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逾百岁的经济学家科斯先生于2011年底在2012《财经》年会上发表视频致辞，称其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告诫：“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他指出：“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他还申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
科斯先生年会致辞言简意赅，其中的关键词只有一个：思想市场。
这是一个洞见。“思想市场”之说既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提出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观点。作为一个概念，“思想市场”属于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某种角度；作为一种观点，“思想市场”则显示出认识问题和判断问题的高度。这些见解，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堪称金玉良言，确实至关重要。他的忠告值中国人深思，他的善意值得中国人感谢。
科斯先生在这里提出的批评和揭示的原理，虽然只是针对当今大陆经济领域的问题，但其意义实际上并不限于经济范畴，也可以同时适用于观察和分析其他若干社会问题。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可以发现社会病灶的线索和现实问题的症结，有助于使国家尽快找到克服危机与走出困境的出路，因而对此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显然，市场主体由供应与需求这两个方面的交易者构成，市场活动通过自由竞争、自主选择和自愿交易的方式完成，市场秩序由国家宪法和法律提供指导、规范与保障。可以在市场这个交易平台上进行平等与自由贸易活动的智慧与劳动的产物，应当不仅包括物质性的需求物，同时也包括非物质性的需求物，首要的是精神信念与思想观点。
如所周知，改革开放35年来，国内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人们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时，已经有了相当自由与相当充分的权利，能够获允自主生产、出售和选择合意的商品，政治干涉或行政干预越来越少。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思想的市场化进程却继续受到人为的阻挠、扼杀和控制，公众依旧不能享有从事推介和传播不为官方首肯的某些思想的活动的权利，仍然不被准许获取自由而广泛地表达、倾听和知悉不同于官方论点的各种思想观点的机会。思想市场不允许形成、存在，更遑论发展、活跃。思想自由继续被视为一种违禁品。如此一来，在中国大陆，民众有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而无自由选择思想的权利，其结果，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经济活动领域与思想活动领域，其存在状态与发展原则，被人为地置于对立的地位；经济、政治与思想等社会活动要素，作为密切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市场主体，遭到强行割裂。这是当今大陆所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与恶化的症结和根源。
不难看出，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形态，思想市场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性：社会性、自发性、多元性、独立性、开放性、竞争性和自由性。所有这些特性，无不同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统治——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也无论是独具特色的还是同一面目的，或者披着伪装的还是赤裸裸的——格格不入。
思想市场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是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落实和制度保障。由于思想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思想市场的存在与发展，以公民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公民的发表自由与出版自由为表现形式，因此可以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获得切实而充分的保障与否，作为检验一个国家思想市场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
进而言之，思想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在于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精神品格。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的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这些主要有赖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之外，人还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依次为情感和归属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高于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的精神性需求，无不有赖于思想市场的存在、发展、活跃与繁荣。它们对于提高个人幸福指数具有更多的和更大的价值。因此，思想市场的存在，经济增长与繁荣固然离不开它，社会发展与进步同样离不开它，而人的精神品格的塑造、心灵世界的充实和幸福追求的满足特别离不开它。一句话，基于思想市场存在的思想自由活动与传播，即公民广泛的言论自由，乃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步、经济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文明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为什么言论自由普遍被各文明国家列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根本原因。其理由并非基于其所具有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在促进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或具有的功能。即使没有这些，言论自由本身，作为思想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仍然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简言之，言论自由的价值不因其有用与否而发生增减。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的尺度。
