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应否读经，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主张读经的人，似乎尚未提出应当读经的充分理由以及读经的方法。我们不能仅以政治“工具”的观念来主张读经。政治之工具非一，“经”在许多工具中未必是一最有效的工具。其次，过去的经，是代表学问的整体。汉人的“三十而五经毕”，学问上大体就告一段落了。但经在今日的文化中决难居于独占地位，则如何去读，当然也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在反对读经的一方面，我觉得所举出的理由也很少能成立。目前反对读经的空气，实高过主张读经的空气。以下试将时下流行的几种反对理由，略加以考察。
第一，反对读经最普遍的说法，以为读经即是复古，我们如何可以复古？关于古与今的关联，我在答友人一书中（见《民主评论》三卷十八期）曾略加提过。首先，我应指出历史上没有真正复古的事情。有的是“托古改制”，如周官在中国政治历史中所发生的几次作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有的则系原始精神之再发现，如路德宗教改革，特求之于《圣经》的“直率的语言”。及宋儒之不满汉儒，颜李之不满宋儒，皆直接从四书入手。更普通的则为接受前人的精神遗产，由“承先”以“启后”。没有这种工作，则每一人都把自己当第一世祖，都是猿人，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上述三者，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也都有其相互的关联，都是与古为缘，但不能说那一种是复古。“经”是中国的古典。英国人读莎士比亚甚至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复古，何以中国人读中国的古典便是复古？复古，不仅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站在真正现代史学的观点而论，“复古”一词，并不能成立。
第二，有人举出“经”中许多现在不可实行的事情，如丧祭之礼等，以证明经之不应读，其实，每一文化精神，常是通过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而表现。某一时代过去了，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之本身，多半即失掉其意义。读古典，是要通过这些具体事件以发现其背后的精神，因此而启发现在的精神。孔子已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孟子已经说过：“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并且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切大宗教的经典中，都混淆着许多神话。我不相信现在信宗教的人，是连这些神话都硬吞下去；而反对宗教的人，也不会拿这些神话的成分作反对的重要理由，因为这不是宗教中心问题之所在。一般人只知道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而不知宋也是疑古的时代。朱子所疑之书，即有四十种；尤疑《书经》与《孝经》，故不肯为之作注。经且可疑，岂不可加以选择。因其可加以选择而即断定为不应读；因其所叙述之具体事件不合于今，而不考察其具体事件所代表之精神如何，即断定经为不应读，此种肤浅之见，也很难成立。
第三，是有人引了许多历史证据，说读经对于政治没有好处，主张读经的人多是无聊之人；并进一步主张政治不靠道德，而是要靠韩非和马基维里（Machiavelli）这类的统治之术。更提出一聪明结论，说统治者自己读经作修养之用，未尝不可；但不必推之社会（此文听友人转述，但未亲眼看到）。这种说法很巧妙，一方面，比上二说似乎实在，一方面达到了反对的目的，而又不太得罪主张读经的人。其实，中国历史上，读经有好处与无好处，读经的有好人与有坏人，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材料。问题是在两种相反的材料中，哪一种与经的本身有必然的关系。等于问许多好的和坏的僧侣中，哪些是和宗教的教养有必然的关系。如坏的僧侣与教养有必然的关系，则教养将随僧侣而俱倒。否则打倒了罪恶的僧侣，而仍无碍于路德们之根据《圣经》“率直的语言”以倡导宗教改革。所以仅摆出片面的材料以下断语，这不是研究问题的忠实态度。至于说萧曹之未读经而政治干得很好，这只说明各个人的政治才能，可以来自各种不同的经验；是否由此可以得出读经即妨碍了政治才能的结论呢？是否中国历史上凡鄙薄儒术的个人和朝代，即在政治上有了成就呢？统治者可读经以作个人修养，是不是“经”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与一般人无干？或统治与被统治者完全是两个对立阶级，而无人性的共同点，所以宜于彼者不宜于此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读经问题，应有一社会文化的观点，不能完全粘贴在政治上面。秦之焚坑，东汉末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碑、伪学，明之东林复社，无一不是对儒家的一种摧残压迫，何以见得“经”完全是统治者的工具，以对统治者之效能，来衡断经的价值呢？至于主张马基维里这一类的极权主义者之反对道德，因而也一定会反对儒家，反对经，这只要想到法家对儒家的攻击，则此一论者真正论据之所在，倒不难了然的。
