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钟彦先生谙熟文字学、音韵学、经传诸子之学，在《诗经》音韵训诂、义理辞章、《诗》学基本问题研究等方面，都有创造性发展，贡献卓著。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突出特色，一是留意政教，注重《诗经》的思想性；二是常以诗家眼光、从文学创作的视角论析问题。其《诗经》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之处。
关键词：华钟彦；诗经研究；贡献；特色；方法
作者简介：边家珍（1965—），男，河南杞县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吾师华钟彦先生（1906-1988），原名华连圃，以字行，辽宁沈阳人，当代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人、河南大学教授[①]，著有《戏曲丛谭》《花间集注》《中国文学通论》《诗经会通》《诗歌精选》等，又有《华钟彦诗词选》《华钟彦诗词选补编》行世。在华先生现存各类著述中，《诗经》研究占有不小的比重，贡献卓著。夏传才先生《二十世纪诗经学》讲到粉碎“四人帮”后从事《诗经》研究的老专家时说：“这些老专家大多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高龄，他们的著作以深厚的功力，在训诂、音韵、诗义诠释、基本问题的探讨等方面，对传统作了总结和新探讨，各有创造性发展。”[②]华钟彦先生无疑是这批老专家中重要的一员。大概由于华先生的《诗经》研究成果时间跨度大、散见于数处、未得及早整理出版等原因，知者不多，流布不广。总结华先生《诗经》研究贡献的文章亦不多见，据笔者查阅，这方面的论文仅有1篇，即张应斌先生写的《华钟彦的〈诗经〉研究及其学术精神》，此文综论华先生的《诗经》研究，力图彰显华先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③]，有创始之功，但限于篇幅，不少内容似未能具体展开。兹不揣谫陋，试论述华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特色与方法，以资学界同仁参考。
一、华先生《诗经》研究的贡献
华先生的《诗经》研究著述，始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迄于80年代，兹依照时间的顺序，胪列如下：
（1）《孔子未曾删诗辩》，载《河北省立女师学院期刊》1934年第2期。
（2）《中国文学通论》，油印本。此书是华先生1930年代在河北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时的自编教材，后收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华钟彦文集》。其中的《论诗（上）——诗三百篇》部分，约4万字。
（3）《〈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4）《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第7期。
（5）《〈诗经·七月〉诗新解》，收入《华钟彦文集》。
（6）《关于毛诗序若干问题的理解》，载《古籍整理》1987年第2期。
（7）《诗经十论》，这是华先生为河南大学中文系85级先秦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课的讲义，收入《华钟彦文集》。
（8）《诗经会通》，收入《华钟彦文集》。
（9）《〈诗经会通〉新解》，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10）《〈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载《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诗经》学史方面的研究。此类成果侧重于采诗说、删诗说、六笙诗、六艺、诗乐关系、毛诗大小序、今古文经传等问题，以《中国文学通论》《诗经十论》《关于毛诗序若干问题的理解》等为代表。《中国文学通论》虽是自编教材，但学术性颇强，其中的《论诗（上）——诗三百篇》部分，包括“源流”、“删诗辩”、“诗序”、“体制”、“文艺”五节，每节又分若干小题目，如《诗序》又分（1）大小序之分别问题、（2）大小序之作者问题、（3）大小序之价值问题。《体制》又分（1）六义、（2）四始、（3）南风、（4）和诗、（5）诗乐。《文艺》又分（1）辞句、（2）音韵、（3）情意。各小题目之下，又有若干细目。《论诗（上）——诗三百篇》大体上用文言写成，长达4万字，全面、系统而又不乏深入探讨，是华先生覃思精研的《诗》学成果，很值得重视。二是《诗》义解读类的研究，以《诗经会通》《〈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等为代表。《华钟彦文集》中刊布的《诗经会通》，是华先生晚年所撰的未完稿，包括《诗经》篇目31篇，涉及国风、大小雅及周颂部分，着重从文字声韵、义理辞章等角度，参酌诸家之说，讲解章句，阐释篇义。三是《诗经》赏析类，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等为代表。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三类中也有不少交叉重合之处。
笔者个人以为，华先生这些《诗经》研究著述中，学术价值突出、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有助于推动《诗》学发展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
《七月》是《诗经·豳风》中的名篇，诗中主要描写了农夫们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情况，也包含着感情的抒发。诗中的时间表述，除了某“月”之外，还出现了“一之日”、“二之日”等，引起了理解上的分歧。华先生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认为“一之日”为初吉，“二之日”为既生魄，“三之日”为既望，“四之日”为既死魄，也就是把“一之日”至“四之日”当作一月之内的不同时间段。（2）把“一之日”至“四之日”视为冬天的“四九”。（3）谓“一之日觱发”应读为“一之，日觱发”，解作“一来呢，……”；“二之日栗烈”读为“二之，日栗烈”，解作“二来呢，……”，其余类推[④]。这三种说法，貌似各有各的道理，当时甚至造成了同一所院校的授课教师持不同观点、难于统一的情况。这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认识到《七月》诗中存在不同的历法。华先生撰写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是分三个方面来辨析这一问题的：一是“怎么见得有不同的历法？”二是“怎么见得《七月》诗中包括着两种历法？”三是“为什么《七月》诗中要用两种历法？”文章以极其耐心的口吻，借助于详实可靠的古代文献资料，运用《七月》诗中所载的自然现象和生产生活活动与十二个月的节气互相比对的办法，并结合诗中词句的内证详加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诗因非一时一人之作，表示出两种历法。原因是古代帝王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商周二历都不如夏历比较实际，故民间虽在商周时代也有使用夏历者，所以周初豳地人民常有习唱使用夏历的传统民歌或用周历创造的民歌者，以致本诗出现两种历法。凡言蚕月、四月、五月……十月皆指夏历；凡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指周历。”[⑤]文末还附有《三正相互参差表》，以方便读者参阅。
