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席卷中国大陆的革命狂潮消歇一个时期之后，思想界与学术界勇敢地开始对革命展开反思，并已取得了某些重要进展，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表现的反思与认识，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进步与观念革新。近年来社会思想领域出现的这种新动向，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的某些论点作出进一步探讨。

应当承认，对革命缺陷的批评，并不总能收到有益的社会效果，有时侯居然反而带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不良后果。已经有迹象表明，对革命在道义上失足的责难，竟出人意料地引出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反革命。这个面目可憎、臭名昭著的家伙，尽管早就在历史的道义法庭上被作出了终审判决，现在却梦想借着革命名誉上一时出现的低落，妄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尽管它根本就没有任何复辟的计划，但反革命的复活，哪怕只是端倪，仍然足以令人警觉与忧虑，不可置之不理，任其坐大。因为它不仅能够对革命、而且能够--或者更能够--对人道主义构成威胁与危害。对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说，如果他持有如下道义立场，即在有保留地支持革命的同时又有条件地批评革命，那当他在直言不讳地指责了革命的缺陷之后，应当紧接着毫不含糊地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以保持观点与态度的全面、客观、公正和平衡；他对革命进行批评，但决不意味着赞同反革命散布的反革命谬论；他尤其必须防止对革命的批评被反革命所利用，并且对反革命的反扑展开反击。这不仅是他的道德义务，同时也是他的道义责任。

当革命被人为粉饰和加工涂抹的光辉灿烂、光彩夺目的形象暗淡下来，露出其丑陋以至凶险的面目，人们可能觉得受到蒙蔽，遭到欺骗，为自己长期以来对它的感情付出、精神投靠、信念寄托最终落空而经受沉重的打击。在失望、懊丧、痛苦或愤慨之余，人们很容易陷于如下两种思想歧途：或者万念俱焚，心灰意冷，从此憎恶、敌视和抗拒一切形式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理想与希求；或者沉溺于控告与谴责，致力于否决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及反对革命的现实必要性，以至于将起初敲锣打鼓把革命迎接进门的那些原因和理由抛诸脑后。这两种态度对革命同样是不恰当的和不公正的。对陷于后一条歧途者的回答是：当初革命兴起的原因和理由仍在，它们也许被加以夸大或夸张，因此言过其实，但不可一概否认，否则就难以想象，一个对苦难的忍耐力超强到近乎怯懦与苟且程度的民族，其人民何以群起投身于一场斗争结局胜负难测、个人前途生死未卜的命运的赌博中去；不排除有孤注一掷的赌徒，但少数人无力掀起革命的狂澜；如此众多的社会成员广泛卷入革命运动，肯定有促使其铤而走险的深刻原因与充分理由。对陷于前一条歧途者的回答是：只要驱使社会走向或陷于革命的现实条件仍然继续存在，革命就并未丧失其合理性与正当性，革命的发生就仍然不可避免，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个人满足于能够对革命产生免疫力，其实并不值得自豪；只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无须借助或求助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克服内部困难或有效解决内部问题，才足以值得自豪。在事关革命功罪的评价问题上，马克思关于孩子与洗澡水处理的妙喻仍然未失其警诫意义。尽快走出如上两条思想歧途，对当今中国思想知识界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迷途知返，陷于其中无以自拔，当代中国人真会沦为精神与思想的乞丐，变成了可怜的迷途羔羊。

毫无疑问，革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最大敌人无疑是反革命，而不是人道主义；但革命在道义上的最大敌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人道主义。这就是何以革命在击败反革命前敌视人道主义，在战胜反革命后继续敌视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因。在道义问题上，革命从来就无须也不屑于把反革命视为敌人，因为反革命在道义问题上比革命更欠缺、更站不住脚。无论如何，革命总还有相当的道义根据，而反革命往往只有更多的自私利益。所以，尽管同处于人道主义火力的攻击之下，反革命通常比革命承受的道义压力其实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不过，当反革命被革命推翻或制服之后，它已失去能够对人道主义足以构成威胁的淫威，并随之丧失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时候，作为唯一胜利者和征服者的革命，就能够得以腾出手来，在大获全胜后，挟其军事胜利的余威，向人道主义发难，对人道主义反击，彻底清算人道主义的罪责，并要算人道主义的历史总帐。这时候，作为唯一处于支配地位和具有主宰权力的革命，对人道主义的敌意和憎恶得以赤裸裸地展示，无需掩饰，无所顾忌；对过去在人道主义指手画脚下，不得不忍气吞声所蒙受的屈辱，给予报仇雪恨；把长期以来对人道主义的积怨和不满，通过口诛笔伐，可以畅快淋漓地统统发泄出来；对人道主义的收拾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不仅可以使用批判的武器，甚至可以动用武器的批判，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可以打翻在地，而且还可以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时候，不幸的、可怜的人道主义，即使没有一命呜呼，也已经奄奄一息，只得任人宰割，只会苟延残喘了。这时候，人道主义就不可避免地沦为革命胜利的牺牲品，正如它总是同样不可避免地沦为反革命胜利的牺牲品一样。

