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埃及学者易卜拉欣·阿拉法特的分析，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经济、政治、环保、军事准备、国家统一和国际关系等六大障碍。这六个障碍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联系的，这六个障碍的克服过程都存在美国因素，所以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至少是在亚洲地区），不能不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特别中美之间的冲突问题。
早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提出过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可能发生文明冲突。2002年以来，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理性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在预测20-50年的中美关系时，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正在经济领域取得快速的发展，而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故的竞争对手，所以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如果我们构筑一个完整的和平崛起理论，必须对米尔斯海默之辈的这个“猜想”认真地给予证明。
一、 大国之间冲突的机理
17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正逐渐形成，国家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运行中的一个基本计量单位。国家当然有大小之分，世人注目的是处于世界水平的大国。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具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较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政治认同；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或者说硬力量）；具有普世的文化影响（或者说软力量）。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大国的发展是世界文明演变的主要旋律，大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当然大国之间的冲突也是人类历史最大的灾难。
什么是冲突？冲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相作用的主体,彼此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不相容的行为或目标。
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冲突发生的前提条件是：
* 冲突主体之间的需要或利益不一致的行动；
* 冲突主体之间的行为偏好、满足度互不相容；
* 冲突主体彼此都需要某种供应短缺的资源，其愿望都无法得到完全满足；
* 忽略了共同行动，冲突主体具有某些偏见的排他性的行为偏好。
根据这些前提发生的冲突分为三种类型：
* 经济安全冲突，两个主体之间的存在"零和游戏"下不同利益纠葛，同时，这种利益纠葛必须已经被双方意识到。
* 意识形态冲突，两个主体之间的信念不同，一方认为另一方的存在已经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
* 历史情感冲突，冲突是一个过程，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而来，并反映了他们过去交往的情况和历史包袱。
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可以称为硬冲突，这种冲突是刚性、不可调和的，除非能够找到一种的双赢方式，否则这种冲突不会停止，由于经济利益是可以计量的，所以这种冲突也是一种理性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是双方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和对世界认识的价值观不同引起的（比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半刚性的，双方这种判定可能非常坚定，也可能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发生改变，由于意识形态引起冲突的双方很可能经济利益是一致，因此这种冲突是非理性的。历史情感冲突是双方过去的冲突在整个“民族脑海”中的记忆，是过去冲突过程的延续。可能出自人类本能特性，使得人们对仇恨的记忆比较深刻，对感恩的记忆则比较淡漠，所以这类冲突是最多的。但是这种才冲突变化性和弹性很强，过去的敌人完全可以“相逢一笑恩仇泯”，因此这种冲突感性的成分比较多，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冲突。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很难说哪一种冲突是一种主导的形式，国家之间的冲突可能三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因果连环的关系。冲突可能的起源经济利益，又被意识形态和历史情感放大，冲突的双方反而忽略了深层的共同利益所在，冲突本身便从理性变成非理性行为。
非理性冲突的极端化就是所谓文明冲突。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既容纳不下新的文明元素，也不与时俱进，整个民族都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状态。这样的文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文明本身也成为长时间跨度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的基本要素。
二、 理性冲突的根源分析
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分析未来20-50年的时间段内中美之间的理性冲突，必须需要认清中美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哪里？这当然是两个国家最高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经济和安全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根据美苏冷战的教训，在一个和平竞争的环境中，经济利益是安全利益的基础，或者说经济利益的权重大于安全利益的权重，所以首先明白两个国家根本的经济利益之所在。
虽然美国政客和普通人经常以“美国利益”当成口头禅，似乎美国利益无处不在，但从来没有文献清晰阐述美国的利益是什么？从研究者的角度看，美国的利益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场交换的平等利益；二是作为大国（或者说通过霸权）获得溢价利益（fat interest）。美国有许多通过市场平等交换得到的利益，比如，美国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也具有竞争力等，即使美国不再是一个大国，这些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的利益依然能够保障，所以需要分析清楚美国的溢价利益在哪里？
