据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时任CNAS副主席的拉特纳牵头组织团队对“印太战略”进行独立评估，研究人员来自国会两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0年1月28日，CNAS发布题为《迎接中国挑战：更新美国印太竞争力》的报告，重申《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的判断：“国家间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
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须加快印太战略的实施。第一，构建地区“微多边”排华机制，维持常规军事威慑，发展新型联合作战方式，包括探索美日印三边联合防务，促使美日韩三边合作回到正轨，建立美法印三边财团，主办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第二，侧重在东南亚塑造共同行动愿景，支持印度作为军事平衡力量给中国制造安全困境，促进与印太盟国和伙伴的外交，与欧洲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第三，促成新的高标准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支持印太地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项目、援助计划。第四，积极参与亚洲多边组织，主办印太地区首脑会议，利用盟友、伙伴来影响美国未加入的上合组织、亚信会议、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第五，落实数字外交，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
不过，从发表在2020年《外交事务》上的署名长文到民主党的2021年政纲，拜登一直回避“印太”一词，有意淡化共和党的印太战略。
2.谋划数字竞争战略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突破，国际关系也进入了数字时代。中国致力于推动大数据、5G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使之成为连接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数字经济、数字安全和数字治理也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集中体现。CNAS总裁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早在2011年就提出把“互联网自由战略作为颠覆他国政权的外交工具”，在2017年又提出构建亚洲网络安全的路线图。
在西方持续炒作“中国数字威权”（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背景下，拉特纳在《外交事务》上呼吁美国应尽快设计出在数字领域与中国竞争的计划。
2020年9月10日，CNAS发布了名为《设计美国数字发展战略》的报告，鼓吹將战略重点放在中国周边地区和邻国，优先与“摇摆国家”进行“巧接触”（smart engagement），把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作为支点结成广泛联盟;促使发展中国家放弃中国的数字服务和产品，保持“经济主权、决策自由以及自由的治理模式”;与地区盟友协作深化印太数字发展战略，组织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和云计算互操作性标准的盟友对话、智库交流;国务院和商务部共同领导由行业高管组成的美国“数字代表团”进行海外商务外交;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机制，跟踪和评估中国在海外的数字项目;扩大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对数字技术的资助，对“数字监管体系不自由”的国家建立“开放、自由”的数字生态系统。
3.绘制对华竞争的跨大西洋路线
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SC）讨论中，“重新发现西方”成为欧美双方的战略共识，“西方”能否在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制定联合战略成为跨大西洋关系的核心议题。10月20日，CNAS发布《绘制应对中国的跨大西洋路线》报告，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西关系，改善美欧关系。“中国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竞争，根本上是政治制度和世界观的竞争，所构成的挑战已使美欧利益趋同，并渗透到跨大西洋政策议程中”。
为此，美欧应加强跨大西洋对话，推动北约组织应对北京的挑战，减少对华依赖，就技术、投资、贸易和全球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出竞争路线图，包括通过政府跨部门合作、投资审查、共享商业情报、多边出口管制来限制关键技术流向中国;建立美欧日三方合作的技术联盟，共同开发支撑军事能力的未来技术;联合研发和部署5G接入网络解决方案，开发数字基础设施替代项目;重启跨大西洋贸易谈判，促进供应链环节多样化，创设美欧投资资金，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利用WTO、反垄断政策、工业标准制定、国家筛选机制来抵制中国的国企补贴、税收减免、低成本贷款、贸易和投资壁垒;建立保护数据隐私的规范和标准，调整法规;改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促进民主规范，寻求建立更大的同盟和价值认同的利益伙伴共同体。
该报告内容与拉特纳、罗森伯格的政策表达高度吻合，是对拜登政府意图“联欧治华”的政策分解和具体化。
执笔人朱莉·史密斯（Julie Smith）曾是拜登任副总统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在资政渠道上有着极其特殊的身份优势。
（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打造对台政策新思维