过去，在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革命时期，当革命不择手段地推翻或制服反革命，反革命完蛋了，人道主义也完蛋了，因为人道主义把手段当成道义价值的有机成分；而当革命被反革命以残酷、野蛮、血腥的方式镇压下去，革命牺牲了，人道主义也牺牲了，原因同上。人道主义总沦为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互相斗争与较量、彼此残害与屠杀的暴力活动的牺牲品与殉葬品，并且是第一个牺牲品与殉葬品，因为当你死我活的双方投入杀生害命的战斗或展开伤天害理的斗争时，在其中任何一方还未完全断气的时候，人道主义就已经甚至早已死亡了。这就意味着，不管哪一方取得胜利，革命还是反革命，也无论哪一方遭到失败，反革命还是革命，人道主义都没有好下场。这就注定了人道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令人痛心的是，在革命大获全胜之后，人道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道义原则，还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其处境竟然反而更险恶，日子更难过了。很不幸，这种悲惨结局，却并非属于人道主义在后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命运。可悲的是，对人道主义来说，悲剧发生了，并且悲剧意味并未减少，反而更浓烈了。不过，无论如何，尽管如此，对革命的揭露与控诉，不应当导致更多的反革命出现，这不是因为，反革命从来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是因为，反革命比革命在道义上更贫乏；而应当导致更多的人道主义出现，这也不是因为，人道主义从来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而是因为，人道主义比革命--当然更比反革命--在道义上更富裕，尤其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如此。如果对革命的揭露与控诉，结果不幸只是催生了更多的反革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了反革命行列，壮大了反革命队伍，那就决不能仅仅视之为革命在道义上的破产，而是人道主义更大、更严重、更彻底的失败。

不被关于革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所误导，这很重要；不被反革命的胡言乱语所蛊惑，所蒙蔽，这同样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人们在逆反心理驱使下，走上了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彻底抛弃革命之余，不仅为反革命鸣冤叫屈，评功摆好，甚至转身拥抱反革命，亲吻反革命，那就会犯下更大的错误--比向革命投怀送抱在性质上严重得多的错误。从膜拜革命转而拥戴反革命，就是从一个误区陷入另一个误区，并且是更深、更暗的误区。就不仅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切勿忘记，与革命相比，反革命通常在道义上更欠缺、更贫乏，也更站不住脚，对人道主义构成的损害和危害更巨大、更严重；革命总还有相当的道义根据，而反革命只受严重的私心驱使；当反革命假惺惺地以某种道义名义，坚持自己的反革命立场，它绝对不是充当道义的守护者，而是寻找借口，旨在维护自己的自私自利；它并没有、也不是向人道主义投降、屈服或靠拢，而是假冒其名义，蛊惑人心，作为抵抗、镇压、扼杀革命的盾牌。更不要忘记，正是由于反革命本身缺乏道义性，才激发了起而谋求推翻它的革命；而革命所高举的道义旗帜，正是针对它所表现出的显著的非道义性质或反道义性质。因此，反革命如果反过来，企图从革命手中抢夺道义旗帜，那就属于彻头彻尾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者不折不扣的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面对反革命的伎俩，革命不会也不曾上当受骗；人道主义如果反而受到蒙蔽，岂不是太可悲了吗？革命总是以自己还负有比恪守基本道义原则更多、更重要的神圣历史使命自居，因此它有时并不需要或者不屑于在道义问题上过分斤斤计较；而对人道主义来说，除了道义价值，其实它别无所有，也别无所用。如果它唯一的东西都被人夺走或骗取了，人道主义不就沦为名副其实的精神乞丐了吗？它还有什么理由、资格、资本继续存留于世？它还有何面目抛头露面见人？因此，反革命的反扑与反攻倒算，对人道主义构成的威胁与危害，其实不比革命遗产继承人承受的后果更小，只会更大，因而人道主义必须勇于并率先挺身而出，对反革命进行反驳，展开反击。否则，如果对反革命的发难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它也必将照样面临道义破产的危险，同样步其昔日敌手命运的后尘。显然，击退反革命发起的思想攻势，不仅是革命、更是人道主义的利益所系。