第一，产业链高端的垄断利益。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美国通过制造业能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需要不断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于是他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今天集中精力于产业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就是所谓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企业，一头是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另一头是品牌推广、市场营销等，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当然获取的利益也最丰厚。知识产权维护、品牌推广等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和综合国力密切相关，所以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可口可乐充斥着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其实质内容“糖水”，并不是什么高级饮品，完全美国文化的扩张所起的作用。
第二，全球的“发钞权”。现在的国际经贸活动是美元结算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军力和政治影响力。美元实际上就是被过分抬高的股票，这种抬高都靠信心的支持。美元作为通用货币，使美国可以便宜地购买其它国家的产品、企业，进而进行国际垄断。以当今的国际经济体系而言，美国是最大的得益者。因为它的购买力强大，全世界各国要争先恐后地巴结美国，希望美国购买本国的产品。一个国家卖出产品后，它的货币才值钱，底气才足一些。而这个国家卖出产品后，本来它的货币是值钱的，但奇怪的是，很多国家不存自己的货币，却要存美元，用以“保本”。他们相信，即使天塌下来，美元也不会塌下来。大部分的国家为什么认为美元不会塌下来，因为美元的背后有13艘航空母舰的支撑。美国则将美元债券售出的钱反过来购买世界的产品，用于更新武器系统，用金钱收买马前卒和打手。只要这种现象不变，美国永远有用不完的钱，即使这种现象变了，美国依然可以采取多印钞票的办法来还债，而不需要“真金白银”。具体到东亚地区来说，情况更加严重。东亚地区所持的美国债券（即外汇储备）比重奇高。日本所持的美元债券量是世界第一、中国第二、中国台湾第三、南韩第四、中国香港第五、新加坡第七、美国自己竟然是第八。前五名全在东亚地区，共计11750亿美元，是美国自己所持有15倍，也就是说美元的稳定有赖于这东亚五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美国人不断地发行美元债券，不少国家抢着去购买。前面列的五个国家或地区（日本、中国、台湾、南韩、香港）就是这样。东方文化的省吃简用和吃苦耐劳造就了这样的畸形情景，日本的右翼们曾抱怨：我们日本人挣钱，去让美国人化钱。可谓一针见血。
美国从世界市场获取的溢价利益，是美国富裕和发达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而富裕和发达就是每个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也是美国在丛林法则中仍然能够维持社会整合的基础。这种馅饼越大，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显然能够大大地缓和美国精英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基于以上共识，形成了共同一致的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并持久不衰，其唯一奥秘就在于此，这种情况下，美国才成为世界大国。如果没有溢价利益，美国的社会安定也会出现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去查证一下，在１９７９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的加油站一共发生过多少起为争夺几加仑汽油而发生的枪击事件。
中国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哪里？当然就是中国人能够过上富裕生活。今天的中国能吸引大量的外资成为世界工厂，原因有三：一是中国人口多、人力成本很低，劳动力的技术训练也比较高；二是工业技术已经实行了全球的标准化，国家之间的异地加工完全可行，三是现在全球的运输成本很低，全球资源的市场配置造就了中国这样的工业地位。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视之为机遇，另一种视之为威胁。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带来商品需求，最终可能推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悲观主义者则担心，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会在世界范围内导致通货紧缩。中国在２０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显着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急剧下降，并且拉动了世界原料价格的上涨，从而改变各地的生活水准。中国需要保持这种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使之可持续发展，不被他国人为的中断。因此中国的特殊利益就是：
第一，获得部分世界资源的分配权。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工业品就产量而言也是居于世界第二位，而且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还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２，中国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世界上资源消费增加最快的地区。如果要获得可持续增长，必须改变中国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不利地位。同时必须确保没有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能够使用武力来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获得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比较优势地位。
第二，获取产业链高端的垄断利益。中国不可能永远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中国科技力量壮大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在知识经济上有突破，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前进，在世界市场上赚取所谓“高附加值”（实质上就是垄断利润）。 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突破西方的技术垄断，获得基于技术垄断和企业规模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垄断地位，从而也获得垄断利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以后，获取财富和方式和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前叶明显不同。对于美国来说，依靠科技进步形成的技术垄断，然后在世界范围内谋取利益已经成为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不需要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大、帝国主义大国那样来掠取殖民地或扩张领土。美国《福布斯》杂志２００３年公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世界前十大富豪里有５位是经营软件或电脑生产的，全部都是美国人。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包括有职业素养的劳动力价格也低廉，同时国内又有巨大的市场，因此在世界经济分工中，逐渐变成了世界工厂，也不需要通过领土的扩张解决原始积累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中美两国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当然也是现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不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在可预见时间范围内，有关世界的“发钞权”中美之间也不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反而是美欧之间。由于中国人口和市场规模巨大，在10-20年的时间内，中国终究要想全球产业链高端进军，获得一定的垄断利益，在这方面中美国之间有潜在冲突的可能，类似WAPI的无线互联网标准之争有可能频繁出现。
