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马国川先生发表了他和李泽厚关于《告别辛亥革命》的对话，方绍伟先生又提出了批判观点。我也来凑一下热闹。

曾经有一位知己的朋友对我说：“不要看你开口闭口批判马克思主义，但在骨子里，你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就问：“此话怎讲。”他说：“在你的文章中，自始至终坚持了二大原则：一是‘经济决定论’，二是‘社会发展规律论’。而这二点，恰恰就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我扪心自问，这话符合事实。所以在经济决定论方面，我和李泽厚先生一样，“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1]

但我有必要提出修正：我的“经济决定论”仅仅是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但同时我更认为它并不是‘充分条件’”！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才能够实现社会变革。所以在这里我又可以兼容方绍伟先生说的：“‘经济发展不必然导致民主化’、‘低效制度长期存在’的事实”。[2]

我的“社会发展规律论”主要地是存在于对人类历史实事求是地追求真相和对历史真相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并以史为鉴地来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律性推论”，我尤其反对那些自称已经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以暴力来强制人们服从他们所发现的未来规律。对我来说，即使是对历史规律“以史为鉴”地指导当前的实践，也仅仅存在于追求当代的，短期的社会目标，而不可能是“远期的规律性结果。”尤其反对什么“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观点，至少我坚持认为历史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其它的社会模式可以替代当前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显露出将会灭亡的任何迹象，尽管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必定有生有灭。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以“经济决定论”，来论证李泽厚先生“告别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3]的观点。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论述革命和改革的实质内涵和区别。所谓革命，就是自下而上，就是主要依靠低层民众为主导。所谓改革，尤其是在专制集权状况下的改革，就必然是自上而下，依靠集权垄断者的力量，至少是集权垄断者不能缺位，必须参与的变革模式，这种自上而下，集权主导民主改革的成功实践，最典型的就是蒋经国先生主导的台湾的民主进程。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结论就是，在清末社会现实中，改革成功的机会虽然很小，但确实存在着这种改革成功的可能，但革命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这是因为，改革是自上而下，以集权垄断者的参与为主要条件，（当然也不是充分条件。）所以，只要皇上愿意，进行“虚君立宪”是应该有成功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光绪皇帝是货真价实的、有实际权力的皇帝的话，戊戌变法是有可能成功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光绪只是个“二皇帝”，没有实权。所以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实际上就等于是历史已经关上了“虚君立宪”的大门。李泽厚先生说的“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4]实在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想，因为虽然“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5]但慈西是不可能交出执政权而“被虚位”的。不错，慈西确实也主张改革，并领导和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但慈西的所有改革，都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恰恰是政治体制改革，才是“虚君立宪”的必要条件和关键步骤。而恰恰是慈西叫停了光绪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慈西有决心进行“虚君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历史事实。

和慈西不同的是，光绪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非常坚定，历史记载着这么一段君臣对话，可以证明光绪的改革决心是如何地坚定——当大学士孙家鼎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的回答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6]所以，我认为，光绪如果真有实权的话，戊戌变法是有成功的可能的。就凭光绪的这句话，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因为历史是没有如果可言的，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那么光绪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彪炳史册的。但慈西是不可能主动地主导“虚君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的。

再来分析，为什么辛亥革命即使成功了，也是不彻底的，总体上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所谓“革命”，必然是自下而上，必然是依民众力量为主导。但在清末的社会现实是，民众虽然有反清的认识和要求，但却缺乏争取民主制度的思想认识和动力。为什么没有，就是当时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中，少数精英，包括光绪这种开明的君主，是可能存在民主的诉求的，但大多数民众在没有经历工业化市场经济自由交易和公平竞争的“洗礼”之前，是不可能具备“民主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共识”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辛亥革命之后的集权者，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蒋介石、毛泽东，甚至可以包括20世纪中国第一伟人邓小平，都没有光绪这种主动“虚君立宪”和“还权于民”的胸怀。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即便是成功了，也注定是不彻底的——因为既没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所培育的民众对民主制度相对完善的历史性诉求，也没产生有具有雄才大略和民主胸怀的政治家！

再来分析论述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历史基础，就是晚清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工业化的进程，但已经受到了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萌芽的冲击，这种冲击培育了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再就是清皇室是少数民族，尤其是慈西抵制“虚君立宪”的政策，受到了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所以，辛亥革命彻底冲击的是“外族统治”，而集权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