第四，还有的说法是“对经有研究的人，都不赞成读经”。此一说法的问题是在于其所谓对经有研究的是哪些人？其有研究是自己觉得，还是社会公认。并且凡是反什么的，都以为自己是研究了什么，不然便无从反起。反宗教的一定是研究了宗教，反资本主义的一定是解剖过资本主义。这里乃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所以说这种话的人，只算是说明了他的态度，不算说明了他的理由。尚有一种人以为“古书在古有当有不当，在今则无一当。”经是古书，所以今日不宜读。照这种说法，岂特中国的经不宜读，中国今日可读的，恐怕只有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来编的报纸杂志了。只有如此，读书人才勉强可与古绝缘。
以上，我看不出反对读经者举出了充分理由；由此，亦可见当前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本身的问题，也缺乏一种谨严认真的态度。
二
但是，除开当前反对读经者的各个理由以外，若从整个历史文化演进的过程看，从中国近百多年历史的夹杂情形看，则我对于反对读经的现象，倒可寄以同情；而中国文化本身受累之多，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因情形的夹杂而来的负担之重，使人真有任重而道远之感。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此种说法，我不能承认。很简单的理由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欧洲由中世纪走向近代，首先是由天国走向人间，由教堂走向世俗；所以进入近代的第一步，是建立世俗的国家，建立世俗的观念，可以说“世俗化”是从16到17世纪新兴势力主要努力的内容。但中国的文化，本来是人间的，是世俗的。这一基本的区别，如何可以抹煞？但若仅从外形上看，则中国以“经”为中心的文化，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与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之为欧洲之一大传统，即有相同。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须接受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观念，以应付新的情势，亦与欧洲近代的黎明期有相似。为了接受新的事物与观念，总系以反传统开始，乃自然之势。“五四”运动以来之反读经，当然是由这种自然之势而来的。它本身有其历史上的意义。
其次，以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一道德性的文化。并且是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我们若暂时把道德与一统本身的内容区别，搁置不谈（如中国性善，欧洲中世纪为原罪；中国以人为中心，中世纪以神为中心；中国重视主宰性，中世纪重视皈依等），而仅就粗略的外形看，则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道德性的文化，一统性的文化，从某一方面说，是人的生活之向上，是人的生活之调和。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招来知性的沉滞；换言之，也可以招来生命力的束缚。近代基本精神的动力，一是“为知识而知识”，一是“为财富而财富”，这才是近代文化的两根脊梁，尤其是后者。这两根脊梁，都常要求从文化的道德性与一统性中得到解放；因此而“五四”运动以来的反读经运动，我们也应承认其有一解放的作用。
但，毕竟因为中国的传统，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有其内容上之不同；并且中国的反传统运动，已较欧洲落后了四个半世纪，于是在此过程中，不能不多出许多夹杂。不了解这种夹杂，不能从夹杂中透出来，而仅抱一偏之见，一往直前，这便使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一无成就。
首先，以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文化，它本身不似宗教之与人间，存在一种隔离性。反宗教的传统，常是反对这种隔离性。中国的传统，没有这种隔离性可资反对。
其次，宗教传统，有一固定“教会”为其负荷者，以与其它势力相对立。欧洲近代黎明期，只是反教会教皇，而并不反教义。这便不是反对宗教之本身。到了17、18世纪，才流行“理神论”，使新思想与教义调和，也没有把宗教一笔抹煞。所以真正说起来，欧洲近代的反传统，是有其自然的节制。但中国的经，并无一特定负荷之固定团体，与其它社会势力相对立；于是这一反，便直接反到经的本身，反到传统的根荄，等于要连根拔起。老实讲，连根拔起的反传统，是会反得两头落空的。
