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把反腐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日来高层又频谈反腐，这些迹象，表明官方确实已经认识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与反腐任务的紧迫性，亟谋解决之道，不可谓不清醒。

当前的现实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其根源在于权力失控，由此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愈演愈烈。对国家目前陷于如此糟糕处境与危险局势的认识，似乎已经成为国内难得的一个社会共识。

对当今社会来说，最大的危害，无疑是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其他如道德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生态问题等等种种现实社会问题，或者导源于此，或者与此密切相关。因此，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当属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最主要的不安定因素。这个判断，想必是目前国内难得的一个社会共识。

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此言现已成为政治学的常识。此论在政治哲学上基于某种特定的人性论，它同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假设若合符节，只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社科领域而已。

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与结论便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必须尽快变革现行的权力制度结构。这一点，想必也是目前国内难得的一个社会共识。

既然如此，使公众备感困惑不解的问题就变成，在一个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领导之下，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某些旨在对权力进行科学划分与设置、合理限制与平衡、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根本措施与相关动作，何以长期以来却一直停留在口头上与纸面上，迟迟难于付诸实施呢？

我以为，问题在于，集权与垄断，同分权与制衡，这两种国家权力结构与政治选择方案，对于朝野彼此的利害关系，其实并非一致，而是迥然不同，乃至截然相反。

对于社会或公众来说，由于其直接和全面处于权力的统治与支配之下，屡屡沦为其肆虐与侵害的牺牲品，因此对其不受限制、不受监督和滥用所带来的现实危害性，往往有切肤之痛。显然，集权与垄断的害处，所在多有，不胜枚举，而分权与制衡的好处，则举世皆知，毋须列举。因此，把集权与垄断改革为分权与制衡，在制度建设上必然带来某种类似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换言之，国家基本制度与政治改革，如果以分权与制衡为根本方针和取向，对公共利益而言就纯属有益无害之举。因此，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公众对此强烈期待，反复吁求，多方施压，乃至奋起抗争，就理固宜然，行为正当。

对执政党来说，集权与垄断的好处，无庸论述；其害处，则在于因权力腐败与风气败坏而损害政党形象与公权力的公信力，引发民众的反感、怨恨、愤慨、仇视乃至敌视，最终带来遭到民众抛弃即"亡党"的危险。而分权与制衡的好处，从长远看，则有益于有效遏制权力腐败、促进社会公正，有助于挽回民心，重塑形象，谋取公信力与合法性；但从短期看，则无疑将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大增加了丧失执政权的政治风险。这就是集权垄断与分权制衡两种选择之间，对执政党展现的两种不同政治后果：前者为其短期利益所系，后者为其长期利益所在。

由此可见，妨碍政治改革的实质与要害问题，即在执政党的利益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以及在执政党的短期利益同其长期利益之间存在矛盾。

显而易见，执政党如何在其短期利益与其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明智的抉择，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进行取舍并做出明智的抉择，不仅为执政党集团自身的利益所系，更为民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多系。换言之，这个问题不仅属于党内问题，更属于公共问题。它不仅关乎党派利益，而且关乎公共利益。因此，它不仅对执政党是一种考验，同时对公众也是一种考验。能够一起通过这场考验而获得政治新生，这个民族与国家就有望在崛起或复兴之路上取得成功，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连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起，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挣扎与沉沦。

如所周知，权力集中在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一把手"专权，即对辖区内的几乎一切社会事务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和支配权。改变地方各级党委所谓"一把手"得以大搞"一言堂"的组织结构与制度格局，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改变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党中央多年来始终坚持推行的所谓"一元化"领导的制度格局，更为重要。不改变后者，便不可能真正改变前者，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根源与症结。显然，地方或部门中"一言堂"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且积习难改，是因为党的所谓"一元化"领导多年来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圭臬。姑且不论在当今利益多元化的时代与社会条件下，继续坚持所谓"一元化"领导多么不合时宜，即使仅仅出于培育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类实用主义的考虑，这一僵化过时的政治教条也必须放弃。既然十八大报告中已经表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前提，即在于合理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的边界，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无法绕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独完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本身。任何考虑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构想与方案，如果指望其能够真正奏效，都应当以十八大报告中已经达到的这个认识高度作为出发点。这是第一步。虽然它是基本的一步，但也是关键的一步。

在这个问题上，执政党能否迈出关键的一步，取决于权力中枢对自身状况与生存处境的判断是否乐观，即在经受当前历史性的民主化浪潮洗礼与考验时验证自身作为需要谋求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政党是否自信；而民众能否迈出关键的一步，则取决于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现实遭遇与生存处境的反应是否积极，即在国家基本制度的重塑与建设过程中表明自身作为需要承担某种政治义务的现代公民是否合格。这是朝野上下当前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