《七月》诗中存在不同的历法，其实早在《毛传》中就提到过：“一之日，周正月也。”[⑥]大概因其言之过简，更无论证，使人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尽信，而疑之者又生新说。华先生的《〈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论据确凿，说理绵密，解蔽发蒙，廓清众说，先是在《历史研究》杂志1957年第2期上发表，又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诗经研究论文集》中，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关《七月》诗中历法问题的争议，至此而基本停息。
（二）对《诗经》音韵的研究
华先生长于声韵之学，有丰富的作诗填词的经验，他特别重视对《诗经》音韵的研究，不少地方都有所涉及。
华先生时常强调《诗经》的乐歌性质，认为“诗是乐章，重在歌咏。诗与乐古本合一，自乐言之为乐曲，自诗言之为乐章。秦火之后，乐亡而诗独存，诗虽不能弦歌，而讽咏则不可废”[⑦]。他以《七月》为例，说此诗“按照音乐的要求，分为8章，每章11句，大量保留三千年前劳动人民的口语和声音，给人以真实感。如‘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如‘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如‘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等等，皆本诗艺术上的可贵之处”[⑧]。这里所举《七月》诗句，皆句句押韵，音乐感很强。不过，由于《诗经》产生的年代久远，地域颁布广，不少字音都存在差异及转变，后人诵读起来，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押韵。唐以后，对于音韵不谐处，则以“叶音”名之。叶音亦作“协音”，又称“叶韵”。宋代吴棫作《韵补》，始破叶韵之说，倡言古诗自有古韵。明代，焦竑指擿叶音之误[⑨]，称《诗经》《楚辞》自有其本音（古音）[⑩]。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更对系统地研究《诗经》古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华先生充分肯定陈第在《诗经》古韵研究上的贡献，同时也指出《毛诗古音考》中有些字音值得商榷，“如《行露》之‘牙’字，音‘翁’，《桑中》《大明》之‘上’字音‘平声’等，皆未摆脱叶音之误”[11]。华先生颇推重清人江有诰的音韵研究，江氏著有《诗经韵读》《入声表》等，华先生认为他“应是《诗经》分韵之集大成者”[12]。
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华先生对《诗经》古音又有新的探索，如《邶风·绿衣》的第四章：“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华先生分析说：“风与心为韵，似乎很奇怪的。我们过细地考察，一定可以知道风从凡声，凡心同在侵覃九韵里边，在顾炎武以前侵覃九韵固然是合为一类（见顾氏《唐韵正》），以后韵家，并考定凡字古音即在侵韵。这个例子就单在诗里边找也是极多。例如‘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诗·邶风·凯风》），南心二字韵；‘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诗·邶风·谷风》），风心二字韵。……所以细心去找，真的随处皆是。”[13]华先生的这类研究很有价值，他还将相关成果吸纳于《诗经会通》中。《会通》各篇主要依据江有诰《诗经韵读》标出韵部，今音古音有显著差异者，则直接加注古音的同音字，以便读者涵咏吟诵。如《豳风·七月》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支韵）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杭），爰求柔桑。（汤韵）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支韵）
《诗经》用韵的艺术，华先生细分为八种[14]：（1）连韵。即句句用韵[15]。（2）变韵。谓一章之中，换用数韵者也[16]。（3）隔韵。谓数韵相隔，前后为韵，故又谓之遥韵[17]。（4）重韵。谓一字重叠押韵者也[18]。（5）腰韵。谓句中之字，与句尾之字，相互为韵者也[19]。（6）四声通韵。谓平上去入相通押韵者也[20]。（7）数句见韵。谓一章诗中，首数句无韵者也[21]。（8）章尾互韵。谓数章结尾之字句，完全相同[22]。这一归纳总结，可视为对顾炎武所讲《诗经》用韵之法的发展[23]。
华先生重视对《诗经》音韵的研究，但他本人并非迂执泥古之人，他曾表示研讨古音不是为了以古音代今音，“只为考定《诗》之艺术以明古音，非为复古也”[24]。他还说“《诗》以韵成，古今韵读时有差异，读者必须贯通古今之变，而后按今韵读。不通古韵，则失《诗经》之魂；不读今韵，将有‘天明’之诮”[25]。“‘天明’之诮”是个典故，据传：“（顾）亭林先生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卧未起，天生谓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讲古音，尚不知天应读汀，明应读芒耶？’亭林为之大笑。盖嗜古之不可泥古也。”[26]在《诗经》今音古音的问题上，华先生的看法很辩证，很通达。
（三）对孔子“删诗说”的认识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27]，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28]，认同孔子删诗说。至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在《诗谱》疏文中始对删诗说提出疑议。由宋至清，更形成肯定与否定删诗说的两派，争辩不休。现在一般认为，“删诗说的一方论据较为薄弱，但亦非一无是处；非删诗说一方的论据，亦不是条条都确实”[29]。
华先生很重视这一学术公案，他早年撰写《孔子未曾删诗辩》一文，拥护司马迁的说法，并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记述，断定孔子删诗之举并非在其“自卫返鲁”的哀公十二年（前483）以后，而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当鲁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因阳虎囚季桓子与盟而释之，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30]华先生还认为，孔子删诗“或以词不雅驯，或以乐不协和。其词雅者不必关于乐，乐不协者不必系于词，有一于此，则孔子删之”[31]。
《孔子未曾删诗辩》的具体内容或不无可商之处，但华先生对持“未曾删诗”论者的某些论据、论证的反驳，时有真知灼见在焉。例如，文中提到，“江永曰:‘夫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诗。’(见《乡党图考》)《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其意以为孔子如真删诗，何诗中之淫诗，层出迭见耶？辩之曰：风诗者，所以观民风也，……孔子删诗，岂不知采诗之旨？知之而背之者，圣人必不为也。夫淫诗者，亦各系乎其国情也，欲知其国情，必存其风诗，尽删其风诗，是犹弃其国也。以删诗而弃其国，乃削足就履之类，其诬蔑孔子何如哉？”[32]又如，华先生提到，“叶适云：‘《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定者言之。然则诗不因孔子而后删矣。’……辩之曰：《论语》所载‘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据此，断定诗三百为古诗之证，不知三百篇者，乃孔子由古诗中所选定者也。孔子以选定之诗教弟子，犹今人以选纂之讲义教学生也。《论语》之书，乃孔子没后弟子记之者，弟子记孔子之言，未尝记孔子发言之时也，何须引此以为反证哉？” [33]均言之成理，驳诘有力。