还有许多人认为经是代表封建的东西，反读经即是反封建。欧洲近代的开头，与反罗马教会一起的是反封建。此种说法，必须先接受马克思的一个大前提，思想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但马克思以小资产阶级者生于资本主义鼎盛之19世纪，而倡导共产主义，此一事实，已否定了其本身所建立之大前提。同时，欧洲之反封建，有僧侣、领主、贵族等具体的对象，当时并没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因而反对之。中国的反封建，缺少社会性的明确对象，却直接指向中国文化中心的“经”上面，其与欧洲反封建的意义，自不相同。况且中国之反读经者，常以欧洲启蒙运动相比附，而不知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却在法国、德国发生了推动启蒙运动的作用。此一历史事实，应当可以供指“经”为封建思想者以反省。（此点将另文介绍。）最后，欧洲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其根据地在罗马。这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非民族性的。拉斯基（Laski）追溯英国宗教改革所以容易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对于僧侣们与国外的关系所发生的疑惑，即系由于丢都尔（Tudor，1485-1603）王朝的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以“经”为中心的传统，是我们民族的血肉相承的，这在反的上面，岂能毫无分寸。
更从积极方面去看，欧洲近代黎明期的知性解放，都遇着以宗教为传统中心的反抗，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哈维等。从这种反抗中解放出来，便成就自然科学。这是有不能不反之势。说也奇怪，中国对于自然科学之向往，乃至在实际上稍有成就，皆出之孔孟之徒，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其事实皆斑斑可考。最低限度，中国向知性的追求，并没有受到以孔孟为中心的传统反抗。中国真正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纵然对传统毫无兴趣，但谁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压迫，或有被压迫之感。关于科学方法的介绍，只嫌做得不够。“五四”运动，虽揭科学与民主以反对礼教，但当时并没有人拿着礼教去反对共和，当遗老的只是极少数。更没有人拿礼教去打自然科学。当时领导人物如胡适之先生，在其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中，宣言他打倒孔家店的两大战略，第一是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是提倡一切非儒家思想，即诸子百家。在他这两大战略中，我看不出哪一战略是与成就科学与民主有必然的关系。在胡先生两大战略中，只看出他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先天憎恶之情，希望在他的实证的考证事业中将主干和根拔起。胡先生当时耸动一时的一是白话文，这针对文言而言，是有一确定的对象与意义，所以得到了成功。一是他的“红学”（红楼梦之学），也给当时青年男女以情绪上的满足。我记得民国十年有位刘子通先生到湖北来传播新思想，先讲心理学，大家无所谓。后来带着学生到城墙上去讲红学，一般青年才真正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的鸿沟，而为之一时风动了。胡先生只挂着科学与民主的招牌，凭着生活的情绪，顺着人性的弱点去反传统。传统受了打击，胡先生成了大名，但知性是能凭借红楼梦考证而得到解放，而能有所着落吗？以红学的底子去反对孔孟，无怪乎他对科学的真情，反而赶不上读孔孟之书的清季若干士大夫，决非偶然之事。其与欧洲近代黎明时期之因解放知性而反对传统，没有可以比附的地方。
真正说起来，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这一点，我承认也有其意义。但欧洲社会生活之改变，是拿“为财富而追求财富”作一主题，随财富追求者之成功而社会秩序亦完成其改变的。换言之，各种建立新秩序之思想，是环绕资本主义之发展，使资本主义之要求得到“正当化”的地位而发生成长的。我们也或许可以不满意此一历史事实。但此一事实之另一意义为社会秩序之改变，因其有一明显之目标，因之，有一自然之制约，而得赋予一坚实之内容，故能顺着一条路下去，开花结果。新地理之发现，新技术的发明应用，都鼓励并保障了财富追求者，使其能冲破潜在人心之内及人心之外的各种限制，一往直前，把辉煌的产业，摆在社会面前，使当事者满足，旁观者欣羡。