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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夺得最佳导演奖。这部荣获11项提名的3D电影还收获了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原创配乐3个奖项，成为今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这是他再度获得此奖的殊荣。世界级影视舞台上华人以其艺术实力奠定了地位。一般人能够看到或想象的，是李安从区区台湾走向世界的身影；以大陆人来说，对李安在此次获奖后说的“感谢台湾”，也会认为一般性的应酬话，对任何一个获得人生成功的人，尤其是东方人，“感谢家乡”是他必须的郑重表达之语。
家乡对一赤子意味着什么？当然是生他养他的发生地，他人生展开事业拓进的一块“础石”，他的思想和情感，精神和心灵，无不打上家乡的温热，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在我们得知李安“背后”已然存在、新近又涌现的令人感怀的的信息，“家乡的温热”更是具体化了。
其实“家乡情怀”是由各种“脉络”组成，可以细化的，于是，我对李安在获奖后一句“感谢台湾”体会到绵厚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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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动李安拍片顺利进行这一最现实层面，是台中市行政当局通过民间给了李安一笔不菲的公益捐款，这对李安拍片是关键性“雪中送炭”之举。李安说《少年派》是自己“最辛苦、最难过、最困难”的一部电影，他为此带领3000人工作近四年。据介绍，《少年派》涉多种宗教，李安受中国教养长大，即使宗教这个题材比较西方，但他有试图融入东方的思想。李安说他不会为了奥斯卡拍片，也不能为钱拍片，甚至也不能为艺术拍片，最想拍的东西能够找到知音，就是很幸福的事了。可见李安是从世界文化和文明眼光来定位他的影片创作，并不是为台中（台湾）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更不是为金钱拍片，就是说，李安有影视大抱负，为庄重的文化追求拍片，而他的家乡——台湾的经济和文化情境（包括开放性），滋生并涵养了他的大抱负，也理解和容忍他的大抱负，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李安向世界级艺术峰峦冲刺的关键时刻，给予他资金支持。这笔资金是台中市牵线让民间承担的，拍摄期间也引起质疑（这是自然的），这又说明，这个官员是明智的，而且台中社会持“文化胸怀和视野”的占主流。让李安电影冲上世界文化舞台，这也是李安给家乡的最好最高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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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世界各地，资助纯正的文艺并不鲜见，但从东方所倚重的家乡角度，我们从李安成功，能在其背后体会到家乡的温情。顺此脉络，由家乡而家庭，我们又有更深的感知。不说李安拍《少年派》大多取景于台湾，他走上电影之路如何拼搏，就说李安远在成名之前，就是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拮据落魄，他自己也灰心沮丧，他遭遇了人生“走麦城”，家庭也一度出现危机，可他的夫人林惠嘉仍以“电影事业”支持他，不离不弃。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他的“感谢台湾”也就富有个人家庭化的血肉情感。
据天津日报载，李安祖籍江西，父亲是中学校长，教子极为严格。家庭带给李安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浸染，父权家庭的模式也为他日后的作品提供了生活基础，甚至是原始素材。而李安的家庭，则有点像“母系社会”，精明能干的林惠嘉，成了家中顶梁柱，也是他电影事业的坚强后盾。因而，他的“感谢台湾”也就就包含感谢他这样的东方家庭。
龙应台说，李安的艺术成就一定程度受惠于他对台湾泥土的素朴情感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沉濡染。这种恰如其分说法的又一个佐证，就是九江新闻网上一篇李亚莲写的《忆名导李安之父李升》，此文更是“纵深地”披露了李安的父亲的来历。这样，李安的“感谢台湾”又显露了纵深的历史情怀。
原来李升是江西德安县丰林镇乌石门村人，是家中的长子，因其父李飞鸿擅长做些生意，家里累积了不少的商铺，家境不错。家里非常重视后代教育，李升从小就舞文弄墨，饱读诗书，当时是德安县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人。1949年底政权易手，李家遭遇惨淡，李升辗转到台湾，另组家庭，于是就有了李安和李岗。经此颠簸，李升仍重视后代教育，这实在是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力量的见证。无数远渡重洋的华人，无论如何坎坷如何落魄，渗透在血液中的文化情怀依然如故，他们对后代倾心浇注的也是这种文化血液，这就能够理解，在域外，华人每每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一方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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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拍《少年派》获捐款的另一层意味，就是那种非媚俗、非为钱而是为着文化—精神创造的的影视创作——文艺创作，“社会赞助”的必要，组成社会的行政当局、工商企业界和社会人士，要有这样的文化眼光。李安也有着感恩之心，把影视——事业做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骄人地亮相，就是最好的感恩。
坦率地说，这种社会性捐款与受捐者的良性互动，对营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和谐社会是必要的，但对于我们，捐助该捐之人之事，而非借捐助而谋私，也就是杜绝急功近利之考量，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于是又有了如下发思索——
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化即功利化化，造成大面积媚俗媚势媚权，人心败坏。社会上有捐赠公益文化的，不但得不到彰扬，还会因与政府不一致而受到打压。在相关聪明人的操持下，国家的钱制造大量的精神垃圾，而个人则“浪得虚名”。个人名利有了，他所“创作”的作品靠权力推介，即使成了实际上的垃圾也无所谓。这是我们社会的形态，这也说明大陆为什么出不了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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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这种精神生态，当然不同于台湾，它竟跟百年前梁启超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十分相近。据解玺璋《梁启超传》，梁启超说：“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政术之总根源也”。这里所说的政术就是统治术，梁启超把它归纳为四种：“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所达到的效果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对餂之之术，梁启超解释说：“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于是，一国之中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其手段就是向人们许诺宝贵……为了得到宝贵，有人不惜出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权利。（上册，P128-129）
显然，百年来中华民族已显两种迥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正是号称最彻底的革命扫荡之后，承接的竟是皇权老偏方。
此也属于李安“感谢台湾”之深意吧。
2013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