华先生晚年撰写的《诗经十论》里，在删诗说的问题上有一定的调和折中，他说：“采诗既然很多，如何变成了三百零五篇？必然有人做过简化的工作，做此工作的应该不止一人，不止一次。这个工作从消极的方面言之，谓之删诗，从积极的方面言之，谓之选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时，乐工为他歌唱诗篇，已具有今本《诗经》的基本规模。不过当时只说‘自郐以下无讥焉’，到底自郐以下除了曹风及鲁、商二颂未提外，还有多少诗篇未曾提到，谁也不得而知。当时孔子只有八岁，后九年便开始授徒，生徒逐渐加多（见《史记·孔子世家》），教以诗、书、礼、乐。其教《诗》是否采用选本，不可臆断。”[34]华先生又说“《论语?子罕》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是乐曲、诗是乐章，二者相辅而行，乐曲有增删，乐章自然随之。故谓孔子删诗，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还提到《论语·八佾》所载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认为末一句“经孔子删是可能的，孔子以后的人删，也是有可能的”[35]。这些论析，显示了华先生对删诗说的认识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持论更为审慎，口气亦颇平和。
另外，与删诗说相关，华先生还提到了《诗经》编订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改诗：“为什么说有人改诗呢？试以《七月》而论，共8章，每章各11句，显然这是按音乐的要求，必须如此，否则不能把‘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断为两句。”[36]此例中，华先生指出《七月》末章“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本为一句，是为了与其他章保持一致才断为两句的，因为各章的乐句数应该相等。这一说法联系了《诗》、乐之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对研究《诗经》的传播史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四）对《诗经》入乐问题的认识
关于《诗经》合乐，《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37]由汉至唐，学者无疑议。南宋郑樵、明代朱载堉也都认为《诗经》全是乐歌[38]。最先提出异议的是南宋程大昌，他说“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苹》，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39]。后来，顾炎武更进一步提出以《风》《雅》正变为入乐与否的标准[40]。华先生不赞同程大昌、顾炎武的说法，他反驳道：“第一，《左襄二十九年传》，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乐工以次为之歌二南，十三国风，继之以雅颂，如国风为徒诗，安得与二南雅颂相并而歌乎？又安得统名为之周乐乎？第二，《墨子?公孟》篇云：‘颂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颂与诵通）郑风《子衿》，《毛传》云：‘古者教诗以乐，颂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说当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诵歌弦舞也。若非诗皆入乐，何以同一‘三百’，可颂者又可弦歌乎？第三，郑樵云：‘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余声不传。太和（魏明帝）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鸣》一篇。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臣行礼东庙，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矣，自《鹿鸣》一篇绝，后世不复闻诗矣。’案《伐檀》魏风，是亦风诗入乐之证。”[41]华先生这三条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性强，颇有说服力。
（五）《诗》义会通及新解
《诗》义会通及新解方面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华先生晚年撰写的《诗经会通》中，也体现在某些单篇论文里。关于《诗经会通》写作的缘起及设想，华先生曾在其《自传》及《〈诗经会通〉新解》一文中有所说明：“早年我读先秦经传诸子，时常发现新义，随时笺注书端，以《诗经》为多。”[42]“《诗经会通》之作，是由于其书难通，才引起我知难而进。……务求曲尽情理，畅通篇章，既与古今诗说相印证，又与教学实践相结合。”[43]此作的各篇内容，由新序、原文、译文、注、会通、音韵这几个部分组成。“新序”仿照毛诗“小序”而作，在会通诗义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语言点明诗旨。“注”一般注意到三方面的问题：（1）注释难字难词，阐明新旧解说。（2）说明某些与音韵有关的问题，详考古韵。（3）用三家诗佚文与毛诗经文相校勘，择优而从。“会通”部分主要着眼于全篇文义，也兼及关键性细节，罗列众说以辨别优劣得失，或择善而从，或附议申论，或损益折中，再结合自己的深思敏悟，力求成一家之言[44]。例如，华先生在《唐风·葛生》篇的“会通”按语中，从六个方面论析高亨先生“男子的悼亡诗”的判断优于他说之处，增强了高说的可信度[45]。
华先生对《诗》义的说解，不揖于同，不独于异[46]，时常在辨析前贤得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读这类文字，可以明显感受到华先生下笔审慎、言必有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这些新见可分两类：
一类关乎全篇主旨、思想倾向的理解。如《周南·螽斯》篇，陈子展先生认为此篇是刺诗，说“螽斯害虫，以为比兴，虽若美之，实含刺意，不可被民章歌手瞒过”[47]。华先生不赞同此说，认为《螽斯》是颂美之诗，理由有二：（1）“此诗总的情调是美不是刺，诗中用三个‘宜尔子孙’，已显示出称美为定型，无可疑议。”（2）“螽斯并非蝗虫，前人已经证明，即使它也属害虫，并无碍于诗人取比。诗文取比之法，只求一点相似即可，从不要求全面相似。”[48]这里说的“取比之法”，类似于钱锺书先生提出的喻有“多边”[49]，诗人用“比”往往只取一边而已。华先生这两点反驳，理由是比较充足的。又如《小雅·四牡》一诗，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断为“怨诗”，华先生则认为是“悲诗”，并有一大段相当精彩的论析：
本诗原文先说征夫久不得归养而伤悲，又说“不遑启处”都为王事，并无“怨”的含意，或提高到怨字上，便有反对行役之意了。故马说有蛇足之嫌。试观唐宋诗词，征夫之有伤感者，固有怨诗，也多有非怨诗。如高适《燕歌行》“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离别后”；范仲淹《渔家傲》“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等，都有伤悲而非怨诗。征夫久居塞外，怀念家乡父母而伤悲，是真情实感的表现，诗出于真情实感，正是好诗。他们并不因伤悲而弃甲归来，恰恰相反，他们是“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他们是“燕然未勒归无计”。故毛传云：“归思，私恩；靡盬，公义也；伤悲，情思也。”郑笺：“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辞王事。”可见悲诗与怨诗相似而不同。[50]
此论上下贯通，引唐宋诗词以证《诗》，别开生面，不仅言之成理，而且能让读者对诗篇的思想内涵有更多的领悟，甚至能起到开阔胸怀、提升思想境界的作用。
