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陈明远教授曾有神童之称，从小就与郭沫若、田汉等“世纪老人”相识交往。本文是他专谈与郭沫若交往以及他所知道的郭沫若的一些情况。
丁东（以下简称“丁”）：您与郭沫若是如何相识的？
陈明远（以下简称“陈”）：说来话长。1947年，我6岁，是上海山阴路小学的学生。一次放学祖母带我回家，在路边捡到一大包银元，包里有一个地址：恒丰里77号。我和奶奶按地址送还了银元，原来这是群益出版社丢失的稿费。第二天，郭沫若到我家登门感谢，两天后又送来一套书，包括他的历史剧、诗选《凤凰》和自传等。
当时我很小，不知道郭沫若是文化名人。1953年，我进了上海中学。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的集邮册丢了，却在我的床上翻出来，不知是谁搞的恶作剧，让我受了不白之冤有口难辩。无奈中想起了郭沫若。当时正在纪念屈原，我给郭沫若写信谈了纪念屈原的事，还寄去了写的几首小诗。地址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郭沫若的亲笔回信。这样，我才又去信谈自己受到的冤枉。
从此和郭沫若开始了10余年的交往。郭沫若知道我父母不在上海工作。就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叶以群和演员白杨，让我星期天找他们去玩，看电影。
和郭沫若第二次见面，是1955年他访问日本后回到上海，白杨带我去欢迎他。1957年舒绣文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跟我的母亲许绣华有点远亲的关系（舒的母亲姓许），因此我这年暑假跟着从上海到北京去探望她。
这年7月，第一次去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郭沫若家里（到1963年后他又搬了家）。这次他介绍我认识了田汉。当时正是反“右”高潮，但他们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反“右”的事，压根儿就不谈。现在回想起来，反“右”运动不在他们预料之中，以为和批《武训传》、批胡适差不多，开开会就完了，照样工作。没有料到后来处理这么严重，送那么多人去劳改。那些老人空余时间还是谈谈诗，解解闷。我就当着田汉的面说郭沫若解放后的诗都是大白话，没味道。田汉说，你敢说皇帝没穿衣服。
丁：请您谈谈郭沫若1958年入党的前前后后。
陈：当时我上了高中，入不了团，主要是不爱开会，一开会我就上厕所溜号。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学校开展红专辩论，我发言不多。当时男生崇拜爱因斯坦，女生崇拜居里夫人。很多同学提出来，要为人类作贡献，为什么非要入党呢，不入党不是一样么，郭沫若也是民主人士。我在给郭沫若的信里讲了这些情况，他在1958年5月4日的回信里说：“我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参加革命工作的。特别是近几年，这成为我很大的憾事。
似乎自己表态误了一部分青少年，他们误以为不入团、不入党一样可以干革命。”“瞧，郭沫若就是一个例子！”“您要和我比赛：是您先入团还是我先入党？这触动了我一直印在心上最大的憧憬。”“我是在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您向我提出了挑战，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思，当时郭沫若在文章和讲话中反复说过几次。
1958年，宣布郭沫若重新入党。我中学没入团，直到大学才加入。入团后郭沫若曾来信祝贺。但是后来一直因为够不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而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郭沫若后来再没问过我入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义时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入党的，1928年脱党。多年以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出现。家里人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郭平英有一篇文章回忆当时上师大女附中，“班上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同学比小学时多了许多。”“正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一些同学脸上带着一种眼神，那眼神里有自豪、自信和几分神圣和骄傲，似乎从高处俯视着那些非‘革干’、非‘革军’出身的同学。我开始间或地听到‘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自行脱党’的议论，语气中传递了作为‘革干’、‘革军’的家长们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偏见。”“我懊悔过有这样一个知名的家长，让人评头论足，还不如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里，反倒自在、舒畅一些。”对郭平英来说，她的感受是真实的。哪怕你当了副总理、副委员长，高干子弟还是把你看成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统战对象，作为中学生的郭平英当然感到不自在。
1969年开“九大”，郭沫若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填表时本来拟的是“1927年入党，后脱党，1958年重新入党。”于立群不同意，最后决定只提1958年入党，以前的事暂不提。直到1978年郭沫若死后，于立群坚决要求党龄从1927年算起。后来，经过家属努力，中组部认定郭沫若抗战回国后便恢复了组织关系，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特殊党员。
但在我印象中，郭沫若就是知识界的代表。无论在建国前国民党召集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还是在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上，郭沫若都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并参与政事的。建国后第一届政务院，四个副总理党外占两个，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郭沫若也代表无产阶级，和当时解释的联合政府倒不一样了。周恩来、陈毅都曾一再表示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于革命的贡献更大些（大意如此）。反“右”的时候，郭沫若听到丁玲是“右派”大吃一惊，听到艾青是“右派”又大吃一惊。丁、艾都是老党员，对郭震动很大，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这表明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而不是老革命老干部的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他给我的信中总是说：不要骄傲自满。
丁：请您再谈谈郭沫若和田汉等老朋友的关系。
陈：他和田汉、夏衍、阳翰笙关系比较好，其他明显的朋友不是太多。从《郭沫若年谱》看，他的晚年，五、六十年代，与老朋友个人之间的交往不多。特别是1961年、1962年以后，与很多人都是公事公办。
他和田汉的关系后来也有些问题。田汉1957年以后就被冷落，但郭沫若和他没有疏远。他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不能演，1960年周恩来让田汉帮他修改，田汉很下功夫。还有《蔡文姬》，也是田汉帮助修改的。郭沫若最喜欢这个本子，他说“蔡文姬就是我”。
田汉对郭沫若一直很尊重。田汉讲过一件事，他有一个亲戚得了重病。他平时认识医生很少，只好写信给郭沫若，请他介绍一个医学专家。这本是人之常情。但秘书打来一个电话，说郭院长只管中国科学院，不管什么医院。到底郭沫若看见这封信没有，现在说不清了，田汉只是怪秘书，没有怪郭沫若。其实郭沫若认识的名医不少，当时给朋友介绍个大夫也不算搞特殊化。
我听说过一件事，60年代初，田汉母亲过九十大寿，田汉是孝子，跟他关系好的朋友比如吴晗、翦伯赞都去祝寿。郭沫若去晚了。一进门，郭沫若就向田汉的“老寿星母”赔礼，又和翦伯赞、吴晗他们说，好久没聚会了。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他和这些老朋友慢慢地不是很融洽。
