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部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机构改革，成为本届“两会”热议的话题，但精简政府机构并不是终极目标，只是手段，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果不专注于此，改革结果或将适得其反，不但走不出机构精简之后再扩张的怪圈，而且还会缔造出权力更大的部门机构，为特权的进一步扩张背书。

政府职能亟需转型

依据时代需求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较多，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痼疾，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矛盾日益凸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文彰指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要将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通过建立有机的“大部制”，提高政府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的行政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仍然相对滞后，政府转型升级与改革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迟福林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问题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当前，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干预仍然过多，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突出。

“这种干预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了强化，甚至有了常态化的倾向。”迟福林坦言。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天职”应该是向社会提供市场充分、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智能，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前，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包揽了很多原本应该由市场、企业和公众自身解决的问题，导致了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的扭曲程度。

也正是因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而形成的经济“增长主义”，致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逐增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本刊顾问）提出，近年来，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在“增长主义”的诱导下，形成了独特的现象，地方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并未健全社会组织的自律维权和自协调机制，而是为了竞争，把各类组织都变成变相的经济组织，实际形成了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体制。

迟福林表示，中央和地方还是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很难理顺。其次，地方政府以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资源分配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重要手段，导致地方政府诸如土地财政等等问题。

“这在带来投资消费失衡、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以及某些严重的腐败问题。”迟福林担忧道。

诚然，在分税制改革未尽的背景下，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用于刺激GDP增长，必然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

转型的步伐

对于政府转型的步伐，迟福林提出了“放权、分权、限权”的六字方针。

迟福林所说的“放权”，是指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当前中国一般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但资源、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改革相对滞后，应该将这些价格交由市场来调节，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作用；还应该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继续减少行政审批。

中国审批制改革启动于1998年的深圳，2001年在全国展开，经过六次改革，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全国性行政审批事项，与顶峰时期的4100余项相比，减少了60%。地方已建立县级以上的行政审批大厅4500多个，方便了老百姓。

但是迟福林指出，尽管审批制改革有很大的进展，但都是权力相对边缘化的改革，审批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行政部门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还有很大的空间和调节的余地。

周文彰则认为，不仅要减少审批事项，还要减少审批层次，把不必要的办事环节、审批环节取消。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秘书长陈建国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同样表示，过大的审批权限不仅仅会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更是一块以权谋私，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迟福林表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由经济总量的导向转向公共服务的导向，逐步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为此，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是极为关键的。”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指出，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很大的帮助，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将是今年改革的重点领域。改革的重点是要继续深化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这两个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举措，今后将会在中国大部份地区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

迟福林指出的“分权”，是指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以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限权”则指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定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所以他建议把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大任务。

转型窗口已经开启

政府的转型与改革，不仅关乎行政改革，更是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十八大以后，是一个改革的窗口期，如果抓住这个窗口期，我们就能够抓住改革的主动权，如果抓不住，政府的改革可能面临着很被动的局面。”迟福林表示，政府的转型改革，对“五位一体”的改革，起着牵动全局的作用，只有把这个关键和重点突破了，我们“五位一体”的改革才会有一个全面的进展，才会破题。

“政府的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也涉及到行政体制，更涉及到政治体制，所以，政府的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集中体现，是改革的重点，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动。”迟福林表示，政府转型改革不到位，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很难有重要的突破，政府不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更多的发挥社会力量，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也是难以做到的。

但迟福林坦言，改革尚有难度，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权力结构的调整，一个部门既管规划，又管很多具体项目的审批，很难转变职能；其次，权力结构的调整涉及到政府自身利益的调整，这很难。

“总的政府改革是阶段性的突破和渐进式的过程相结合。”迟福林指出，第一，要选中改革的目标，比如说，要把优化权力结构作为重点，这个重点就很重要；第二，对于目前矛盾突出的问题要敢于重点突破和大胆突破；第三，在这个前提下，改革是渐进式的，成熟一件推进一件，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职能？中共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