再一类是字词句训释方面的新说。如《关雎》之“关关”，华先生说：“鸟鸣绝无关关之音，此关关应是呱呱（古音读姑，今音读瓜）之音转。呱呱古韵在歌部，关，古韵在寒部，歌寒二部阴阳对转，故关关转音读为呱呱。这样，便符合鸟鸣声的实际情况。清时满人姓关者，译音则为瓜尔加，简呼为瓜。此其直证。今天津街头叫卖‘馒头’，则呼‘麻头’，此其旁证，皆歌寒对转之证。”[51]此解融贯古今，合情入理，令人叹服。又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旧注皆以为采荇菜是淑女的真实生活，华先生提出，“此处谓左手右手一齐采取荇菜，以示积极争取之意，以兴起下文‘寤寐求之’。……郑笺：‘左右助也’。朱熹《诗集传》：‘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左右谓身所瞻顾之左右也。’三说皆与下文的兴义不合。”[52]言之有理。华先生此论也启示我们，可对朱熹《诗集传》所标“赋而兴”、“兴而赋”者作出更明确的认定或区分。
华先生曾将其部分新解胜义整理为《〈诗经会通〉新解》一文，后来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文中涉及的新解实例较多，论述比较集中，读者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特色
华先生《诗经》研究的突出特色有二：一是留意政教，注重《诗经》的思想性；二是常以诗家眼光、从文学创作的视角来论析问题。
华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幼入私塾，青年时期曾师从钱玄同、曾广源、高步瀛（阆仙）、俞平伯、高亨等名家，深得诸师赏识，受到多方面的学术训练与文化熏陶。他有着传统文人学士修齐治平、救世济民的情怀，作诗填词常寓刍荛之言，效献芹之意[53]。此种情怀也融贯于其学术活动之中，《诗经》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他非常重视“知人论世”，强调从政教方面来把握《诗经》丰富的思想内涵，说“观于古人佳篇巨制，核诸当时国势民情，蛛丝马迹，可以察知”[54]。又说“读《麦秀》之歌，讽《黍离》之诗，则知殷周政移，民情哀怨，其哭也有歌，其伤也有怀，故岁之丰歉，政之得失，风俗之厚薄，人民之苦乐，皆可于诗歌见之。……故王道盛则大雅兴，王道缺则小雅起，王道衰则变风变雅作，王泽竭则诗亡矣”[55]。这些话语着眼于诗歌与政治兴衰的内在联系，字里行间，似乎也体现出华先生深切的经世致用之心。
在论析《小雅·节南山》篇时，华先生将此诗的创作、传播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周幽王时，太师尹氏当政，民怨沸腾，大夫家父作此诗以刺其恶，并责其改善。可见此诗关系国政甚明。向使尹氏改恶从善，幽王抑或转危为安，则刺诗转而为美，犹苦药转利于病。此诗虽不见用，风义犹存。好在当时文禁不严，犹得保存至今。后世文网细密，动则株连，求如本诗之署名直刺，肝胆相照，百不一得，诗道于是乎微矣。”[56]所言甚是。作诗刺恶，藉诗歌以改善政治，本是《诗经》“题中应有之义”，《国语·周语上》曾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57]，说明这是周代曾实行过的、为朝廷上下所认可的做法，也难怪去古未远的汉代人能以《三百篇》为谏书了[58]。
华先生重视《诗经》的思想性，他对那些言不及义的说解是有所批评的，例如，他在分析《鹿鸣》诗旨时指出：“小序只言‘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这样轻轻带过，不见重点突出，尚未十分允当。”“自朱集传谓《鹿鸣》‘此宴飨宾客之诗也’，下文意义不够突出，于是说诗者多从之，只谓此篇为宴会宾客之诗，而不涉及宴飨目的，反而断言没有思想性，未免唐突前人。”[59]他特别看重那些“发扬正气、引人前进”、“歌颂清廉、反对邪恶”、“争取革新、反对保守倒退”的作品[60]。他称道《豳风·七月》“大量保留人民口语和民歌特色，使人清楚地听到当时被压迫人民的语言和声音”[61]；说《周南·芣苢》篇“劳者歌其事，又出以愉快心情，便有积极鼓舞之意”[62]；又说《周颂·载芟》“反映在生产中一片欢腾愉快的景象，令人奋发鼓舞”[63]；谓《小雅·皇皇者华》“是外出采访的使臣的自我抒情，表现了他们为其本职工作积极热情，专心致志，不计其余”[64]；赞扬《大雅·常武》中描写的战争，“是为正义而战，诛其君而吊其民，师出有名，故兵不血刃，徐淮归义，人民喜悦，故歌颂之”[65]等等，都颇具代表性，读来让人受到某种陶冶、激励与鼓舞，精神为之振奋，思想为之开朗，内心产生一种积极奋发的力量。
对《诗经》中某些带有政治意味的问题，华先生也会予以探讨。如《七月》诗末章的“献礼祝寿”，华先生议论道：“奴隶能为奴隶主上寿，有三种可能：其一，在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奴隶群中分化出上层分子，献礼祝寿都由此种上层分子承担。其二，阶级矛盾有两重性，即斗争性与同一性。斗争性是经常的，同一是暂时的，是即对立统一规律。统一也不等于没有矛盾。献礼祝寿只是矛盾暂时统一的表现，如永不统一，永远成为针锋相对的对抗性矛盾，那么，生产也就不能进行了。其三，本篇零碎的歌谣出自劳动人民之手，而编写加工的人，则属于奴隶主阶级，他在编写时可以按本阶级的需要加工。”[66]华先生这番话，完全合乎唯物辩证法，然而须知，这样的认识在左倾思潮盛行之时，是很可能被贴上“阶级调和论”的标签的。
华先生的诗词写作经验，使他有着一般学者不大具备的眼光及视角。《诗经》产生年代久远，一些篇章个中奥蕴，非有文学创作及鉴赏的体会、运思揣摹的功夫，真的不大容易了解。比如说，华先生推断《七月》诗“乃是收集许多流行的农业节令歌谣词句编纂而成的”，他提出的理由，多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着眼：（1）《七月》诗中的词句，多不衔接。如二章“九月授衣”下，接“春日载阳”。三章“八月萑苇”下，接“蚕月条桑”。六章“十月获稻”作酒祝寿下，接“七月食瓜”，显然是编纂的，不是创作的。我们一般人作诗，谁也不能这样地颠倒次序。（2）本诗的词句，往往和别的诗互见。如一章“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别见于《小雅·甫田》和《大田》二诗。又二章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等等，这可以看出本诗是编纂而成的。（3）农业节令歌谣，大约都是积累多少年的经验编成的。由经验找出规律，由规律编成歌谣，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编成一个，而本篇一连串地提出来许多的农业节令歌谣，可知原歌谣的作者，不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4）诗中有“同我妇子”、“跻彼公堂”等句，当然都是男人的口气；又有“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思想感情，必定是当时女人的生活实践所反映出来的，直接认识这个实践的必定是女人，首先唱出这个歌谣的也必定是女人。男子只能是间接的认识，转手的编写罢了。华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这篇诗是许多劳动农民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作成了歌谣词句，被诗人集中编纂起来的，并不是诗人一人自作的。”[67]华先生从诗歌编创的角度入手分析《七月》诗，从而很好地说明了此诗中存在两种历法的原因，解决了前人未能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