三、非理性冲突的根源分析
意识形态的差异、宗教信仰的不同、安全观念的认知、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历史情感的记忆等都导致非理性冲突，由于这些冲突的载体是民族国家，所以一个民族的性格（安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历史情感）和行为（生活方式）就成为非理性冲突的根源。就好比一个性格暴躁、信仰暴力而且行事风格粗鲁的人容易和别人打架，而性格温和、吃斋念佛、行为文明的人就很难和别人冲突，而不管这个人是否“人高马大”。一个民族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偏好是互相关联的，探究民族之间的非理性冲突的根源必须分析这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好和行为准则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它是历史的长河中，人类获得的与物质财富等量齐观的精神财富，所以正像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样，联合国也在保护人类的精神遗产。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必定形成自己的安全观念、行为方式和历史情感，获得了行之有效的生存智慧、抗争技巧以及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原点（或者称为原生状态），她是“上帝”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产生许多生存竞争的“结晶体”，这个结晶体内涵着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意识形态等一系列稳定的存在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与发展潜力，这些“基因”就是民族的性格。所以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和民族文明的原生状态密切相关，要分析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必须分析这个民族的原生状态。
中国原生文明的起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的展开。在文明延续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经过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中华民族不断被洗涤、被冲击、被揉搓，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熔炉，任何一个民族到了中国，不出一两代人的时间，都会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而这种同化过程，也是中国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一个保证。中华文明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尽管这种开放很多情况下都是最危险的时候才开始显示，甚至是被迫，危险以后依然是生机勃勃。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民族生存的根本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的铁则。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在进退有序、攻守平衡之间，产生了结构精致、充满远见的儒家文化，其核心就是“讲究秩序”、“和而不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等。由于儒家文化讲究“知行合一”，所以这种文化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思想和行为是统一，没有断裂。
美国也是一个熔炉，它熔炼的是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美国文化也是横空出世，印第安人的文明在美国文化中不占位置，美国文化是全球各个民族的精英共同创造的，体现着人类的一种理想，是对人类古老文明的一种再塑造，因此美国文化也是开放的，开放使得它能够持续发展，除非有朝一日她对移民关上大门。美国的性格是透明的，它不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不会像阴险的日本人一样搞“珍珠港”式偷袭。每次冲突来临时期，都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说服、公关、论证。多数美国人是讲究诚信与平等的，他们倾向与首先提出若干条款，然后与之讨价还价，并最终得到一个经过双方妥协且都能接受的协议。他们不会希望在协议中出现任何含糊不清的语句，这会给未来带来麻烦、带来不确定性。他们也不会希望签订对于对方过分苛刻的条款，以至于在未来迫使对方翻脸违约。美国文明中开放、透明、诚信等基因是非常优秀的，它们构成了美国的民族性格中的理想主义成份。
由于美国是新大陆，资源丰富，在新大陆拓展过程中，生存并不艰难，富裕和发达的生活可以靠个人奋斗取得，所以美国的民族思想中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二十世纪以后），成为优越制度和自由（就是欲望不受主动克制地被满足）的表征。美国人绝对不肯为了其他国家、为了环境和子孙后代牺牲自己的富裕和发达，比如，美国人拒绝承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取得独霸地位以后，美国的“帝国”思想在膨胀，并且一脉相承了古罗马帝国作风：我不在乎别人恨我，我只要他们怕我（凯瑟大帝语）。因此，优秀的民族性格并没有带来完美的思想，美国的民族性格和思想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
同样美国民族性格和民族行为之间也存在严重的断裂，在开放和透明的背后，也隐藏着“牛仔”的莽撞和非理性行为。费正清先生曾分析过中美行为偏好之间的强烈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国人多地少有过这样的描述。美国的一户农庄所拥有的土地，到了中国去居住着整整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落。美国人尽管在历史上也曾经以务农为本，但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的压力，也就是说美国人体会不到中国人的生存压力。因此，中美之间的行为偏好的最大差异性就在拥有的土地资源以及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同。由此形成了美国人的“拓疆开土”和冒险创新的行为，而中国人“精耕细作”和勤俭节约的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的原生文明和美国多元文化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中国 56民族的熔炉和美国那个世界各国族裔的熔炉都具有共同的宽容、开明、头脑灵活、以及共同的重商主义、国家利益优先等，在对付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极端思潮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中国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天意授命民族扩张和领土扩张的命运论，也没有文明传播的使命。