征诸历史，真正的反革命从未以反革命的名义自居；反革命这个恶名，只不过是其政治对手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从道义上贬低它，恶意地为它贴上的不光彩的、羞辱性的、难看的、难听的、丑恶的政治标签而已。总之其“实”虽有，其“名”则完全属于“被”反革命的结果。真正的反革命从未、也决不会公开声明自己是、或属于反革命，因为当时革命的名誉是如此崇高，革命的名声是如此美好，革命的合法性是如此无可置疑，革命事业的正义性是如此无可争辩，总之革命占据如此至高无上的道义制高点，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即使属于真正的反革命，敢于公开在道义上同它抗衡，否则就很不明智、很不理智、很不识时务、很不自量力。即使某个人或某种势力，真正从心底里、从思想意识深处对革命持有异议、抵触，甚至持有反对、抗拒态度或立场，那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口头上或公开表态中自称为反革命，而必须竭力掩饰，口是心非，甚至反过来打着革命的旗号，披上革命的外衣，以行其反革命之实。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与时代潮流，赋予革命以压倒性的道义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的结果使然。愿意的，可以顺从、跟从；不愿意的，必须屈服、屈从。无人例外。现在，时移世易，在革命耗尽了其道义合法性，革命狂热与革命狂潮消退之后，想不到情况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戏剧性逆转与变化：居然有人站出来，公然大声宣称自己是反革命，并且俨然以此自傲，竟然引以为豪；或者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这真是所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真是风水轮流转，形势比人强。这真是对历史的深刻讽刺与报复，对道义的无情背离与反叛。而反革命之所以敢于向革命发起挑衅与挑战，是因为在其看来，反革命在道义上已占了革命的上风；当其公开以反革命的名义向革命发难与示威，在其看来，实际上是以道义的名义向不义宣战。问题是，作出如此大胆判断，得出如此颠覆性结论，以至于变得如此自信与自负，表现得如此狂妄与嚣张，究竟有何真凭实据？没有，我认为没有，反革命高兴得太早了。难道它没有丝毫道理吗？那要看从什么意义上说。如果以人道主义尺度去衡量、检验与审查，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从历史上看，为反革命翻案毫无根据，绝难成立，在道义判决上应维持原判；而从现实中看，表面上似乎不为无因，或不无道理，实际上属于似是而非，混乱矛盾。

显而易见，革命如果已陷于道义耗尽枯竭的困境，那也不能指望反革命将其取代之后，社会情况就能够好转或改善。因为从历史上看，反革命在道义上其实更贫困，所以它提供不了、也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道义补给。道义只能来自于人道主义；如果它已不能来自于革命，那也绝对不会反过来，来自于反革命。革命固然残酷无情，反革命又何尝仁慈多情；革命总是铁石心肠，反革命又何曾菩萨心肠。更成问题的是，过去，革命同反革命泾渭分明，概念极为明确，界限划分极其清楚：从其政治意义上说，革命，属于投身于以暴力行动推翻现政权的一方，而反革命，则属于致力于以暴力行动维护现政权利益的一方；革命通常既有现实利益要求，也有道义原则要求，两者同样明显、突出、鲜明，而反革命往往只有现实利益需要维护，并无道义原则可以捍卫，或只有很少道义原则需要捍卫。现在，革命同反革命的性质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面目变得模糊，头绪难以理清了：革命，固然仍可称为革命，而对其革命进行革命，也不失之为革命；反革命，固然仍可称为反革命，而反对别人对自己实行革命，当然也属于反革命，而且更符合反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在含义规定。当革命反对被别人革其命的时候，它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而当反革命策动对革命革其命的时候，它又属于不折不扣的革命。在前一种情况下，革命等于反革命；在后一种情况下，反革命等于革命。如此陷于概念的颠倒与逻辑的迷宫，一个人面对诸方挥舞的革命或反革命旗帜，向自己展开的政治争夺战，要想依然作出符合自己政治立场偏好的正确选择，不致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站错队伍，是非常困难的，甚至简直是不可能的。无怪乎鲁迅曾以“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样的词句来嘲弄和讽刺对革命概念的滥用。不仅如此，过去可以说，使用暴力行动推翻或颠覆某个所谓反动政权即是革命，现在问题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对待所谓革命政权，这种行为性质究竟属于革命还是反革命？可以预见，在所谓革命政权看来，它毫无疑问属于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而在行为人看来，恰恰相反，它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各自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各自能够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实在雌雄莫辨，真假难分。由此可见，革命这一概念问题中的水已经够浑，如果所谓反革命再跳进来插科打诨，就把水搅得更浑了。反革命，我认为，其实其并未形成或具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或道义原则，因此并无值得炫耀和自豪之处。它只属于某种以逆反、叛逆或反叛等方式发泄出来，具有对抗性、否定性或破坏性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绪表现，决非某种肯定性、建设性或替代性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构想。现在反革命跳出来，在人们的政治思想已经相当杂乱无章和稀里糊涂的时代，只是制造了概念和语义上的混乱。如果它确实持有独立的思想主张与不同的价值观念，完全可以另立山头，别立门户，以便堂堂正正亮出自己的旗帜，同革命分庭抗礼，根本没有必要借尸还魂，李代桃僵，以至冒用魔鬼的名号，粉墨登场，冠冕堂皇，向革命叫板。如此盗名欺世，投机取巧，只会制造混乱，构成误导，带来误会，徒增困扰。其结果既不利于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不利于人道主义正在艰苦卓绝地致力于以赢得人心、争取政治生存空间为目标的正义事业。对这种性质与形式的反革命，必须为其指出唯一一条光明的出路：赶紧抛弃反革命旗帜，摘除反革命面具，站到人道主义阵营，加入人道主义队伍，向人道主义皈依，为人道主义效力。