又如，关于《周南·卷耳》的抒情主人公到底是谁的问题，或以为思妇，或指为征人，或视为两面抒情。华先生提出：“我尝读温庭筠《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上片）。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下片）。’张惠言《词选》解曰：‘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梦亦不及到也。’这样解为难得而又得到的梦境，不仅畅通上下文意，却又揭示出深锁金闺中人的襟怀。《卷耳》的二、三、四章对第一章的衔接，也应以前文女主人公的梦境开始，三章无不畅通。这样，在抒情上可由女主人公贯彻始终。在表现手法上，或显或隐，执著一致。”[68]完全是从创作角度抉发文心，不仅确定了诗篇的女主人公为抒情主体，而且能让读者藉此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
类似的还有《关雎》篇。华先生认为，“《关雎》是一位有品德的文士对一位有品貌的女子求婚，又得成婚而作的抒情诗，不是诗人的客观叙述” [69]。他举出三点理由以明之：（1）文士当然能自为诗，文士而有德当可自称君子，这在《左传》《荀子》中其例甚多。（2）“求之”、“友之”、“乐之”三词之求、友、乐皆及物动词，皆发自君子及于淑女，显示第一人称的口气，即作者君子自己的抒情。（3）仔细玩味“悠哉”二句，抒情深刻，应是源于生活，是作者自身感受之语，非客观描写之语。古人说《诗》，常偏重训诂而忽视辞气，华先生这类论析有纠偏之功，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理解、欣赏《诗经》。
华先生于“美刺”之作之外，又特别拈出《小序》中曾提及的“闵”类诗作[70]，将《诗经》中的美（颂）诗、刺诗、闵诗三者并列。何谓“闵诗”？华先生解释说：“如《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鄘风·载驰》之‘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是意有所闵而闵之，以为世之声援也。”[71]应当说，这是华先生的理论创见，是对汉儒“美刺”说的发展。
华先生论《诗》，特别注重真情实意，他说“细考诗三百篇，无一不由情意激动，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故诗人不为立名而作诗，不为必传而作诗，乃为情意激动而作诗。故信手拈来，自然精警，只有情意而无题目也”[72]。他的许多《诗经》研究文字都富于文采，鉴赏之作更是笔锋常带感情。《小雅·十月之交》七章云：“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华先生赏析此章，写道：
这是诗人倾诉自己在皇父政权高压下的态度与心情。有些说诗者以为这位诗人最后屈服软化了，听天由命了。我的认识恰恰相反，这位诗人正在作韧性的斗争。你听，诗人说了：“我且黾勉以从事，不敢宣布我的忧劳，我虽靡罪又靡错，还有谗人说我孬。……”在反动势力高压下，若不能随屈就伸，怎么能存在？不能存在，又怎么能继续战斗？其实诗人的“不敢告劳”暗藏着万苦千辛，和当时所有老百姓的灾害，同出一源，所以能同呼吸共命运，这灾害之源，尽人皆知不是自上而下的天灾，而硬是出于人祸，人民不敢当面斥责，却能指背痛骂——皇父该死[73]。
字里行间，蕴藏着华先生诗人式的激情，鼓荡着一腔难以抑制的郁勃不平之气，令人过目不忘，甚或心潮涌动，感慨万端。
华先生强调译《诗》应力求做到“信、达、雅”，他的译文不仅贴切原意，接近原诗的风味情调，而且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例如《东山》诗之末章：“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华先生译为：
我往东山去作战，长年累月不得还。
我幸从东向回转，偏遇濛濛阴雨天！
‘据说黄莺飞时候，黄莺亮翅人成偶。
她呀她已被娶走，喜车花马一大溜；
她娘为她结佩巾，应有仪式般般有’。
她的新人多快乐，她的旧人可怎么活！”[74]
要之，华先生在《诗经》研究中意欲发扬优秀的《诗》学文化传统，踵武前贤的学术理想，自身又具有诗家的才情、颖悟力，故能表现出上述两点鲜明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华先生《诗经》研究的方法
从事古典学术研究，得出结论固然重要，但得出结论的过程也很重要，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到方法。华先生《诗经》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总结之处，试归纳如下：
其一，对前贤旧说择善而从，紧要处加以申说。例如，《小雅·大东》第一章：“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潸焉出涕。”“周道”，华先生注：“高亨先生《诗经今注》：‘周道，往西周京畿的大道。’又于《卷耳》‘寘彼周行’注云：‘周行，往周国去的大道’。此说良是。朱集传于《四牡》‘周道倭迟’注谓：‘周道，大路也’。‘周’无大意，盖指通往周京所筑平宽而直的大道，以便于官家车马通行迅速，聚敛方便。另一方面，东方人民因有这条大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也更重了，故视之伤心。”[75]华先生比较诸说，肯定高说，并联系上下文意，指出了释“周”为西周京畿的合理性[76]。又如，《论语·八佾》篇记孔子之言，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古籍中唯有刘熙《释名·释言语》释“哀”为“爱”，华先生申说曰：“哀当借为爱，爱与哀是一音之转。”“爱得其正，当然无伤。故‘哀而不伤’正是‘乐而不淫’的重复加重语，诗大序所谓‘哀窈窕’的‘哀’字，也正是爱字的同音假借。”[77]这就把刘熙语焉未详的解释说清楚了。
其二，留意前贤旧说的乖谬之处，以常理判断之。如《周南·樛木》篇，华先生认为，“方氏（玉润）以此诗为妇祝其夫，只取其形相似，未审其词意多不相合。如二章‘葛藟荒之’，《毛传》训‘荒’为‘掩’。掩有覆压之意，而古代妇人绝无覆压其夫之理。又如三章‘乐只君子’，此君子既被比作弯曲的树，腰已累弯，作为妻子绝不能称其快乐。故善解此诗者，只能抛开夫妇之比，而取助人者与受助者之比，才能得其体要。戴震《诗经补注》谓‘《樛木》，下美上之诗也’。他不取夫妇之比是对的，但把助人者与受助者看作上下地位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缩小了本诗的广阔意义”[78]，言之有理。
其三，贯通古今，以今例古，以更好地认识问题。今古虽有变迁，但自然风物、人事之理则大同小异，故可互证。如论及《七月》诗中夏历、周历并存的问题时，华先生说：“流传很久的歌谣词句，原来用什么历法写成的，就保存什么历法。只好保存原样，不能随意改变。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原是用夏历编成的歌谣词句，流行久了，不可能变为周历，而改与成‘五月流火，七月授衣’。……我们现在农村中(指沈阳一带)还有流行的歌谣说：‘六月六，青谷秀。’这当然是用夏历编成的歌谣，虽然行政已改用公历，但不会有人把这‘六月六’改成‘七月六’。”[79]华先生以古今对照来启迪读者，特别通俗易懂，而且说服力强，令人击节称叹。使用这种方法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注《卷耳》“玄黄”，说“今农村犹有谓马病为起黄者”[80]。释《关雎》“左右采之”，说“今农村采棉花的快手，皆用双手，可以证实。又尝亲闻北京南郊黄土岗大面积种植茉莉花（熏制茶叶用），采时比快，也用双手”[81]。《七月》诗“七月食瓜”等句，在华先生看来，“皆言奴隶生活之苦”，因为“七月既非瓜初熟时节，而言食瓜，实乃以瓜菜代粮食也。……壶、葫芦，须九月成熟。今言八月断壶，当亦作瓜菜代用”[82]。“瓜菜代”一词产生于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粮食不足而用瓜菜充饥。凡此，皆因古今贯通、以今例古而使读者增加直观感受，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其四，从《诗经》中求内证，从先秦两汉经传诸子中求外证。从《诗经》中求内证，以《诗》解《诗》，如《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句中的“田畯”，前人多谓田官，华先生则认为是农神：“细玩‘同我’二句的主语是‘我’，‘我’即田夫，便知此说实误。田畯一词，别见小雅《甫田》《大田》，均有‘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曾孙指奴隶主之主祭者，他带他的妇子与本诗农夫主祭，‘以其妇子’同，无论谁祭田神，田神都将‘至喜’。这实际是祭神的喜歌。若对田官，则将喜怒无常了。”[83]释田畯为农神，也符合上古宗教盛行的时代特征。从先秦两汉经传诸子中求外证的例子也有不少，如讲《周南·螽斯》篇，说“由‘宜尔子孙，振振兮’等三个‘宜尔’，可以设想其所贺者，应是善人。《庄子·天地》：‘尧观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圣人犹言善人，惟善人应受多子之祝。能推知受祝者之为善人，则此诗歌颂善人的社会意义方显。”[84]又如释《七月》之“蚕月”为三月，广引《夏小正》《礼记·月令》《礼记·祭义》等文献以证之[85]，很有说服力。
