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电影《1942》上线，没来得及看，但看了报上的评介，知道是一部怀了十九年才生下的艰难之作。冯小刚的影视作品，我喜欢《一地鸡毛》，好像也是刘震云小说的改编。不喜欢《夜宴》，感觉冯怎么挤在张、陈身后，到奥斯卡镜子前试起了晚礼服？冯小刚成“大腕”有些年了，但他的自我形象里似乎还有那么一位坐小马扎的电影厂“美工”。边缘身份的紧张感对于一位以社会人生为对象的艺术家，是笔宝贵的财富。这财富，年轻时靠卖血买相机的张艺谋、文革中被革军革干出身的同学抄家罚站还得跟人家握手道别的陈凯歌也曾拥有，只是三十年大红大紫早都花光了。有生命感的艺术大多是在小马扎上孕育的，是在从小马扎到太师椅的征途中诞生的。以上是题外话。

除了别人对《1942》的评介，我还看了刘震云自己的创作谈。我有点好奇：这么沉重的一个题材，他干吗要那么突出“幽默”呢？他认为饿死人不重要，饿死的人以幽默应对死亡，才“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讲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委员长，没想起美国人、英国人以及苏联人，他想起了老李，因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他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幽默背后显出民族特别的悲凉。（刘震云答《三联周刊》）

按刘震云的说法，中国人由于“历史上饿死人的事太多”，于是养成“用幽默来对待自己的生死、也对待整个世界”的特殊习惯。刘震云用他虚构的“幽默”去实证中国人的“生存秘籍”，感叹“民族的悲凉”，这倒真有点幽默了。关于中国人跟幽默的关系，1980年代学者说中国人压根不会幽默，这会儿作家又说中国人死都要幽默。要能给俩种说法在朝阳公园南门外约次架就好了。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幽默的确是人类跟压力、难堪玩躲猫猫时常用的技能。记得年轻时在胡同里与一位老者骑迎面车相撞，我刚要来气，他就京韵悠扬地来了句“对——车——”显然是位马路牙子上的象棋迷。特大的人生困境，幽默有时也能给人搭把手。据说金圣叹等着砍头的日子里曾放出话：“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而无憾”。既不能翻案，也不能越狱，武昌起义又遥遥无期，那就只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1990年代东北工业大面积陷落，无数工人连同家属沦为弱势群体，二人转风行白山黑水，广大的愁苦经过自嘲自解弄得跟别人倒霉似的。这成为艺术“服务”人生的经典案例。

自我保护机制当然不止幽默自嘲一途。诗、歌、酒、大麻、哲学、巫术、宗教、意识形态里面都设有心灵按摩室，于丹女士是位国家级优秀按摩师：

某年，张大千家乡遭遇大风暴。众人皆紧闭门窗，唯大师将宅子前后门打开。暴风过境，各家多有损毁，唯大师家完好无缺。有些字画虽受潮浸湿，大师用水将字画全部浸湿后熨平，完好如初。后有人请教奥秘，大师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世间诸事，敞开心扉，顺其自然。（见于丹12年2月18日11：47微博）

于师傅可真够能忽悠的。我两三年前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一幅照片前愣了好久：一日本兵举刀欲劈，一中国男子跪地念佛。其实我真没有批评于于师傅和如来佛的意思。没办法的办法也是办法，笑总比哭好。不过，也真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笑得出来。与金圣叹仅隔康熙一朝的查嗣庭，一族百十口人枭首的枭首，流放的流放，“吞声自兄弟，泣血到孩童，地出阴寒洞，天号惨淡风”（查慎行诗），怎么笑啊？除非疯了。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通过强行更改自己主观对客观的感知，使受不了的受得了，明明是副手铐，却以为自己戴了对儿情人节鸳鸯表，当然乐了。危机四伏中还“欢乐总动员”的社会，跟乐不可支的神经病有得一比。

此类哭笑都位于因果链的下游。原因过程摆在那儿，其实结果本身是做不了太多手脚的。人生为一大因果，一个人临近终点时，会转过身对一路的意义、值与不值做番评估，然后决定最后的表情。《红楼梦》一百一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写贾母“脸变笑容，竟是去了”，忘了是什么人在此处眉批道：笑得有道理！贾府虽遭抄检之厄，但老夫人享了一辈子荣华富贵，怎么算也值了。已故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曲园老人百年前撰联自挽：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已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记得萧红的友人回忆这位天妒的英才，说她是反复念叨着“不甘啊”恨恨而终的。又据彭德怀元帅的医护人员回忆这位老战士老要“见主席”而不不得，“必须活着把自己问题说清楚”而不遂，在愤怒痛苦中走过阴阳界。

笑着走的，可以欣慰。哭着走的，可以叹惋。该哭却笑着走的，可以理解。

文章写完了，电影光碟也买到了。简单说吧，这是一部不卖弄、不讨巧、恰如其分的作品，是一部把血当血、饿当饿、苦难当苦难、死亡当死亡的作品。那段黑暗的历史随着黑暗的人群，沿着艺术的大道缓缓走入悲怆严正的《流民图》，而不是又眼尖腿儿快地溜进一个什么黑色幽默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