过去，由于革命夺取了话语主导权，它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不容别人分说，过分自吹自擂，固然不对；现在，由于革命名誉扫地，反革命以为有机会可乘，借机大言不惭，自命不凡，其实更不对。当革命在其自我感觉与自我认识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片面和严重偏颇，从而长期陷于自我迷失与迷误之后，反革命趁其陷于困境之际，乘机再跳出来胡说八道，无疑会使人们对革命的认识更混乱不堪，离正确看待或公正评价革命的价值与意义，即接近真相与真理更远了。当反革命的沉渣泛起，反革命企图在思想领域兴风作浪，而革命又陷于失语或语塞状态时，人道主义必须挺身而出，奋起反击，公开大声表达自己的严正道义立场，甚至不避为革命代言的嫌疑，为革命辩护，为革命正名，澄清事实真相，纠正糊涂思想，消除人们极有可能对革命与反革命发生的双重误解或双重误会。

不管怎样，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是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总会同情革命，因为革命总有相当的道义理由，而这些道义理由通常也包含于人道主义原则之中；同时他总是批评革命，因为革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破坏力强大的暴力特征，而这些行为表现又必然违反、破坏与践踏了人道主义原则。有时侯，他直接反对革命，尤其当革命可能甚至已经表现出，其对基本道义原则构成的违反、破坏和践踏，在程度上超过其对基本道义原则可望促成、维护或贡献的趋势之后。他同情革命的目的有其正确性或正当性，但反对革命的手段特有的暴力性和暴烈性。然而，当他反对革命的时候，他并不是、也决不可能是反革命，因为他对反革命的批评与反对，通常超过了对革命的批评与反对的程度。他反对革命，就象他同样反对或更严厉反对反革命。这是由其所持的道义立场决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两者或在不同方面，或以不同方式，或在不同程度上，都违反了人道主义价值。在他看来，基本道义价值已经被反革命损害得够严重了，革命如果又从另一方面去加以损害，无异于用一种不义去对付另一种不义，其结果无疑会使基本道义价值蒙受更深重的灾难，到头来只会使局势更糟糕。无论在革命胜利之前，反革命镇压革命也好，还是在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镇压反革命也好，人道主义都从自己的道义立场出发，或给予批评或表达看法。于是很不幸，结果这种立场既触犯了反革命，又冒犯了革命。因为在彼此对立的革命与反革命分别看来，由于他的立场妨碍了自己，客观上有助于对方而不利于己方，因而实质上成为对方的同伙，同自己的敌人属于一丘之貉。因此，在需要同时处理与两者的关系时，或应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如何正确地或恰当地确立道义立场，对人道主义者来说，属于不折不扣的两难选择。显然，他秉持的人道主义既冒犯了革命，也冒犯了反革命；因为两者都竭力把他致力于维护的价值观念，置于各自所属的价值结构的次要位置，不容许喧宾夺主，否则势必妨碍甚至危害各自的重要利益。而他既然在价值观上同双方为敌，也就合乎逻辑地被双方视为公敌。这完全是咎由自取，没有什么不公平，而且合乎情理。这就是他何以注定要承受来自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阵营的非难以至非礼的根源。尽管如此，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间展开的殊死搏斗和旷日持久的暴力活动中，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虽然注定进退两难，但并非必然进退失据。他的立场根据就在于、并始终在于他所信奉的价值观：人道主义。

即使如此，人道主义者在事关革命的立场问题上，经常并相当普遍地陷于自相矛盾的道义困境，也不是没有其他缘由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它可以自我辩解说，与其说这是人道主义的自相矛盾，不如说这是革命的自相矛盾：是革命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是革命以侵害某些道义价值为代价去追求另一些道义价值的矛盾。正是革命固有的矛盾性本身，使寻求处理与其关系的人道主义也随之陷入了矛盾。但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在革命诞生前，人道主义就没有自己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它一方面致力于捍卫基本道义价值，另一方面其赞同采取的手段，往往又难以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人道主义与革命，其实都表现出各自自相矛盾的特性，而革命比人道主义的矛盾，往往更突出、更严重。如果人道主义拒绝采取不人道或非人道的方式或手段，它就很难达到使人道主义的价值获得实现的目的；而一旦它这样做，它就首先自己破坏了自己的价值原则。这是它所陷于的价值选择困境。而革命更成问题：一旦它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致力于实现所追求的正当性价值，那它首先就破坏了正当性价值本身；而如果它恪守手段正当性的原则，它又可能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期望。这是它陷于的价值问题困境。由此可见，人道主义与革命，至少在事关道义价值追求的手段与目的问题上，分别偏向了相反方向，由此不幸地处于了彼此对立的思想位置上。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与根据，同时也有各自的问题与缺陷。它们最显著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不妨说，人道主义是仁慈的革命，革命是凶残的人道主义。但是，即使这一近似的、比喻性的说法，也是矛盾的、成问题的：革命能“仁慈”吗？“仁慈”了能成其为革命吗？人道主义能“ 凶残”吗？“ 凶残”了又能叫人道主义吗？这种状况，从好处说，它们能够相互构成为对方的解毒剂与纠偏尺；往坏处说，它们彼此的道德号召力将会被对方所抵消或破坏。