其五，细部考察与整体把握相结合，有大局观。所谓有“大局观”，也就是古人所讲的立其大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86]。华先生对《东山》诗末章的见解，即是显例。他认为《东山》诗末章“不是回忆新婚，而是其妻已经改嫁”；“‘仓庚于飞’以下六句，是别人的插话，这种插话在诗中常见，如《召南·野有死麕》《齐风·鸡鸣》《小雅·雨无正》《大雅·既醉》，下至汉乐府《董娇娆》《十五从军征》等，诗中都有插话，不足为奇”[87]。华先生之所以推断“不是回忆新婚，而是其妻已经改嫁”，是基于对全诗情感基调的把握，因为“诗中不但丝毫没有美意，恰恰相反，而是一片悲音。……曹操《苦寒行》说得恰当：‘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他深深体会到此诗的悲伤情调”[88]。笔者完全赞同华先生的分析判断，《小序》所谓“四章（即末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89]，只是一隅之见，未能顾及全篇。诗中的插话，虽然未写明“某某曰”，而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予以合理推测，是完全可以的。华先生对“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等句的理解，也都是基于这种整体观照，从大处着眼，而与旧说截然不同。
其六，将诗篇置于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考察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如论析《小雅·十月之交》时，华先生说：“我国前代的伟大诗人，没有不以爱国主义思想突现于诗篇的。溯本追源，向来都以屈原为鼻祖。称道屈原主要由于其《离骚》。从这个意义来说，《十月之交》这一不著作者姓名的诗篇，出于西周末世，远比屈原《离骚》领先。”[90]又如论《小雅·大东》诗：“本诗所见东方人民在贫穷困阨之下，连连呼天，如对天汉、织女、启明、长庚、毕、箕、斗等总共八次之多，有的向天祈求光明，有的愿天主持公道，有的怨天有名无实，有的恨天助纣为虐。王逸在《天问》序中说，屈原放逐，向‘天地山川神灵’‘何（一作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解者多以《天问》为‘前无古人’的‘奇文’，不知反映劳动人民穷极呼天的《大东》诗，已遥遥领先了六百多年，确实是一篇珍贵的史诗。”[91]再如说《周南·芣苢》一诗“耐人寻味处皆在于其情韵欢欣、意境幽雅之中，……且《诗经》本以音乐为主，故掌于太师，本篇尤为以音乐歌唱为主的典型，实开两广山歌对唱的先河。”[92]这些论述，颇可供文学史研究者采撷取资。
结语
华先生曾在《自传》谈其治学体会，说“每有新义发挥，势必借重于文字声韵训诂的变化应用，相互证明。因此感悟以前所谓三个方面（即文字声韵、经传诸子、诗歌词曲），并非多余，学问之道，植基不厚，是难于开展的”[93]。的确如此。统观华先生的《诗经》研究，可以看出他谙熟文字学、音韵学、经传诸子之学，又善于结合个人的社会生活阅历及诗词创作经验，或寻绎前贤未曾认识到的问题，或为前人观点中的合理之处辩护，或申说学界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等等，开掘既深，而又思路开阔、左右逢源，且多灵感敏悟，启人心智。文如其人，华先生的《诗经》研究，充分体现出他的深厚学养、诗人气质以及高尚峻洁的品格，蕴含着历代先贤救世济民、扬善抑恶的理想追求，且其早年之作大体上以文言写成，多用韵语，音节铿锵，文采斐然，读之令人生信服、崇敬之心。华先生还十分重视《诗经》研究的教学指导，曾为研究生讲授相关课程，带动了一批后学，其哲嗣华锋，其弟子翟相君、姚小鸥、孙克强等，均有相关著作出版[94]。总之，诚望学界能对华先生的《诗经》研究予以足够的重视与研讨，一则可以光大《诗》学，二则可以弘扬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赓续学脉，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文化建设。
注释：
[①]华钟彦，亦作“华锺彦”。华先生193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55年至1988年，华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这期间，学校历经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以及恢复河南大学校名的变化）。
[②]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③]张应斌：《华钟彦的〈诗经〉研究及其学术精神》，《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④]参见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⑤]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⑥]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389页a.
[⑦]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6页。
[⑧]华钟彦：《〈诗经?七月〉诗新解》，《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8页。
[⑨]如《召南·驺虞》一章“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虞字叶音读“牙”，二章“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虞字叶音“五红反”。显然，同篇同义的这两个虞字，是不应有两种读音的。
[⑩]《焦氏笔乘》卷3“古诗无叶音”条：“‘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词‘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焦竑：《焦氏笔乘》，中华书局，1985年，第63页。）
[11]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8页。
[12]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0页。
[13]华钟彦：《谈谈古代韵文与现代新诗》，《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期刊》1933年第2期。本文所引华钟彦先生之文，其间有随文作注者，皆原文如此，非笔者所加。兹一并说明。
[14]参见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2－984页。下面注释中的相关例句，亦选摘于此。