传统为要求自己的生存，只能努力于自身对此一新环境之适应，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压抑之下，没有鼓励保障财富追求者的条件。加以由财富追求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以孱弱之躯，缓慢之步，想向它追踪继武时，它的本身却已盛极而衰，另一新的势力，新的意识，想向它问鼎之轻重了。于是我们社会新的秩序，到底以何种势力为骨干，向何种方向去形成，都令人捉摸不定。主张革新的人士，只要求传统向它投降；认为传统投降了，一切便得到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传统在作怪；传统投降了，却对传统无法收容，觉得只有尽坑降卒四十万，才妥当而痛快；但传统坑尽之后，并没有一个新社会来作反传统者立足之地。而且最奇怪的现象是，凡是极端反传统的人，都是在新的思想上，新的事物上，乃至在一切学问事功上，完全交白卷的人。钱玄同这种人不待说，胡适先生自己，除了背着一个包着瓦砾的包袱以外，谁能指出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是什么？“好人政治”的提出，连“民主”的招牌也丢掉了。
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受过长时间的考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能够形成一个传统的东西，其本身即系一历史真理。传统不怕反，传统经过一度反了以后，它将由新的发掘，以新的意义，重新回到反者之面前。欧洲不仅没有反掉宗教；而昔日认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拉斯基在其《欧洲自由主义之发达》中，叙述了自由主义的成就后，接着说：“不消说，其代价（自由主义的成就）也是非常的大。即是，因此而我们失掉了使用若干中世纪的原理的权力。这种原理之复兴，在我想，认为确实可成为人类的利益。”（日译本第九页）这是欧洲反传统得到了结果以后，所发出的反省之声。
三
依我个人粗陋之见，中国的传统，不是需要反，而是需要清理。清理的对象，是由我们文化所凭借的历史条件带来的东西。
我们文化所凭借的历史条件，若以之和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一最大不幸的事实，因此而可对中国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分子，寄以同情。西方文化，自希腊以至近代，都是由社会财富所培养出来的。中世纪的骨干是教会，教会也是一种独立性的财富团体。欧洲的政治宫廷，对文化的关联，是渺不足道。此一事实，使知识分子，可以自立于现实政治之外去从事文化工作，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扰。当然，社会的本身，对文化也有制约的作用，但这种制约是分散的、间接的、弹性的；而现实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则是集中的、直接的、强制的。西方文化在社会财富基盘之上，依然可以保证文化之纯粹性、超绝性，而不致受现实政治利害的限制；虽然有，也可一层一层地突破。伟大的宗教与科学，都是在其一往直前的纯粹性与超绝性上所成就的。中国文化，自始即以政治关系为中心。集大成的孔孟，都要“传食于诸侯”，靠政治关系吃饭。群雄并立，利用群雄好风好雨的间隙，大家还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环境以自鸣其说。及大一统之局既成，社会财富，不能与士人结合起来以自立于社会之上，于是士人要有所成就表现，只能在一个惟一的现实政治关系中打转，这便影响到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纯粹性与独立性。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即为隐之士，假定对政治有所不满，便有随时被指为叛夫之虞。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活动的社会平面，文化即失掉其自律与自主的伸展。宋儒及明中叶以后一部分士人，渐意识到文化的社会性，而不把朝廷视为文化的函数，故儒学得到新的发展。（《朱子语类》卷八一，黄卓录“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储，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此系儒家对君主之基本态度，但此一态度能尽量发展吗？）然结果都受到政治之打击与束缚，其基本精神，不能继续下去。一般士人，为了做官而谈政治，决不能构成政治学；为了争宠而说有谈无，决不能构成哲学。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挟带着满身政治污秽，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常不免和这种污秽夹杂在一起。此一历史的条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现在的知识分子，应从这种自反自悲中奋发起来，清理我们文化在历史中所受的负累，使几个顶天立地的观念，彻底透露出来，以润泽现在焦萎欲死的人生，而不必先凭一股浅薄颟顸之气，要反一切，打倒一切，轻薄一切。