依我看，真正能够从道义上对人道主义的道义合法性提出有力挑战的，不是哪个人，甚至也不是革命，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本身。挑战的问题是：对人道主义来说，究竟哪种主张和立场，才真正属于更符合其内涵与本质的选择：革命，反革命，还是非革命？人道主义在中国所遇到的真正困难，不在于事关如何维护之的特定的个体性问题，而在于事关如何使之受到最小损害的那种复杂的大局性问题。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造成类似于所谓“一路哭”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可能有必要不得不接受允许类似所谓“一家哭”的人道主义牺牲出现。这种处境可以称为两难选择，不过它能够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处理方针获得解决，所以还算不上最棘手的。困难在于，一旦承认这种处理方针的合理性，岂非打开了人道主义的缺口，为某种对人道主义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自我辩解的道义余地？何以避免那些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为由，自以为是地作出公然侵犯或粗暴践踏人道主义的可耻行径？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谁有足够的智慧去作出决断，并且同时还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起道义责任，能够有效地看破假象并无视之，有效地看透真相并面对之？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拥护有益的所谓“小仁政”，坚决拒绝那种旨在克服或避免纯属臆想的危险或灾难的所谓“大仁政”，自然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为了不丧失为旨在克服或避免真实的危险或灾难所必需的所谓“大仁政”， 力避被短视的或姑息的所谓“小仁政”所拘泥或贻误，难道不是同样正确吗？谁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哪种情况或问题属于真实的或现实的或紧迫的威胁与危险，哪种情况或问题不过属于想当然或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就此而论，毛泽东当年提出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难道是毫无所见？不加任何“革命”处理、原装进口的人道主义，在解决与回答中国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会陷于道义瘫痪或道义破产的困境。因此，人道主义在中国，决不仅仅受到革命的挑战，还受到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挑战，而后者才是最难对付的。如果它只受到来自前者的挑战，那还比较容易克服其所遇到的价值取舍的困难，比较容易走出道义的困境。果真如此，革命放弃了，人道主义就成全了；放弃挑战人道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价值原则就能获得保全，人道主义灾难就不再出现。事实是否如此清楚？问题是否如此简单？如果无人敢下此断言，那就必须承认，不是革命，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才对人道主义构成某种真正强有力的挑战，乃至单纯的人道主义无力取胜的挑战。历史已经表明，革命在应对这一挑战时的纪录瑕瑜互见，因而毁誉参半；人道主义有信心不会败下阵来，反而能够表现得更好、更出色、更卓有成效吗？为人道主义设置革命的价值条件，固然有助于使之同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相适应，但问题并未迎刃而解，大功告成。实践不是已经证明，不为革命设置人道主义的价值条件，它不就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或走上邪路吗？

不过，人道主义，由于它从未、并且远未变成某种强势的现实力量，其自相矛盾的缺陷带来的问题较小，很容易讨好；而革命，由于它曾经、并且还可能变成某种可怕的现实力量，其自相矛盾的缺陷带来的后果较重，很容易讨嫌。在革命的狂热与狂潮消退后，人们通常只看得见已发生或亲历的革命的那些严重缺陷--它的确难以否认，却看不见未曾现实过的人道主义的某些缺陷--它同样难以否认。过去的盲区与危险在于，只看到人道主义的缺陷而看不到其价值，正如只看到革命的价值而看不到其缺陷；恰恰相反，现在的盲区与危险在于，只看到革命的缺陷而看不到其价值，正如只看到人道主义的价值而看不到其缺陷。这一结果虽然合乎情理的逻辑，却同属于另一种形式、偏向另一个方向的偏见。这真是令人遗憾的人性的弱点：容易用一种偏见代替另一种偏见，或者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种片面性。宋儒有见于此，曾慨乎言之，如程颐曰：“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卓立中途”，后来朱熹将其意简述为：“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良有以也。一味神化革命不对，反过来，极力丑化革命也不对；同样，强烈敌视人道主义不对，反过来，过分倒向人道主义也不对，至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是如此。把革命从其高居的神龛上请下来，把人道主义请上去，这是可取的，有益的；但决不可走向极端，把革命从神龛上请下来后，鄙夷地将其投入溷厕；也不可将其委之于地，弃若敝屣；或者将其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把它摆正位置，放在适当的地位，给予相称的礼遇，保持应有的礼节。总之，恰如其分斯得之，过犹不及两失之。革命与人道主义，在求解或破解严峻复杂的现实难题与社会痼疾时，分别具有各自的存在价值、道德功效与偏颇之处；当一方势力过大时，有必要通过帮助另一方，使之恢复彼此间的制约与平衡状态，以期达到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收到尽可能多的效果的目标；不审时度势而轻易厚此薄彼，既有失客观也有失公正，其实不足为训。如果愿意，一个既保持道德良知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妨选择如下立场：在政治黑暗而苟且偷生盛行的社会，他应不耻于拥抱革命；而当革命洪水泛滥成灾的时代，他应不惮于拥抱人道主义。