[15]连2句者如《关雎》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连3句者，如《葛覃》之“言告言归……薄浣我衣”。连4句者，如《葛覃》之“维叶莫莫……服之无斁”。连5句者，如《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爰伐琴瑟”。连6句者，如《硕人》之“北流活活……庶士有朅”。连7句者，如《氓》“老使我怨……不思其反”。连8句者，如《氓》之“氓之蚩蚩……子无良媒”。连9句者，如《公刘》之“匪居匪康……爰方启行”。连10句者，如《楚茨》之“济济跄跄……孝孙有庆”。连11句者，如《列祖》之“黄耈无疆……汤孙之将”。连12句者，如《閟宫》之“秋而载尝……鲁邦是常”。
[16]如《巧言》之“君子屡盟（韵盟），乱是用长（韵盟）。君子信盗（变韵），乱是用暴（韵盗）。盗言孔甘（再变韵），乱是用餤（韵甘）。匪其止共（三变韵），维王之邛（韵共）。
[17]如《兔罝》之“肃肃兔罝（韵），椓之丁丁（变韵）。赳赳武夫（隔丁字韵与罝为韵），公侯干城（隔夫字韵与丁为韵）”。此二韵相隔例也。如《瞻卬》之“人有土田（韵），女反有之（有字变韵）。此宜无罪（罪字三变韵），女反收之（收字隔韵与有为韵）。彼宜有罪（罪与上罪字隔韵为韵），女覆说之（说字隔韵与夺为韵）”。此四韵相隔为韵例也。
[18]如《草虫》之“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二“止”上下句为韵。
[19]如《柏舟》之“日居（韵）月诸（韵居）”。《北风》之“其虚（韵）其邪（韵虚）。”
[20]如《谷风》之“不我能慉（入声），反以我为雠（平声），既阻我德，贾用不售（去声）。昔育恐畜鞠（入声），及尔颠覆（入声），既生既育（入声），比予于毒（入声）”。平去入通韵是也。
[21]第三句见韵者，如《东山》之“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韵），零雨其濛（韵东）”。第四句见韵者，如《生民》之“厥初生民，时为姜嫄（旧嫄鱼伦反，与民叶非是）。生民如何，克禋克祀（韵），以弗无子（韵祀）”是也。
[22]章尾互韵如《麟之趾》一二三章之“于嗟麟兮”，《君子阳阳》一二章之“其乐只且”，《蹇裳》一二章之“狂童之狂也且”。
[23]可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卷21《古诗用韵之法》。
[24]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2页。
[25]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5页。
[26]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6页。
[2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29]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00页。
[30]华钟彦：《孔子未曾删诗辩》，《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31]华钟彦：《孔子未曾删诗辩》，《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32]华钟彦：《孔子未曾删诗辩》，《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33]华钟彦：《孔子未曾删诗辩》，《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34]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2－1123页
[35]上引均见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3页。
[36]华钟彦：《诗经十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3页。
[3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6－1937页。
[38]郑樵：《六经奥论·国风辨》卷3，见《通志堂经解》，台北：大通书局影印康熙十九年刻本，1978年，第40册，第23060页。朱载堉：《乡饮诗乐谱》卷6，见《乐律全书》，万有文库本第24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页。
[39]程大昌：《诗论》，《考古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
[40]顾炎武说：“《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为理解上的方便，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41]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70页。
[42]华钟彦：《自传》，《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43]华钟彦：《〈诗经会通〉新解》，《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42页。
[44]华先生写作《诗经会通》的参考文献，以《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里的《诗》学著作为主，也兼及其他。主要有：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朱熹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王柏的《诗疑》，程大昌的《诗论》，严粲的《诗辑》，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陈第的《毛诗古音考》，顾炎武的《诗本音》，王鸿绪的《诗经传说汇纂》，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惠周惕的《诗说》，戴震的《诗经补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魏源的《诗古微》，牟庭的《诗切》，林义光的《诗经通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俞平伯的《读诗札记》，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45]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46]“不独于异”，即不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如《小雅?菁菁者莪》篇，华先生说“各章略于末二句见义，归纳起来，当为毛诗序首句所云：‘乐育材也。’”并说“前人说诗，有正确处，不应轻易否定”。（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8页。）
[47]陈子展：《诗经直解》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48]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49]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9页。
[50]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4页。
[51]华钟彦：《〈诗经会通〉新解》，《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52]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53]华先生在《华钟彦诗词选·前言》中说：“我十岁始入私塾，读经之外，尤喜学诗。由于衷心爱好，遂得积长增高。……其后由诗至于词曲，以类相从，师友切磋，苦练深思，其业乃进。于是因时而兴，感物而动，凡邦家大事，社会珍闻，无不纳于吟咏，见于篇章。”（《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1页。）华先生曾作论诗绝句云：“闻道明时无讳言，苦言良药重遗篇。诗情落笔知何似，鲠在喉头箭在弦。”“目系情真句自神，秦吟千载语犹新。哦诗每服香山叟，不为风花却为民。”（《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3、1246页。）