因此，李泽厚先生说的：“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7]这话虽然不错，这就好比，在1976年代的中国，实质上，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全国上下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如果毛泽东不死，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不了的！，但这只是一个假命题，因为慈西和毛泽东的“死”都是必然的“规律”。

从形式上、现象上来看，似乎方绍伟先生说的不错，问题出在“统治能力连续性”上，“我自己曾经用‘基因悲剧’的概念，来描述王朝统治者在‘终身专权’和‘独断继承’中，出现的政治遗产学意义上的‘统治能力’不确定性。……导致的‘统治能力’的断裂，是王朝制度走向灭亡的最根本原因。”[8]但从实质上来说，导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是毛泽东的死，也不是后继者统治能力有问题，而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本质上是错误的、有违历史的进步性和有违历史发展方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身具备了被历史所否定的本质性错误因素所以才会被历史所否定，而和后继者的统治能力是无关的。

同样，清朝的灭亡的本质因素也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发展到了被淘汰的历史阶段，而慈西死不死，后继者是谁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无论后继者是谁，满清都会被辛亥革命推翻，这是历史的规律性结果，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虽然，慈西什么时候死，是一个偶然因素，但慈西必定会死，是生物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方绍伟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当一个学者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当历史事实没有“价值规范”就不存在时，历史还是本来的那个历史吗？”[9] “我不是要否定学者身上应有的‘价值理念’，本文感兴趣的也不是各种‘价值理念’好坏，我反对的是学者们把自己的‘价值理念’不恰当地添加到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10]

我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但我明白，在历史研究中有二大步骤，或者说是二大过程：一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考证，这是容不得半点随意性和“灵活性”的，必须一是一，二是二地实事求是。当然也就如果方绍伟先生说的，不能“硬把自己的‘价值规范’镶嵌到历史事实中，”但，这一过程，只是历史研究中工具性的一个环节，历史研究真正的目的和社会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地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而这一步的前提，就是对历史事实和真相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理解和认识，这就必须，也离不开方绍伟先生所反对的“学者们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当然不是不恰当地，而应该是恰当地）添加到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这是因为对历史事实和真相的理解，虽然确实和“个人愿望”无关，但确实和学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理念”有关！历史研究往往是先具有对历史事件和真相的具有“价值判断”和“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认识，然后才能够升华为和“以史为鉴”的理论创新并完成以此来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的全过程。

综上所述，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真相确实是和“价值判断”和“价值理念”无关的，但对历史事实和真相的认识、理解，并升华到“以史为鉴”的理论，并以此来指导实践的过程，是必需，当然也离不 “价值判断”和“价值理念”的。

我基本同意李泽厚先生的如下观点：“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11]“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12]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分析当代改革和清末虚君立宪、辛亥革命的客观事实，可能就会惊叹历史的发展竟然会如此地雷同：二次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的改革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高度集权的制度环境中起步，二次改革都起步于经济领域和经济体制，并且也是在经济领域单兵独进，法制领域同样也是艰难曲折，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同样地禁区重重。一百年前的改革纲领就是“中体西用”，而一百年后还是同样地纠缠在“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是‘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的世纪之争”。当代官方改革的纲领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坚持“中国集权特色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中体西用”的现代翻版。甚至当代中的国营企业从本质上分析是更接近晚清的“官商企业”，而离现代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更远。

再一个雷同就是当代中国的腐败在形式上和清末官场的腐败是惊人地一致：从清末外官对应该上交的税款、采购款和工程款的扣克贪污，到京官贪污三渠道：婚丧喜庆的受礼受贿、办事“例费”和工程采购的“进项”，更有从“以财求官”到“以官求财”的逻辑关系。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等现象；再到官员贪污腐败的普遍性，再到官员以掌握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成为贪污腐败的根源，再到在专制集权制度下的反腐败的不可能彻底性，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能够在当前现实社会中亲眼看到一幕幕的历史重演！

所以，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该总结晚清改革和辛亥革命的教训，采纳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尽量争取渐进的改革的观点。也就是应该尽量争取在中国共产党参与和领导下和平、平稳地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但是，如果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一定要把集权体制坚守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刻，那么中国人民也只能奉陪到底。正如李泽厚先生说的：“我既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拿我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民应该尽量争取改革取得成效，避免革命，但不完全否定和放弃革命的权利。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1]、[3]、[4]、[5]、[7]、[11]、[12]：李泽厚与马国川对话《告别辛亥革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4888

[2]、[8]、[9]、[10]：方绍伟：《“告别辛亥革命”及其方法论问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4930

[6]：王也扬：《值得记念的光绪皇帝》（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