思想市场的存在价值既以人性需要为基础，更有历史经验为根据，或者说，思想自由的益处并非仅仅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论证，更可以在历史上获得验证。以中国历史为例，在思想市场存在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呈现出所谓“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结果文化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在思想市场被彻底取缔的时代，例如文革时期，造成了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社会局面，结果文化武化毒化，社会野蛮倒退；在思想市场受到限制的时代，例如历史上其余的各个大一统时代，导致了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局面，结果文化凋敝衰落，社会停滞不前。以上社会文化兴衰变化结果如此悬殊，及其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状况所呈现的准确对应关系，构成了无比有力的和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在在显示了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价值与重要性。由此可见，思想市场在中国的存亡，与社会文化的兴衰息息相关。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说，思想市场为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系。因此，建立和发展思想市场，是大陆当前一切基础性工作的基础和所有根本性问题的根本。
揆诸历史可知，思想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时期，在中国，总是伴生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被打破的时候，这就使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的历史时期，同时不幸被蒙上战乱的阴影。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程，必得需要通过分裂、战乱和血腥的暴力之手来推动，这是多么可悲的社会历史现象，其结果也使思想市场存在的价值与重要性，多少被生存与安全等较低层次的人生需求所掩盖或削弱。没有多少人愿意或希冀，在生存需求或安全需求难以满足与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去获得思想自由，或者以生存需求或安全需求难以满足与缺乏保障为代价去享有思想自由。在中国，人生基本生存需求得以满足的那些条件，同使更高一级需求获得满足的发生条件，在历史上竟然被对立起来，无法兼得或两全，这是一种何其荒诞的境况。造成如此不幸的人生处境与可悲的社会状况的祸根不是别的，就是大一统国家的政治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今天必须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无需经由统一的政治秩序的瓦解或崩溃而又能够使思想市场的存在与发展获得实现，从而既不用付出战乱和破坏的沉重代价而又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这将既是民族的生存出路，也是国家的紧迫任务，更是今日中国人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这个办法所通往的政治道路就叫宪政。
可以断言，对于一个国家的当权者来说，如果在坚持取消思想市场或垄断思想市场的同时，而又希求促使经济发展或维持经济增长，那将会成为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采取某种类似饮鸩止渴的办法。而对于已经明白思想市场之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而又忧惧思想市场之于政治稳定的危害的那些人来说，难题在于两者兼得，问题在于利害权衡。显然，继续取消或垄断思想市场的危害性，在于其无疑对经济发展与增长构成严重妨碍：这样的结果很不妙；而开放思想市场的危害性，则在于其势必逐步损害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样的结果同样不妙。这里又出现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难选择。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样的社会原理使然，即自由市场经济与专制主义政治在根本上无法兼容，所以不可能成功找到某种使经济与政治得以各自保持其异质状态而又可以并行不悖或长期共存的办法，即使初期或短期内可行。在这个问题上，利害关系昭然若揭，当局诸公何去何从，不取决于其聪明、才智或技巧，而取决于其良知、信念与勇气。
最后，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思想市场64年来在大陆的变迁史，以便于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其对于国家进步与社会发展之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前时期 思想市场被彻底取缔。国内思想完全为一人垄断，整个社会只允许供给一种思想产品：毛泽东思想。供给这种思想的主要载体为书籍、杂志、报纸等正式出版物或各种非正式印刷品，以及电影、广播、收音机等音像设备，日常阵地为所谓“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是为思想文化最为单一与沉闷的时期。