[54]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9页。
[55]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56]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9页。
[5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0页。
[58]据《汉书·儒林传》载，王式为昌邑王师，后昌邑王以行淫乱被废黜，其群臣皆下狱，“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1页。）
[59]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1页。
[60]华钟彦：《诗歌精选·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61]华钟彦：《诗歌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62]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
[63]华钟彦：《诗歌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64]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
[65]华钟彦：《诗歌精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66]华钟彦：《〈诗经·七月〉诗新解》，《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6页。周代的祝寿活动在《诗经》其他诗篇中也有体现，《小雅?天保》中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等句，即被视为祝寿辞。
[67]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68]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
[69]华钟彦：《自传》，《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70]如《王风·黍离》篇，《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330页b.）
[71]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5页。
[72]华钟彦：《中国文学通论》，《华钟彦文集》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4页。
[73]华钟彦：《〈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7页。
[74]华钟彦：《对〈东山〉诗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6页。
[75]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3页。
[76]孙作云先生基于对西周相关史料及《诗经》中有带有“周道”二字的诗句的综合考察，解释《大东》篇“周道如砥”等句说：“周人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又从镐京起，建筑了一条向东方伸展的军用公路。这种军用公路，在当时叫做‘周道’……它是西方周人统治者统治东方人民的工具，是周人统治者的专道，而不是一般东方人民所通行的普通道路。”“这情形使我不禁想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情况。日本人在东北有一条‘南满铁道’，他们不许中国人跨过这条铁路，也不许中国人走上它的路基高地，否则格杀勿论。大概这种周道也很有点象那种情形。”（孙作云：《〈小雅·大东〉篇释义》，《诗经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06页。）可与高、华二先生的注释相参证。
[77]华钟彦：《〈诗经会通〉新解》，《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3页。
[78]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79]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80]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81]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
[82]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83]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0页。
[84]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85]华钟彦：《〈七月〉诗中的历法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86]《孟子?告子上》，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页。
[87]华钟彦：《自传》，《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88]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89]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395页c.
[90]华钟彦：《〈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赏析》，《华钟彦文集》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7页。
[91]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6页。《小雅·大东》篇后三章有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其中提到天汉、织女、牵牛、启明、长庚、天毕、南箕、北斗。天汉即今之所谓天河、银河。启明、长庚实为一星，即金星。天毕是排列似古代长柄猎兔网的毕宿。“维北有斗”的斗，或以为即大家常说的北斗七星，或以为实指南箕星以北的南斗星（由6颗星连成斗状的一组星）。
[92]华钟彦：《诗经会通》，《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7页。
[93]华钟彦：《自传》，《华钟彦文集》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94]华锋、边家珍、乘舟合著有《诗经诠译》，大象出版社1997年初版、2012年修订重印。翟相君著有《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姚小鸥著有《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诗经译注》，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出版。孙克强、张小平合著有《教化百科——〈诗经〉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