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读经热”。“经”的本义是织之纵丝，先有经后有纬，因而引申为纲纪，后来用以指称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庄子·天运》篇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当前“读经热”所读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读经教育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作用，但从读经教育实践来看，其中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偏向。

一是精华、糟粕不加区分。儒家经典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其中的崇圣意识、君权意识、道统意识、权威意识、复古意识、臣民意识、民本意识等，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有，对此我们在读经教育中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例如，《论语》、《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其中宣扬的尊卑等级观念，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已经不适合现代生活，是与现代民主观念背道而驰的，属于糟粕。我们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国家，需要让学生从小培植起现代公民意识。而与公民意识尖锐对立的正是传统的臣民意识，臣民意识多一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进程就艰难一分。学生年幼，尚无辨别是非正误的能力，思想上常常先入为主，因此，对于《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我们决不能兼收并蓄、不加辨析地传扬与灌输，而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以免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抵触或背离。

二是将经典的内容功利化、庸俗化。这是当前读经教育的一个误区。据报载，某老师举了“超市先赠送礼品吸引顾客，然后从中赚钱”的例子，让学生说出《老子》中哪句话可以解释这一行为，有一个学生说出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受到老师的表扬。殊不知，这种解释完全脱离了老子的原意。“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见于今通行本《道德经》三十六章，原文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在这里是告诫统治者，治理社会宜无为，宜守弱守雌，因为在老子看来“反者道之动”，太张了就会合，太强了要转弱，过盛则衰，占有太多就会失去，因此统治者行政务必小心谨慎。正如高亨先生指出的：“此诸句言天道也……老子戒人勿以张为可久，勿以强为可恃，勿以举为可喜，勿以与为可贪耳。”把“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理解为谋取私利的方法，显然是对老子本意的曲解，也是将经典内容功利化、庸俗化的一种表现。再如，有人把《论语》视为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欢乐的秘诀，提出只要改变自己的内心，把世上一切（包括受到的伤害和遭遇的不公正）都看成是合理自然的，就能使我们安心于既定的环境而怡然自乐。这种认识与《论语》的主要思想（或者说孔子思想的主导方面）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的：“……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在读经教育中，把古代经典的内容功利化、庸俗化，不仅降低了学生的认识水平，也有损于经典本身所固有的思想价值。

三是“填鸭式”死记硬背。封建社会的私塾里让儿童背“四书五经”，经常出现背不上来而被先生打板子的事，为什么？因为对于缺乏生活经验、缺乏必要的理解力的儿童来说，在教师未加讲析的情况下，经典字句基本上是一大堆无意义的材料。这样的“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的读经教学，从学生的角度讲就如同“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虽可能一时背会了，但很容易遗忘。心理学、教育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记忆”与“理解”二者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学习古代经典，即便是成年人，也需要一个学习消化的过程，需要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我自己的教学经验表明，应当让学生在主动思考、切己体察中自然而然地有所记忆。所谓“切己体察”，就是在读书时联系自己的固有知识、社会经验、人生感悟等来理解认识。朱熹说：“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又说：“取《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切己体察，着己践履，虚心体究。”为师者宜善为引导学生在独立思考、必要的质疑与论辩、个人生活体验中自觉地理解领悟，与其已有的知识储备、人生经验贯通起来并产生新的认识，达到像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样，记住的东西也不容易遗忘。

总之，今天我们让学生读经的目的，是要他们通过学习变得更智慧，而绝不是更“愚”。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我们从事经典教育，理应比孔子站得更高。

（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3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