但是相反当今的美国以霸者之气俯瞰世界，并拥有着众多听话的和当差的国家时候，必然存在改造世界的欲望，和中国坚守自己的原生文明之间产生冲突。同样在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上，中美两国也明显不同。罗素先生曾认真地研究过中国，中国人的思考速度单位和西方不同，不是十年，而是世纪，换句话说，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时间长度和美国人不同，由此导致了中国人的解决问题的速度和和美国人不同。这方面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中美人权问题冲突中，本质上不是要不要人权的问题，而是人权问题的解决速度要多快的问题。可以预计，由于中美民族性格、思想、行为不同，这些方面的非理性冲突是存在的，而且在冲突过程中，美国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这样的过程还会持续许多年，但是中美民族注重现实的性格决定了这些冲突是低烈度的，不会再重复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冷战。
四、冲突能否消解
从中美两国有效交往200年的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冲突不是主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但这只是中国追随前苏联阵营一边倒的结果，朋友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这种观念使得中美走向半个世纪的对抗，由此留下了台湾问题的隐患。应该说这种冲突即不是基于利益的理性冲突，也不是中美两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常态冲突”。如果考察未来50之内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必须除了分析冲突根源以外，还必须分析是否有消解这些冲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因素，如果消解的力量大于冲突的力量，冲突不会爆发，如果冲突的力量大于消解力量，冲突的爆发也不是必然的，还要看当时环境、心态以及双方冲突意志。下面我们对中美之间的冲突力量和消解力量对比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大萧条，大批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希特勒以国家社会主义欺骗群众，吹嘘只有他才能拯救德国，组成纳粹党，从报告文学充军备、向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形成战争（冲突的最高形式）的土壤，从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因而引起世界经济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包括大国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可以使大国之间不至于“走上重复历史争端的歪路”。战后５０多年来，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大恐慌，从而也没有形成法西斯横行的土壤。西方大国的人民群众普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中国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因此中美两国没有要进行对抗的社会基础。经过几百年的博弈，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现代文明正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这就意味着，无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体制如何，都已经不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中的性质，国家所遵循的是同一国际机制，深刻地表现出某种异质同构的特征。从逻辑上讲，以一国的政治体制来判断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出现了一个断裂，这种断裂宣告了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处于不同的领域和情境，并且可以遵循不同的指令。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心态和国际多边的游戏规则构成了各种冲突最大的消解力量。
但是国际政治毕竟是实力决定的，美国的超强实力和整个世界秩序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西哲有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制约的权力将导致专制”。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中自由民主或专制独裁仅仅出现于各权力之间的对比，与权力背后的“素质”、“修养”之类风马牛不相及。当某种权力失去制约具有了横扫一切的力量时，基于“人性恶”（在国际关系上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或者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的假设，某一个国家就可能破坏和平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由实力来划分不同的等级体系、由暂时的利益来划清暂时的敌友已经表明这种国际政治体制毫无自由民主可言，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政治秩序。尽管很多国家对美国的所作所为不满，当今的国际局势对美国仍十分有利。它玩弄国际政治和金融贸易游戏规则于股掌之中，表现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国内的自由民主和与它主宰的国际极权主义政治秩序毫无关系，在国内它可以是一个文明人，在国际上它就可以是一个暴君。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表明，国际力量对美国有一定的制约，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全消解这些冲突的地步。
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冲突消解力量在哪里？恐怕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互利性很强，发展潜力很大。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中国依赖美国的需求才能维持改革经济所需的高速增长，美国中国为他们的国债提供财政支持，美国的繁荣和高福利生活越来越依靠中国提供的廉价产品。从长期发展过程看，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繁荣是互惠互利的事情，是一条双向的车道。