“台湾牌”一直是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近年来美国“一中政策”的认知发生动摇。2018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亚洲再保证法案》，正式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展开高调而又实质化的合作，对中国和平统一构成新的挑战。2020年1月，由CSIS中国权力项目负责人格拉泽（Bonnie S. Glaser）和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牵头，发起跨党合作的对台政策特别工作组，成员涉及13个智库的专家学者、多名前美国驻台高官、利益集团（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美台商会），背后还有台湾当局的“官方”背书。2020年10月，CSIS出台《走向更加强大的美台关系》报告。报告虽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特别强调“对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
这六项保证是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蒋经国在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发表前沟通的产物。确切文本一直保密到2020年8月，美国政府解密并公布了两份相关电报，内容即美国对台湾当局保证在与大陆谈判中：不商定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不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与中国协商;不在台海两岸起调解作用;不修改《台湾关系法》;不改变其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不施压要求台湾与大陆进行谈判。原文见https：//www.ait.org.tw/our-relationship/policy-history/关键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地区六保证1982/。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提出一系列助长“台独”的新路径。第一，扩大美台双边合作，如技术安全、全球供应链、网络经济间谍、劳动力市场和能源供应。第二，启动美台贸易协定（BTA）的试探性谈判，规则向《美墨加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看齐。亲台华裔戴琦入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明国会内的长期障碍已经解除。第三，协助台湾当局加入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计划（RCEP）、“民主十国集团”（D10）及太平洋岛屿对话倡议，扩大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的合作，并将台湾纳入旨在取代“一带一路”倡议的“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加快融入所谓印太“民主治理”进程。第四，加强台澳日联盟，采取对外援助项目的联合行动和1.5轨道三边战略讨论（Track 1.5 trilateral strategic discussion），议题涉及出口管制（如半导体）、网络安全和IT供应链等。第五，扩大美台防务对话范围，定期对台军售，准其与日澳共享情报，发起一项太平洋威慑计划（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以解决地区日益恶化的军事平衡问题。第六，扩大台湾当局对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和多边团体的参与度。第七，加强与台湾当局各“政党”的接触，介入和调解岛内“政党”之争，保证台湾政治精英的忠诚度。第八，国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接触，国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台湾问题听证会。第九，向台湾美国研究所（AIT）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增加对台湾富布赖特学术交流和博仁奖学金项目（Boren Fellowship Program），培养从事美台安全事务的人才。
2.炮制“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论”。面对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强硬派认为“中国威胁”来自物质实力和强势政权的结合，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长期战略意图已出现激进转变。第一，“中国运用‘锐实力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重塑国际规则、规范、标准和机构。从长远看，这分裂和削弱了民主政体的吸引力，是西方的‘系统性对手。”为此，“美国必须以‘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方式对华施压。”
第二，“‘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外交领域构建‘统一战线、取代西方联盟的策略。‘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现有的国际机制，塑造了沿线国家的观念和政策，侵蚀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根基”。
第三，中方否认西方普世价值存在，重新定义现有国际规范，在“民主尚未扎根”的地方强化“威权主义”，因此建立“民主政体共同市场”才是解决之道。
第四，“限制参与侵犯人权或其他威胁活动的中共官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签证。”