所以，在指出了革命的严重缺陷之后，应当坦诚地承认，人道主义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价值也是有限的。人道主义并非某种政治构想，也非某种斗争谋略；在处理现实政治难题，尤其是在解救革命所谋求解决的困难与复杂问题时，人道主义能够提供的可行性方案与选择，其实相当有限，并且总是表现得软弱无力，或者显得无能为力。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毫无价值，甚至只有负面价值，唯有政治特别是革命才有价值，甚至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人道主义，尽管对包括政治特别是革命在内的人类政治活动及社会活动，不能提供足够的、充分的价值指导原则，但可以、能够甚至必定提供有益的、必要的价值指导原则。而政治，特别是革命，在其自我表现、自以为是或者自作主张时，应当努力遵循、至少要努力接受人道主义设定的价值原则，如果无法做到绝对不能、至少要竭尽全力避免逾越、违反、损害它，更不用说侵犯、破坏、践踏它。否则，那就不仅必然带来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与危险，而且产生严重危及政治特别是革命的道义合法性的恶果，最终使政治名声败坏，使革命名誉扫地。到头来，受害的还是革命事业自己，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原则，并且客观上有益于反革命利益。革命者或人道主义者，肯定都不会对此灾难无动于衷。当两者在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悲痛欲绝，痛心疾首的时候，唯有反革命在一边儿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幸灾乐祸，弹冠相庆。

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太不公，太凶恶，辩护者就很可贵，很难得；对革命的颂扬太肉麻，太过分，批评者就很可贵，很难得。现在，对人道主义的褒扬如太偏颇，太过头，批评者就很可贵，很难得；对革命的批评若太严厉，太苛刻，辩护者就很可贵，很难得。不偏不倚，何其艰难。即使如此，无论对于人道主义，还是对于革命，正确的对待态度，都理应如此。应当铭记，犯罪的是粗暴践踏、肆意破坏、严重侵犯人道主义的革命，而不是不这么干的革命；犯错的是程度不同地违反、背离、损害或不符合人道主义的革命，而不是不这么做的革命。但是，不论过去或者现在，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反革命只配受到谴责、申斥，不应享受辩护、褒扬。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一种基本立场，无论从哪种价值尺度衡量，人道主义还是革命，结果都是如此，只能如此。

当革命遭到广泛质疑和名誉扫地之后，对革命的政治继承人，以及革命的卫道士和辩护士来说，尤其在后革命时期的末期患有严重道义贫困症、政治形势趋于恶化的社会状态下，其处境特别不妙，表现也特别微妙。如果他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听任否定革命的声音喧嚣一时，故意闭目塞听，无动于衷，那就意味着允许革命的价值遭到怀疑，从而会直接危及现实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历史基础，其结果不啻于自毁墙脚，势必带来危险的后果；如果他试图起而为革命辩护，致力于捍卫革命的荣誉，那就意味着继续肯定革命的价值，这在当前现实政治的道义合法性严重流失的情况下，其结果无异于引火烧身，势必带来更危险的后果。无所作为，结果不妙；有所作为，结果更不妙。作为还是不作为，这是一个问题。他被哈姆雷特问题症候缠住了。很明显，他在事关革命荣誉的卫护问题上，已难于自圆其说，患得患失；他在对革命价值的维护问题上，已陷于左右为难，顾虑重重。于是，对社会上已经爆发的关于革命道义价值的争议与话题，他不得不采取某种驼鸟政策：将其束之高阁，置之度外，尽量避免触及，刻意保持缄默，在不得已时保持低调，甚至失语或语塞，巴不得能走就走，可躲则躲。现在，开始轮到作为人道主义敌手的革命后裔，来经受两难困境的困扰与折磨，体会当年革命运动处于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或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曾经陷于左右为难时的复杂滋味了。革命此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比人道主义当年的表现与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表现于自我价值认定上的犹豫不决，而且表现为自卫策略选择上的疑虑顾忌。到此为止，革命已不可避免地、无可置疑地陷于了突出的自相矛盾与深刻的自我怀疑之中。这种结果，其实对革命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不走到这一步，它不可能达到自觉，不可能变得清醒，不可能恢复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经过了长期的自负、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过分自信与自我感觉良好的狂热的历史阶段之后，革命终于可以有机会深刻地反省自己、客观地看待自己、恰当地评价自己了。它有利于革命价值观的调整与修正，有利于恰当地进行自我定位，有利于重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很重要，不论对一个社会、一个于国家、一个民族是如此，就是对于革命、反革命、人道主义，也同样如此。