美国公司纷纷转向中国是为了削减成本、增加销量以及赢得更高利润，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供应链跟中国连接起来。美国的投资者也需要中国，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将在比许多人所认为的更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大市场，是美国剩余资本寻求高额利润的地方，在产业投资领域，2003年1至10月，美新增对华投资项目3308个，比去年同期增长22.5%。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合作继续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据中方统计，在贸易领域，2003年1至10月，中美贸易额达到1024.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7%，其中中方自美进口27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7%，中方企业对美投资也在增加。另据美商务部统计，2003年1至9月美对华出口增幅达18.5%，大大超过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长。中国现已因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04年年底还可能上升到第三位，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对华出口每年给美国创造5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使美消息者每年节省开支200亿美元。除双边贸易取得积极增长外，两国还就经济和金融等问题保持地密切磋商和对话，在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发展经贸往来是一种“双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重心，为了从这个现实中获益，中国的远东邻国，包括日本，正在重新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定向。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是40%、出口增长率是35%，是去年全球贸易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世界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贸易的增长。另外，中国的经济贸易增长主要还是由于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推动，相对而言它不受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实际上，由于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而推动价格上升，我们也许正在进入一个商品成本的上升时期，正在扭转过去一百年的趋向。中国正在发生令全球感到惊异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增长的火车头，从而全面地分担了美国在带动世界增长方面的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可能被误解，有些论调不正常地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即中国的崛起给美国目前超群财富和力量带来重要的长期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成为美国经济萧条的替罪羊。米尔斯海默认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经济情况好时，可能促进和平，但如果一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比如大萧条，这时联系越紧密，问题越严重。1998年，日本与美国因为汽车产业的问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当时的关系就疏远了。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频繁施压，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并扬言实施更多贸易限额，也是因为美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都陷入了危机。特别是在美国的大选之年，每次美国大选两党也都拿中国问题作为象驴较量的皮沙袋，在200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估计又将成为美国的政治热点问题。总之中国将扮演日本10多年前的那种角色。顺便说一句，如果有哪一天，中美关系不再成为美国大选中的话题，中美关系才是真正的成熟。密切的经济关系可以消解一般的冲突根源，但是并不能解决根本的安全冲突，1914年一战爆发前，欧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并不比今天低，但战争还是爆发了。所以，只有在世界上现今的经济超级大国和未来的经济超级大国学会了如何和睦相处之后，冲突的安全阀才会关紧。
中美的安全利益和安全观念状态如何呢？
在安全冲突方面，美国是主动的，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判断。美国面临的威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苏联式的威胁，双方实力相当，可以将对方毁灭一百次以上；二是中国式威胁，没有纳入美国为主的安全体系，和美国部分有安全利益冲突，只能部分毁灭美国的实力；三是恐怖主义的水银泻地般的威胁，没有明确的对手，只能骚扰美国，但是让美国人过不上一天舒心的日子。
从美国方面来说，当年美苏都是超级大国，拥有其他大国加在一起也赶不上的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美苏都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传统，美苏都有称霸的野心，两国争夺的是世界霸权，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美苏两大陈营，不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立，在经济上也分成两个互相隔绝的市场，所以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这种与之匹敌的对手，但是现在苏联不存在了。
但中国与美国比较起来，无论从科技、经济、军事那一方面来说，实力都有差距。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九分之一，核武器只有美国的一个零头，没有同美国争霸的意图，总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双方力量是不对称的，中国的实力只能自卫而没有同美国全面对抗的本钱。与此同时，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而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扩张的机会，但却没有大加利用，去建立什么殖民帝国，今天的中国更没有任何扩张意图。尽管这些年来，中美关系出现多次风波，但是，中美之间的距离正逐步靠近，中美关系不可能发展成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
发生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应该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美国人忽然感觉到两个理性的大人之间的冲突并不可怕，但是一个大人和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小孩之间冲突更为麻烦，因为小孩会采用死缠烂打的战术。只要设想一下，如果恐怖分子某种机缘巧合获得了核子武器，那就是美国彻夜难眠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大国在冲突中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实，小布什说，面对恐怖主义，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虽然话糙了一点，但是说道了问题的根本。所以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许多领域，美国实际上有求于中国。至于日本某些右翼政客和台湾李登辉的将中国大卸八块的所谓思路如果得逞，中国这个核国家的分裂将不可避免的对全球核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 因为这样将大大增大恐怖主义分子获得核武器的机会和能力，这从根本上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政府行为将更加理性，更能勇敢的承担起国际责任，更能够毫无包袱的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从而减少危险性。