当然，郭沫若也不是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他说过，我当个教员也可以。他还是向往文人的生活，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种气氛。回想1957年我第一次去郭沫若家，进门要通报，这种等级制度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敢说郭沫若他也不舒服。60年代他几次去上海，住锦江饭店、国际饭店，房间很豪华，他当时就觉得不太自在，说脱离群众，一般人都不敢来了。
我小时候没觉得郭沫若、田汉是什么官，直到“文革”，也只知道郭沫若是科学院的领导，不知道他还是副委员长，当过副总理。田汉也不想当官。郭沫若觉得田汉不适合当官。对官场田汉始终不适应。论资格，田汉可以当文化部长，但始终当的是戏改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他不追求这个。我觉得这种差别影响到郭沫若和田汉、宗白华的交往。宗白华一生与官场无缘，后来和郭沫若不大交往。“文革”前康生倒是常去郭家串门。
1963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之后，赵丹、白杨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碰到郭老，他外表表现得很淡漠，再不像往常那么亲热友好，他知道赵丹爱放炮，嘴上把不住门。他在公开场合不让人感觉和谁有私交。他对北京人艺的人还是有感情的，但外表上也保持距离。
丁：郭沫若对科学、艺术两界的态度有何不同？
陈：身兼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对文艺界其实没有拿出过什么领导性的意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院设什么新研究所，他都要过问。有一次，他就问我关肇直的书怎么样？当时华罗庚和关肇直不团结。郭沫若和华罗庚私交不错，和关肇直不太熟悉。当时华、关两位都担任数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工作。
我说关先生学生很多，为人很好，华先生做人做学问也都不错。青年人都希望这两位老师能够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数学所的工作。这说明郭沫若关心科学院的事，他想做说服工作，维护团结。郭沫若在反“右”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身为文联主席，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只愿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很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办。
“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他还写了不少民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我认为，朱光潜的书他是不怎么看的，沈从文的小说他也不一定看。沈从文曾经评论，郭沫若是诗人的笔，写不了小说。《斥反动文艺》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于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调来自当时党的工作者。解放后，他还是延续了这个角色。凡是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具体说来都是照周扬传达的意见办。
如1958年“大跃进”时编选《红旗歌谣》，就由周扬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扬定的调子写序言，算是由两人合编。60年代文艺界一连串批判什么“写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等等，他都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汉的《谢瑶环》、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阳翰笙的《北国江南》，郭沫若就立即与过去几十年的好朋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断了联系。解放前，他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问完了，列个提纲，再按提纲发挥。解放初，批判《武训传》，他没想到，所以先作检讨；批《红楼梦研究》不太一样，胡适原来就是他的老对手，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对立面。他们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适派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组织得很积极，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郭沫若也是大胆假设。我的看法，他的历史学是浪漫主义方法，随意性很大，想像上比闻一多还要过之。在学术上，他利用了比较确切的资料时，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一发挥想像，纰漏就大了。胡适是乾嘉学派加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考据。郭沫若往往是借题发挥。根据我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仔细看胡适的文章。他自己说，鲁迅活着的时候，《呐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说他基本上就没看过，别人研究他们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诗论》他根本就没看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看得多。
王国维的书他看得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纲要》他看。文学作品看得少，跟他风格相近的“新浪漫主义”一派的作品，如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闻一多的《红烛》等等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赞赏田汉、闻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达夫、成仿吾。他曾一再为郁达夫辩护。文艺理论基本不怎么看，也没什么兴趣。他和胡风过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庆是抗战文协的同事。他写文章提倡胡风，后来胡风出事又将文章删掉了。胡风和周扬有派系之争，但胡风的理论也是左翼。
批胡风，我感觉他对胡风讲些什么都没看懂。他当时要求对胡风逮捕法办，后来编《郭沫若全集》时，有人要删掉这些。我觉得没必要删，白纸黑字，他就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提到《随园诗话》，郭沫若就发表文章《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找他借这本书读，他告诉我里面没什么东西。1961年学术界突然讨论《再生缘》，文章发了不少，他也发了文章，我又问他找书看。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对我说，你不用看，知道有陈端生这么个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拥护“文革”，1976年表示拥护批邓，他对邓小平有多少了解？没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党喇叭”，比较客观。他很明白，他就是“党喇叭”。
丁：最后，再请您谈谈郭沫若晚年心境。
陈：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杨、以群他们想给他做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第二年秋再提议，他又谢绝了，说不要声张。他到上海是悄悄来，悄悄去。他对上海的背景有感觉。他写剧本《武则天》原来想让白杨演。白杨看了剧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势已经紧了，只好请北京人艺朱琳演。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
来源: 《湖南文史》2004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