对于革命的辩护士来说，当他起而为革命辩护的时候，如果只是着眼于现实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历史基础，那这种行为与做法，就是相当实用主义的；当他放弃为革命辩护的时候，如果又只着眼于现实政治当前的道义合法性困境，那这种行为与做法，就是相当机会主义的。富于革命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则不然。他不会如此势利眼：在革命遭到质疑非议时，落井下石，在革命受到顶礼膜拜时，谄媚恭维。相反，它敢于秉公而断，从自己的道义立场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发言：在革命炙手可热时，竭诚进谏；在革命潦倒落魄时，给予声援。他既不被实用主义所左右，也不被机会主义所左右，而是始终如一地遵循客观公正的道义原则发言和行事。他不去否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同样不否认革命的现实合理性；他承认革命的现实合理性，因此同样也承认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对事物表现本身逻辑原理的尊重。人道主义尽管曾经并依旧还受到革命伤害，它也能够和必须捐弃前嫌，在革命有难言之隐而陷于失语或语塞时，站出来说公道话。人道主义对自己的道义价值与现实处境，有足够清醒的自我意识：它过去曾经、现在依然受到革命不公正的对待，即使将它同革命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与冲突姑置勿论，革命也有相当的原因与理由憎恶和敌视它。因为在犹如急风暴雨、狂飙突进般急切、激进和暴烈的革命眼里，凡是对它自行其是构成妨碍的，都统统被它视为敌人；反革命不仅抗拒它，而且镇压它，毫无疑问是它的敌人，而人道主义多嘴多舌，碍手碍脚，自然也妨碍它，理所当然也成为它的敌人；它才没有耐心、也懒得理会，去仔细区分和区别，哪个属于它在军事或政治上的敌人，哪个属于它在道义上的敌人；而实际上，人道主义是反革命在道义上更大的敌人，只要在其价值原则限度的范围之内活动，革命总是被人道主义给予同情甚至给予道义支持，提出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重要原则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立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可惜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别被革命忽视了，它不公正地把人道主义同反革命等量齐观，视为一丘之貉，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和报复，就象反革命同样也会做的那样。革命这样干，未足为奇；反革命这样干，更不出人意料。现在，人道主义决不能象革命对待它那样，以不公正对待回敬革命，否则它就有失于自己的道义原则。革命可以这样干，因为它是革命，它在这样干时仍不失其为革命，甚至正是由于它这样干才成其为革命：这是由革命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人道主义则不能这样干，因为它是人道主义，一旦它这样干，就丧失了自己的道义原则，不成其为人道主义了：这同样是由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决定的。

人道主义，由于面对革命与反革命，需要或必须在两个战场、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左右开弓，为维护自己的道义价值而战。在过去，在革命光辉灿烂的时代，它的主要对手，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在后来，在革命暗淡无光的时代，它的主要对手，是反革命而不是革命。在头一个历史阶段，在道义问题上，作为它的主要对手的革命，并不把自己的次要对手反革命放在眼里，认为其无可置疑地早就丧失了道义合法性，在道义问题上不堪一击，已经理屈辞穷，强词夺理，其表现纯属于无理狡辩，胡搅蛮缠；在事关革命荣誉的道义之战中，其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来自人道主义的批评。在后一个历史阶段，在道义问题上，对手对调与互换了位置：作为它的主要对手的反革命，并不把自己的次要对手革命记在心上，认为其已无可避免地濒于耗尽了道义合法性，已经图穷匕现，原形毕露，其表现分明是装疯卖傻，装聋作哑；在事关自己历史合法性的道义之战中，其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来自人道主义的批评。在头一个历史阶段，揭竿而起的革命曾表现得何其光明正大，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而龟缩在城堡的反革命则显得何其贪婪自私，卑鄙无耻，阴险狡诈，形象猥琐。在后一个历史阶段，道义形象开始发生逆转与颠倒：反革命走出阴暗的道义角落，日益表现得何其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大摇大摆，自鸣得意；而处于道义守势的革命则显得垂头丧气，心虚气短，心怀鬼胎，闪烁其辞。谁能预见到，旷日持久地处于艰难时世中的道义之战，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后，竟然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攻守异势的战局逆转。这一戏剧性的变化结果，莫非就属于所谓历史的嘲弄与反讽？其实，即使同两位老对手面对面，旧革命可能或者应当由于对人道主义欠债而深感愧疚，也不必面对反革命感到窘迫或羞愧，因为它从未在道义问题上输给反革命，比反革命表现得更不济、更理亏、更经不起审查。不仅如此，此时此刻，当现行反革命大言不惭地公然站在同革命对抗的立场上之后，居然未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加入了其敌人的行列，后者虽然因为羞与为伍而不无尴尬，却可能在窃窃自喜。发生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后，对人道主义来说，现行反革命已经不属于革命的对立面，反而加入其阵营，沦为其俘虏，而且是个道义上更贫穷却恬不知耻的俘虏，同旧革命--反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的革命--同流合污了。对于对人道主义与革命的价值都有条件地持肯定态度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新革命--人道主义的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反革命，无论新老。

