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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几年前，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突然响起了“告别革命”的声音。普罗大众如果试图发出声音，发一声喊也就完了，譬如陈胜同志那句震天撼地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很直白，没有什么佶屈聱牙的理论铺陈，倘若陈胜同志发一声喊之后，放弃率领起义大军向北京发起的进攻，而是关起门来，坐在青灯下论证什么是“王侯将相”，什么是“种”，“乎”字在语义学上有什么含义，他还会在历史上书写出那么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么？知识分子则不一样，他们——不说全体，至少一部分人吧——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说把世俗的算计理论化，在理论化的过程中遮掩掉个人动机，把道德的光焰弄得很是耀眼，却从不具体地去做什么事情，譬如他拒绝到哪一个地方去，绝不说自己要去见女朋友或者去打高尔夫球，而是论证说，那个地方从哲学上说是“不在”的，从社会学上说是“不正义”的，从历史学上说是“虚无”的，结论是：“非吾不去也！不可去也！”把自己给摘出来了。最近一些年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告别革命”的喧嚷，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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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印象好还是不好？从个人选择上来说，你不能说不好——人家去还是不去某地，是人家的自由，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当然可以说：“好！你放着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做，却像既得利益者那样去赴温柔富贵之乡，你的精神境界太狭小了！”但是你的这种责备没有道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应当遵循自己的本性而非外力的强制，这才是自由的真谛。假如你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有所担当，不能逃避责任，就用四两麻绳把人家捆起来，拉扯到你选择的那条路上去，说：“你今儿他妈必须给我赶到某地去！”那你就成秦始皇、斯大林、毛泽东了。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全国三千万中学毕业生全部都得去农村插队，不想去也得去，结果，刚迈进18岁门槛的我作为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涕泪纷飞地告别家人到陕北插队去了，就像真的被四两麻绳绑缚了一般，所以我常常把上山下乡描述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是基于个人自由的自由选择，而是国家权力在剥夺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强力驱赶，很不地道。
同理，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对著名知识分子“告别革命”做道德评判。然而，凡事都有两面，假如宣称告别革命的人不是面向公众的人物，而是赤条条偎依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娃娃，哭闹几声，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我饿啊！我要吃奶啊！”跟旁人没有关系，你能斥责说“这孩子太他妈讨厌了”吗？你不能，因为娃娃要吃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他怎样哭叫吵闹，跟你都没有关系，你也没有理由评判人家。
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掌握很大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趴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娃娃了，从个体来说他们是社会一分子，从整体来说他们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阶层，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阶层，相对于几乎没有话语权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言说渠道，他们的声音会像音波一样向四面八方传导，在广大的社会区域和多种社会层面引起回响。这就好比在一个拥挤着的空间，别的人只凭嗓子说话，知识分子手里却握着一支小喇叭，呜哩哇啦山响，虽然这个空间的控制权在很强大的一伙人手里，但是相对于仅凭嗓子说话的人，用小喇叭叫喊的知识分子就优越多了，假如有一帮农民下决心不再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宣称“告别上访，告别群体性事件”，绝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如前所述，“告别革命”不单纯是某一部分人的个人选择问题，它已经成为进入到社会过程中的能动因素；它也已经不单纯是知识分子话题，它牵涉到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广泛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那么，“告别革命”究竟是怎样的一句口号？它究竟在主张什么？在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后面，有哪些重要的东西被掩藏了？在目前这种紧张的社会情态面前，它又意味着什么？当下很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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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篇幅，我不对“告别革命”的主张做更多引述，读者可以去阅读原文，我只表达我对这种主张的看法。
历史不仅是过去，它同时也是现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将来。假若我们不是今天，而是50年以后来看目前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兴起的“告别革命”思潮，所得到的观感一定迥异于今天，我们或许会从更好的视角看到它的基本流向，这是因为，作为思想背景的历史被拉伸了，我们摆脱了细节的干扰，更容易从历史趋势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了，我们会比较清晰地看出，所谓“告别革命”并不是一种能够自洽的哲学思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主张，是某些特定历史内容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灵幕布上的折射。