但是，有些美国人的冷战思维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害怕中国发展太快，变成了前苏联，所以需要一把绞索套住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就是台湾问题。美国利用台湾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消耗中国的崛起资源，从而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当然台湾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炼狱，经过炼狱的锻炼，恐怕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挡住中国崛起的步伐。
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利益应该是这样认定的。像台湾这个地方对美国而言有其利益，但不是最高利益，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如果有其他重要利益的时候，台湾地区利益是放在一边的，充其量是一个中美全球博奕中一个棋子。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例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当时叫脱手（hand off）政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整个大三角格局中，当时美国从台湾撤军，又跟台湾当局“断交”，那时为全局战略利益，美国以牺牲台湾利益，这个利益可有可无。这一状况如果改变，或者一旦打起仗来，或者是台湾“独立”了，那么美国这些利益都将丧失殆尽。看不出美国会为台湾独立而和北京全面决裂。
如果台海交战，交战的一方是打着剿灭叛离省的中国，另一方可能只是台湾，也可能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军队，但现在不是上世纪，中国师出有名，中国不是伊拉克，并且国家实力在后面，恐怕其他国家步美国后尘和中国交战也会掂量掂量，可能是像现在的伊拉克，法国和俄罗斯等就在等着看美国笑话。如果中国在战争初期不是很顺利，美国会打着“民主志愿军”的旗号援助的台北政权，如果战争的进行很顺利，恐怕美国经济制裁的手段高于军事手段。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美国不会、也不敢直接把战火引到大陆，至少不会打着美军的旗号攻击大陆。因为那样，就不再是中国和叛离的台湾的内战，而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对战了。
中国美国交战，有很多种方式，简单划分就这几种：核战争、常规战争、代理战争。核战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除非你不会在核战中遭受攻击，一旦你遭受攻击，对你的国家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核战争的范围一定涉及美国本土。所以，为了台湾和中国发生全面的核战争恐怕不是美国的初衷。即使美国人也没有首先打核战争的勇气。美国上世纪50年代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拼的你死我活时，几次想动用核武器，但最后都没有下手，和这个也有一定原因。
常规战争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作战的承受能力，就象当初的越南战争一样。所谓承受能力，一个是经济承受能力，中国的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就战争毁坏而言，相对落后它的承受能力高，经济现代化程度越高，整个经济崩溃的速度和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会更低。就像地里种庄稼，再种庄稼就可以了。但是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打掉了以后，整个经济体系断掉了，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恢复。战争必然影响整个东亚的经济的发展。也可能导致这些地区抛售美元而导致美国利益受损，这与大众同时抛售股票而导致股票市场崩溃有些类似。作为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人们越富有对生活的安定，对和平的向往，对发展的追求那是更高层次的，这种情况下你打仗，毁灭自己美好的家，给自己带来无谓的牺牲是不愿意的，越富的国家越怕战争的毁灭，中产阶级和民众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再一个是整个民族的心理承受也不一样，比如中国经历近百年的磨难，都是外部欺负中国，从抗日战争以后才站起来，所以中国的民众、政府和军队对战争的忍受力是越来越强，那和少爷兵和老爷兵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上看，除非是速战速决的战争，而且双方没有正式的地面战场，否则美国的承受力不会很高。
这场战争和中国较量，它如果打得好，对它的整个战略格局没有什么大影响，如果失利，即使是双方两败俱伤，整个国际战略大格局中，在冷战对峙过程中就削弱它的力量，它的整个态势就很被动，所以朝鲜战争也好，越南战争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它又想打，又不敢大打，最后是进退两难。现在也是这个情况，美国要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战略利益不受损失，它去挑战一个大国，挑战一个利益相互依存的大国，它将来在整个全球新的格局中，将丧失它原来的地位，所以这场战争，美国是不可以放手打的，既然放不了手，就不敢真打，既然小打小闹，一点用都没有。通过上述分析，由于台湾问题引起中美直接交战，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交战，也只可能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军队之间的代理战争的模式。
从理性的角度看，美国卷入战争应该和国家利益区分有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生死攸关的利益，也是最高的利益（fat interest），谁也不能碰它，符合美国价值趋向，又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比如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几乎会毫不犹豫地直接发动战争或间接地卷入战争，道德、国际法、条约等是束缚不了美国的；第二个就是重要利益：如果只有其中的一种利益或二种利益都较小，比如科索沃战争，它是否卷入战争与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有关；第三个是一般利益：即使卷入，它仍可视代价的大小决定是否继续玩下去，比如索马里战争。
美国自冷战后从未明确把任何一个大国（包括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九一一事件让美国找到亟欲消灭而又难在短时间内铲除的敌人，使得美国鹰派即使把中国列为「潜在敌人」，在目前反恐的大势下也只好搁置对北京敌意。因为即使有很好的国家资源，若过分作战也会无济于事。理性的判断是：在相当时间内，中美双方均无相互对抗的愿望，纵使美国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想法，短期内也不易在国际社会组成一个庞大的对华战略包围圈。除非美国决策层错估形势，付出代价也要中断崛起的进程，当然是大陆严重挫败，崛起之路可能拦腰斩断，但美国也不可能全身而退，甚至走向衰败，剩下就是全新欧洲时代的开始。
（原刊于《大国》第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高全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