这些言论在共和党政府颇有市场。2020年12月初，即将下台的特朗普政府发布针对中共党员和统战部人士的签证限制，无论对中美官方还是民间交往都造成巨大阻隔。这种意识形态竞争在拜登任内初期预计还要延续下去。“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拉·罗森伯格近年来对华言论极不友好，称“中国利用信息战给民主政体带来挑战，”
“民主是武器，数据是力量，信息空间是战场”，要明确“维护一个支持民主政体和关闭威权扩张的全球体系，就要分清朋友是谁，优先考虑他们的价值观。”
（二）对华温和派的政策主张
在温和派看来，弗里德伯格主张对华实行“好战而强悍”（belligerence and muscle flexing）的“推回”政策（push-back policy）罔顾事实，且对中国制度“理解不足”。
他们对强硬派学者的对华认知谬误和错误的政策导向展开辩论，但在人权议题上没有摆脱身份政治的困扰，与强硬派的观点大致一致。
第一，否认“接触政策失败论”。温和派眼里的“接触”不仅限于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在于改变其对外行为。“中国拥抱全球化，认同相互依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推手，接受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军备控制。”“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改革，而不是颠覆性的‘另起炉灶。”
这些都证明对华接触的有效性。单纯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和技术体系之外的提议“是缺乏历史眼光的体现”，正确做法是“在国际机制内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是听任中国以‘一带一路恢复传统的国际秩序”。
强硬派主张“阻止中国工业间谍活动和限制中国学者”的政策需謹慎行之，以免助长针对亚洲人的歧视和影响人才引进。同时，企图以持续性对抗（sustained resistance）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迫使中国接受“改变政权特性的改革”的极端做法会强化中国民族主义，削弱美国对中国社会的“亲和力”。接触才有合作，中美合作不仅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有更广泛的全球意义。“像新冠疫情之类的软安全问题迫使我们认识到，在互联世界中的‘脱钩或‘自力更生都是危险的错觉。”
第二，否认“中美地缘政治竞争论”。温和派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并非“削弱美国安全保障的可信度”和“破坏民主联盟网络”。2020年民主党的纲领也提到“中国挑战并非主要来自军事挑战。”与西方相比，中国经援“没有更多的地缘政治动机。”
虽然中国在广度和规模上带来巨大挑战，但自身弱点将限制其崛起，如对周边领土争端的长期焦虑、军事力量不具备全球投射等。
鹰派论调的“排他性和险恶的政治意图”否认了中国作为正常国家的“正当防卫权利。”相反，中国现有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近海威胁，抵制周边有争议主权的长期挑战。“对抗性竞争”和“重建在中国边界的军事主导权”必然会导致地区稳定的破坏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而可行之策是“确保任何一方都不能控制中国沿海地区的领空和水域”，“确保能够在海上对中国空、海力量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以此威慑中国而不是领土攻击;在南海问题上，与其与亚洲大陆国家建立脆弱的联盟关系，不如以“合作式螺旋”（cooperation spiral）推进创造性外交，促其回归国际法、规则和克制;在台海问题上，“放弃‘一个中国”和“阻止两岸和解”的政策将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既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也不符合台湾民众维持现状的要求。由于中美在空海、网络和太空领域危机升级的风险越来越大，温和派呼吁华盛顿应与中国接触，纠正地缘政治竞争的做法，特别是要建立和加强严重不足的危机管理机制，增加对话沟通的机会，最高领导层要参与维护“运作信任”。
第三，否认“中美意识形态竞争论”。温和派认为，所谓“中西方分歧来自专制的中国政治体制”歪曲了历史事实，中方的国际关切源于“长期存在的民族信仰和文化态度，且早于共产党的存在”，包括“对西方殖民的怨恨”“对中国崛起的自豪”以及“对政治自由化进程可能危及国家繁荣和稳定的担忧”。强硬派对中国外交做了过度解读，中国在传统上以自我为中心，而非意识形态扩张，并未向外输出政治模式，对外发放贷款时也不区分“民主国家”与否。由于对华贸易往来远高于美国，许多国家不愿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队。因此，国际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共同危险”并不存在共识。强硬派所谓“‘命运共同体是统治发展中国家的诡计”的论调也别有用心。实际上，“中国没有强大盟友为其提供实质性支持，朝鲜和巴基斯坦对北京没有太大帮助”，这不过是“赢得国际社会的宣传口号。”同时，温和派警告强硬派要尊重中国，放弃颠覆中国政权（regime change）的企图。中国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党国一体”（party-state）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结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并与外界接轨，有执政的合法性。虽然现阶段中国尚面临严重的环境、社会、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卫生问题，但美国不应低估中国政府通过反腐运动、军队改革和扶贫攻坚战等赢得公众的能力，避免滑入弗里德伯格描述的“黑白对立的镜像”之中。