这种折射分为两个阶段。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燃烧着理想主义之火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那种对国家政治的天真幻想就被彻底粉碎了，知识分子直接领略到有一种东西远比想象的更为强暴，他们惊呆了，通俗一点儿说，是被吓着了。如果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阶层，这件只能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甚至有可能成长为支撑社会正义的政治力量，站立在他们本应当站立的地方。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从来不是成熟的，历史也没有给他们提供站立的机缘和条件，所以他们就像看到鸡被人杀了的猴子一样，瑟瑟地抖，生怕刀落到自己的脖子上。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歇斯底里叫喊：“我×！这太他妈可怕了！”然后呼噜噜跑掉，他们既没有叫喊也没有跑掉，仍旧很斯文地看这里看那里，然而内心的恐惧却像强酸一样销蚀着他们脆弱的灵魂，精神疲软，双膝无力，无所措手足，只能徒然地被历史的列车负载着前行，既不知道自己是谁，又不知道历史将走向何方。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折射，我们可以把这种折射概括为懦弱。然而，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不仅仅是懦弱——九十年代以后，出于“维稳”的需要，政治高压一步步紧固，思想控制一步步加强，国家主导的社会过程以“绝不”的姿态持续地拒绝自由、民主理念进入，权力和资本在对国民财富的恣意饕餮中狂欢，中国社会呈现一种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极端景象，知识分子信念被销蚀殆尽，也就愈发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了，虚无主义像幽灵一样附着在了他们越来越羸弱的精神躯体之上，他们感知的历史运行在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之中，他们甚至不再相信他们曾经珍爱的意义，不再相信任何方向性的东西。
正是这种懦弱与虚无，导致了他们只能绝望地从历史事件中看到绝望，他们既不能有意味地回望过去，也不能建设性地展望将来，他们开始质疑和戒备所谓西方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输入，认为这些东西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认为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希望找出既不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他们宣称，要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认为“这是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
在这些语焉不详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变形，是扭曲，是疲软，端直而坚硬的“革命”自然会碍手碍脚，左右磕碰，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所，成为一种多余，于是他们郑重其事地宣称，我们准备告别这个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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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宣布说我准备离开某人或者某地：“唉！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请回吧！”“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得离开呀！”结果就走了。
这里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某人或某地绝不会因为有人向它们告别而从此不在，除非撞见鬼，你不可能因为说了句“再见”，对方就突然倒地而死，连尸首也不见；你更不可能因为说“还是得离开”，那个地方倏忽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只落下一片空濛，这是因为，“告别”仅只是人的主观选项，它无法也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
“告别革命”也是这样。基于懦弱也罢，基于虚无也罢，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宣称“告别”，都将无法改变“革命”的客观状态，无法改变它的客观属性，它绝不会因为你的“告别”而不在，无论你告别与否，它都将依据客观规律独立运行，如果社会到了点燃革命引信的程度，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爆炸在某一时刻骤然发生……在如此宏阔的历史图景中，知识分子的所谓“告别”，说句粗话，其实屁也不是一个。
知识分子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懂么？相对于无情运行的社会规律，他们明明知道“告别”很没意思，几乎无臭无味，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地告别一番呢？有必要把前面说过的话再强调一遍：对现实处境的恐惧和出于对未来的虚无主义预期，使他们功利地想到了自身的“在”的方式，“告别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生存考虑的现实抉择，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它们几乎还没有可能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精神层面还残留着生存重于道义的市侩主义的印痕，这种印痕不仅严重局限了他们的政治视野，更导致了他们在行动上羸弱无能。
那么，“基于生存考虑的现实抉择”，到底隐含着怎样的世俗算计呢？简单地说，是对话语权的贪图和迷恋。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忌讳谈论本真意义上的革命的，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喧嚷的所谓，强调的绝非是通常的社会意义上的变革（无论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而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主张，这样的“革命”必然会衍生出作为异己的“反革命”。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都是涉及政治的，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涉及政治的“反革命”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不说肉体灭失，只说话语权，那一定是完全彻底的剥夺，既是你在海外也是如此。这一点用不着我来举例论述，凡是了解社会历史现状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精英曾经遭遇过什么和正在遭遇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不表达，毋宁死”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做一些市侩主义的算计，其实算不得什么罪恶，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谭嗣同，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谭嗣同的襟怀：“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已经逝去很久了。