1978年底至1989年春夏之交 思想市场开始萌芽并具雏形。出于包括党内权力斗争和高层政策分歧在内的现实政治需要，所谓思想解放的社会政治命题被公开提出，结果导致了多年来对于社会思想的严密控制发生松动，使思想市场在时断时续、或紧或松的政治高压与反复控制下出现萌芽。除了官方主导的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外，社会思想发展变革的过程，初期发轫于西单民主墙，后来活跃于出版物，特别是学术性刊物与报纸，系列丛书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新启蒙”等，期刊如《读书》、《新观察》、《青年论坛》等，报纸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等，以及个别时期的某些党报党刊。不过最为直言不讳和勇敢开放的思想论点，往往来自于高校校园内及专题讨论会上所作的、但并未见诸大陆公开媒体的某些演讲和发言。其中领先时代思想潮流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如李泽厚、温元凯、金观涛、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曹思源、戴晴及刘晓波等人，最为著名和深受欢迎的思想领袖人物当属方励之、王若望与刘宾雁等人。随着当时电视机开始在家庭中推广，电视影像有时也被借助于参与知识普及与思想启蒙活动，并且最终以苏晓康等人撰稿的电视系列政论片《河殇》的制作与播出达到高潮，造成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种社会思想活跃与文化繁荣的政治局面的出现，同其间中共前后两任总书记胡、赵为首的党内开明派的施政作风比较宽容有关。发生于这个10年间的思想解放和价值观念变革进程，对于摆脱前此30年来所形成的思想牢笼与精神枷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奠定了其后相当长时期内社会思想变化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期主要由上层主导，以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与广泛参与为标志性事件；后半期主要由民间促动，以连年不断的学潮抗议活动及若干学者与作家积极参与民间研讨会发言和频频举行校园演讲为重要表现形式，此亦即被党内强硬派责难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发生的时期。是为思想文化最为活跃与繁荣的时期。
1989年下半年至新媒体兴起前 思想市场被关闭。如果以1978年底为改革开放的起点，那么1989年中就属于转折点，以此为界，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往后的这个阶段中，随着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言路被迅猛收紧，思想自由化发展势头遭到强力遏制，可以说思想市场实际上遭到关闭，国内思想局面又基本恢复了先前由官方完全垄断的状况，只有经济思想由于当局经济政策的改弦更张而随之出现某种变化和进展。不过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其时官方的意识形态工作与宣传活动已经基本丧失了效力，设法对民众思想变化加以控制的努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其作用主要限于对信息传播与思想交流施加控制。最后这类政治意图由于对国内出版业与传媒的全面垄断与有效控制而得以实现。是为思想文化萧条与沉闷的时期。
新媒体兴起后至今 思想市场开始抬头与复苏。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属于一项革命性的重大科技事件，对于信息流动受到限制和思想自由严重缺乏的国家与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它初步打破了媒体为国家全面垄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由政治与权力统一思想的社会局面。尽管这种情况变化的发生，目前在国内仍然相当有限，但是其对于社会思想领域来说，可谓作用重大和影响深远。没有互联网特别是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问世，08宪章的发布与签名征集活动就难以造成声势，陈光诚律师事件的发生就不可能广为人知，王立军副市长叛逃美领馆事件也无法及时得以曝光，新公民运动及其次生性事件也不会产生某种社会影响。所有这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广为人知，以及其他种种政治爆炸性或大或小的社会事件的发生与广为人知，无不有赖于网络传播的力量，有些事件的发生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属于网络作用的结果，以致造成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相互打通的趋势并且日益明显。在这种社会现实与技术发展背景下，众多社会意见领袖纷纷涌现出来，对于国内民众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与分化产生了有力的影响。除了那些新媒体兴起前即已知名的社会人士或并不主要借助于新媒体而成名的社会人士，近年来也纷纷通过新媒体公开发表意见与表达观点外，主要活跃于网络的若干意见领袖，如韩寒、李承鹏等人，以及其他所谓网络大V等人，都对于促进思想市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是为思想文化相当活跃与繁荣的时期。
但是，网络空间及其发展态势，当前正在受到新一轮遏制。互联网的崛起与普及，以及智能手机的流行，不仅打破了国家对于媒体的垄断，而且使传统媒体被进一步边缘化，其结果日益引起官方的重视、担忧和焦虑。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当局把网络信息和网络言论，视为某种最直接地和最集中地与其争夺舆论阵地的现实威胁，于是将控制和对付新兴媒体，定为当前开展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力图通过夺取和掌握新的舆论战场的主动权，以重新恢复对社会舆论的全面控制。至此舆论控制重心发生转移，除了为数极少的几家报刊，如《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需要继续严加看管外，当局主要通过致力于扩大和加强网络队伍建设，设法投入更大的精力与更多的资源，以加紧使互联网被置于更加严密的监控和更加严厉的管制状态之下，结果越来越多的网络信息与网络言论遭到删除或屏蔽，并且进一步强化惩治措施，力求维持国内思想自由活动继续受到限制的社会局面不变，或者至少不发生自由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