第四，反對妖魔化中国，呼吁合作抗疫。首先，温和派提醒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须谨慎、务实，承认中美经贸往来与全球性问题合作的现实价值，同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建立“力量均衡”的亚洲。将中国定性为“重商主义”，忽视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以及“资本和市场激励下的经济繁荣”。2019年2月12日，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声明，认为“美中关系正处于危机时刻，美国须避免过度反应，不可驶入脱钩的轨道。”2020年4月3日，两智库再次呼吁美方通过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构建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的框架机制。
声明得到93名美国战略界精英的联名支持。名单中既有傅高义、兰普顿、约瑟夫·奈、易明、贝德、沈大伟、艾利森、傅泰林等知华派智库专家，也有奥尔布赖特、谢淑丽、洛德和洪博培等前政要和外交官，还有布林肯、沙利文、弗卢努瓦、威廉·伯恩斯等拜登团队的核心成员，充分体现出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合作抗疫的共识。
这场大辩论在总体上就对华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形成了共识：“接触”并未完全实现目标，反而壮大了“强敌”;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大辩论反映出美国智库的党派属性和路线之争，也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智库源头与演化路径。拜登团队
成员在这场大辩论中的观点，无论在对华强硬派还是温和派中都有所体现，突显出对“中美竞合”的政策共识。
他们经过思想碰撞、观点交流和方案比较，形成了更加缜密有章的对华政策，需认真对待。
四、结论
综上，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在短期将有所缓解，但利弊皆有。乐观而言，自由中间派的民主党政策精英取代共和党强硬派和右翼保守势力入住白宫本身就是利好。拜登新政在精英政治逻辑运作下有较大确定性，将部分纠偏特朗普对华外交政策，战略语境将从“新冷战”转向“竞争性共存”。中美战略诉求在不同层次上都有回旋余地，美国希望维护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发展权。悲观而言，中美关系从“自由落体”到“止跌回升”的转变是不现实的，其对华战略调整也是自身调整，面临诸多困境。相反，拜登政府不会轻易放弃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的既得成果，而是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对中国是否愿意在未来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进行耐心观望和战略试探。美有可能在修复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利用印太战略、数字战略、跨大西洋关系、台海问题作为主要抓手，对中国进行组合式制衡，“经济有限脱钩”与“技术加速脱钩”的趋势仍会继续。
就议程而言，如果以印太战略或台湾问题开局，中美竞争易趋向恶化;如果从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防控等多边议题开局，可为中美合作创造对话机会，缓和气氛。总体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脱胎于奥巴马的“接触政策”和特朗普的“冷战对抗”，战略语境从“新冷战”转向“竞争性共存”，将在所谓“不脱钩”“不冷战”的基调下，形成“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竞争、选择性对抗”的基本模式，“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
进而言之，“即便竞争不可避免，也需要合作管控好竞争，中美构建‘合作-竞争（cooperative competition）关系是可能的。”
民主党善于打组合拳套路，对华政策调整有“全方位”“多议题”联动的特点。中国须建立内外联动的机制，一方面正视在结构性矛盾下中美竞争的客观事实，做好“二次改革”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课，控制好竞争-合作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推动多边合作与文明对话，避免竞争导向“泛多边化”“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修复中美关系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智库外交首当其冲。中国智库可就危机管控、政策试探、规则谈判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功能性工作。此外，中国外交还应建立本国特色的智库“旋转门”机制，让更多学者型官员进入外交决策层，为中国和平崛起历练出更多卓越的外交家。当前，美国智库已完成新老更替，老一代知华派已退出政治舞台，近年来有“中国情结”的麦克法夸尔、布热津斯基、傅高义等学者相继离世，预示着“一个以尊重、理解和交流的方式对华研究的时代结束了”。在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当下，美国中生代学者过于关注现实，强调分歧冲突，对华态度趋向强硬;新生代学者擅长语言、理论和技术性细节，但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感情认知和换位思考的精神，影响了中美智库交流的效果，也对双方高层决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干扰。如何确保战略互信是中美外交长期面临的困境，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推动中美对话机制早日恢复，主动参与议程设置，争取促成中美新的战略稳定，创造性地锚定中美大局实现“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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