应当明确承认并充分肯定，同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社会形势与政治环境相比，革命同人道主义，在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彼此之间价值冲突缓和的迹象日趋明显。这种良好的趋势与可见的变化，尽管有时出现曲折与反复，甚或发生逆转，但作为时代潮流已呈不可阻挡之势。这种状况，可以从政治斗争中失势的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遭遇及其命运轨迹中获得验证；也可以从已经退出政治活动舞台的前任高级官员或不那么高级的官员，其当前的政治思想表现所经受的不那么凶险的遭遇和命运中获得验证，他们由于在政治上出现了或急剧向右转或急剧向左转的分化，使自己同现行政治路线保持很大距离，可以视之为持有不同政见，甚至在某种程度处于对立状态……这类表现，总属进步，令人欣慰。但是，基本的现实仍然是，重大的思想分歧依旧存在，深刻的价值鸿沟尚未填平。在如何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上，两者之间能否尽快建立起某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关系，达成共识，共同合作，切实做到互尽诤言、相互规谏、彼此劝诫、直言忠告，对于开辟中国人民未来美好生活的前景至关重要。除了需要共同努力，联合抗击反革命的反扑外，两者在求解、破解某些社会现实问题，应对、克服困难局势方面，并非无事可做或没有合作的余地。例如，在关于稳定与和谐关系的处理问题上，革命当然有自己相当的理由与道理，但对作为其诤友的人道主义来说，仍然可尽诤言：稳定必须以自由为价值条件，没有自由的稳定无异于压服，因而是苟安；和谐应当以公正为道义基础，缺乏公正的和谐不过是屈从，因而是苟且；而如果既没有自由又没有公正，那最终就既不会有稳定也不会有和谐；一时的稳定与和谐，不过是假象或错觉，随时面临被不稳定与不和谐踢翻在地的危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即革命频发的社会或民族其实是不幸的。它的革命历史与命运，表明它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或合法的途径，有效地克服自身内部的困难或摆脱自我制造的困境，以致不得不被迫诉诸暴力行动，而此类暴力行动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若干具有严重危害性的可怕后果。革命很难不对社会的物质条件造成灾难性破坏，也很难不对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产生严重副作用。在中国大陆，也许肇始于上世纪初，把某种在性质上属于消极意义的行为与活动，吹捧成在性质上属于积极意义的行为与活动，从而造成了社会活动性质意义的混淆，以及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混乱，教训是深刻和惨痛的。我认为，这种在对革命价值意义判断问题上，所陷于的最大认识误区与所发生的最大思想误导，乃是贯穿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性错误。因此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误区，一个历史性的误导。但是，从伦理道德意义上揭示革命的破坏性及其危害性是一回事，从社会历史意义上否认革命的必然性甚或必要性又是另一回事。我认为，那种完全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论调是成问题的，它带来的问题并不比截然对立的论调带来的问题更少，至少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来说是如此。同样，不怀偏见地承认甚或同情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是一回事，毫无保留地肯定乃至夸大革命的道义合法性又是另一回事。革命如果成为社会的主题和时代的最强音，这决非一个民族的幸事。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反复遭受暴力的蹂躏、侵害与荼毒，已经够不幸了，如果反而为其悲惨命运与苦难历程大唱赞歌，那就很可悲了。这是价值观继续颠倒的后续效应。同理，强烈谴责违反或践踏某些基本道义原则的行径是一回事，奋勇反抗违反或践踏某些普世价值原则的行径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不但不相互矛盾，反而相辅相成。无论是谁，只要违反或践踏某些基本道义原则，都应当受到谴责，哪怕行为者是号称以革命的名义；无论是谁，只要违反或践踏某些普世价值原则，都应当给予反抗，即使反抗时避免以革命的名义。

随着革命变得声名狼藉，现在似乎早已很少有人再对革命着魔；相反，对革命的恐惧症普遍流行，它使人反感，令人反胃。这种结局，是对过去狂热鼓吹革命、把革命价值观推向极端、使之恶性发作的反动、报复和嘲弄，虽然其表现出来的公正程度还大有可疑之处。价值的钟摆现在荡向了方向相反的另一端去，人们似乎理性多了，理智多了，冷静多了，成熟多了，也现实多了，实际多了，世故多了，庸俗多了。革命令人向往、亢奋、冲动，以及激发热情、豪情、激情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似乎被普遍看成一件好事。但随着革命神圣光环消失，革命愿望变得过分自卑，以至自惭形秽，革命精神也过分萎缩，以至萎靡不振，这种结果，对一个民族和社会，还仍然属于一件好事吗？大家自己判断。无论心满意足还是愤世嫉俗，革命从此是否真正销声匿迹，永远退出和离开中国社会历史舞台，是个依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它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为人们的善良愿望所左右。假如将来某一天，革命非要到来不可，那人们只好由衷祈望，但愿落到头上的是人道主义的革命，不再是反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的革命。

一场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发生了，它就在那儿明摆着。当时与后来一直被说成，它应该发生，欢迎它发生，发生了是正确的，其表现光荣伟大，崇高神圣；现在反过来被说成，它不该发生，拒绝它发生，发生了是错误的，其表现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其实都失之偏颇。人道主义的历史学家会说，不应当仰视它，也不应当鄙视它，而应当平视它；它发生是不幸的，可悯的，但必有其历史原因，必有其社会缘故，必有其现实根据；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应该正视它，接受它，承认它，总结它；弄明白它何以发生，表现如何，功效怎样，教训何在；看清楚它解决了什么难题，留下了什么后患，产生了哪些作用，带来了哪些副作用。只有持这种态度和立场，并且真正去这样做，才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才对国家最有利，对人民最有益，对历史最负责，对现实最可取。这是一个与国家前途和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也是使一个古老民族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