绝对的皇权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历史后果之一，就是绝望和苟活成为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精神特征，它们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驱不散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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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精英告别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纵观二十世纪革命史，以暴力方式发生的诸种革命的后果都不尽如人意，很多革命重新导致了专制，出于知识分子的道统担当的责任，宣称告别一下子也未尝不可，然而，这里边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革命，是你说告别就能告别得了的么？！
马克思主义也许有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排除掉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以及隐含在这种幻想中的精神毒素，它在对过往历史的社会基本规律的阐述上，仍然是无可辩驳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这就是说，革命发生还是不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个村子，山川土地森林矿产都被有权有势的人霸占了，村民们每亩地只得到八分钱补偿，几近于一无所有，于是酿成了群体性事件。从来都很崇拜知识分子的王二气喘吁吁地跑来，对舒适地坐在摇椅上读书的精英说：“快去看看吧！把武警的车辆都掀翻了！”精英十分惊讶，放下书本，用责备的语气说：“什么？我不是说过告别革命了么？怎么还发生了这种事呢？”
王二将会作何感想呢？他可能会僵在那里，无言以对。
精英纳罕地问：“怎么了，你？”
王二喃喃地说：“我发现，你要么是一个傻蛋，要么是一个没良心的人。”
我愿意相信精英仅仅是一个傻蛋而不是没良心的人。他们傻在哪里了呢？傻在无知地把自己看成了历史戏剧的主角，错误地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台词，不走台步，戏剧就演不下去。事实上，那些从来没有切断与国家权力的精神脐带的知识分子精英从来不是历史戏剧的主角，推动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从来都只是那些默默无名的人，是那些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人，是那些活跃在网线上的大量网民，是那些为了有尊严地活下去连死都不怕的人，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
既然是这样，知识分子精英的告别与不告别，还有意义么？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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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它没有意义，还源于这样的理由：造成革命的条件，从来都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民众的人心所向，是公民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人民对参与政治过程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必然分裂，是世界民主潮流不可遏止的推动，这里没有一条是知识分子精英的所谓“告别”或者不告别。我不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革命之前有没有知识分子精英宣称“告别革命”，我也不知道最近几年中东国家发生革命之前有没有知识分子精英宣称“告别革命”，我看到的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没有人在意有没有人告别，就像一条浩淼的江河，它不会在意有没有人宣称“告别”，它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不舍昼夜地奔行，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的方向，更没有人可以把它阻挡，这就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革命未必意味着普遍的暴力，专制的暴力统治固然决定了革命一定会预留暴力接口，但这还将取决于革命参与者与革命对象的此消彼长。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东欧以及中东的革命，绝大多数都摆脱了暴力的蹂躏，并且没有重新导致专制，基本上都顺利地完成了政治转型。这是因为，世界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那时候，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政权，着眼于一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政党）对政权的绝对垄断，所以在革命之中必然伴随着暴力，革命之后必然扼杀自由，现在，随着全球化的进展，革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再把一种政治力量夺取、占有和垄断政权作为唯一目的，而是以自由民主作为其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基本政治目标，结果，社会以极小的代价历史性地完成了普世意义上的制度转换。
从这个角度说，“告别革命”论者郑重其事解释说他们告别的是暴力革命，其实也是多虑了——如果历史具备选择和平革命的条件，那么发生的就将是和平革命；如果统治者持续地对社会施行暴力统治，历史丧失选择进行和平革命的条件，那么发生的就将是暴力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告别还是不告别革命、告别什么样的革命都无关紧要，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名为：“告别革命是个人选择而非社会选择”。
让我们看社会做什么选择吧！让我们促进这个选择吧！
2012-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