基于上述观点，落在读经问题上，我补充以下的理由，是赞成有限度读经的。
第一，我们假使不是有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应该承认自己有文化，总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像我们许多浅薄之徒，一无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连苏联把文化的阶级性说得这样死硬，但现在连恐怖伊凡也拿出来了。假定它的历史中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我想苏联总会把它捧到伊凡以上去吧！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统”的文化，不似欧洲作多角形发展。而此有统的文化的根源便是“经”。胡适之先生拿诸子来打“经”，来打儒家的策略，他没有理由说“经”说“儒家”在文化上的地位，比诸子百家轻，而仅是擒贼擒王的办法。一口说不读经，实际即一口抹煞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于情于理，皆所不许。
第二，我们要承认变中有常，人类始能在宇宙中历史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而常道之显露，总是超越时间性而永远与人以提厮指示的。中国的经，不能说都是常道。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鼓励、提厮、温暖，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三，我们应坦白承认是在流亡之中。庄子说：“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以喜矣”，何况是自己文化的根源。流亡者已经失掉了地平面上的卷舒，何可再失掉精神上纵贯的提携维系。
操专门之业，而其业与经有关的，如史学、哲学或文学等，皆应精研经中有关的部份，这是不待说的。至于一般读经问题，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了解的经中的文句，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于周会加以讲解，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知道中国有经，有圣人，有切身做人的道理。再将《论》、《孟》、《学》、《庸》、《礼》、《诗》中精选若干，共不超过一万言，或汇为一篇，在课程中立一专课。或分别插入国文公民中，而将现在课本内许多无聊的东西抽掉，按其内容之深浅，分别在高初级中学中讲授，更于历史中加一点经学史。如此，则学生之负担不加重，而经之大义微言，亦略可窥其大概。大学则应近于专门之业，以其所专者去治经，可不列在一般读经范围之内。
除学校教育以外，我希望成年人，不论作何职业，手头能保持一部四书，可能时，再加一部《近思录》，于晨昏之暇，随意浏览，我相信对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总会有所裨补的。但这只可出之于社会的提倡，而不可出之于政府硬性的规定。有人很瞧不起四书与《近思录》，觉得太平常了。平常确是平常，但只要你能体会得到这种平常，你才算对于中国文化摸到一点门径。
其次，还要附带提一点对于经的讲解问题。考据校刊，乃专门之业，与经之大义关系不大。朱子曾经说过，这与义理是另一学问；姚姬传亦以义理词章考据三门平列。学校授经，当然应该注重义理。有的先生以个人的兴趣，在几点钟的功课中，强学生以校刊考据之业，真是于义无取。此其一。中国的义理，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在其实践的基本性格。故缺少此种实践工夫的，很难信其对经的义理有所了解。所以《论》、《孟》、《学》、《庸》，应以朱子集注为主；其它各经，有宋儒注释的，都应加以尊重。因为他有这一段实践工夫，精神可以相通，声气可以相接，对经的义理自较了解真切。纵使他们在名物训诂上有不及清儒的地方，但这都无关宏旨。今日若欲继宋儒而对经的义理作新的发掘，必须对西方哲学真有研究的人，把西方思索的态度与线索，反射过来，以作新的反省，才有可能。今人常以为几天抄录工夫，即可压倒历史权威的著作，以此种浮薄之气，而言整理经学，则经学又将受到新八股之厄运了。至于今日包揽教科书利益的集团，喜欢把自己弄不清楚的字句、内容，选到教科书里面，如把《论语》的“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选到初中国文里，把《孟》子的养气章选到高中国文里，把乾文言选作大一国文的第一课，此种人，随处都与儿童、青年为敌，那就更无从说起。
附记：本文所说的经，是以十三经为范围的。
1952年9月12日
原载《徐复观文录选粹》学生书局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