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沅笔下的以尼玛传说是特属于作家自己的一种表述历史的方式。我不倾向于将这部作品单纯地看作是“幻想小说”或者“玄幻小说”，因为在这之后要探讨的东西很多，幻想或者玄幻也不过是其表述方式的一个侧面。《以尼玛传说》在作家文学化的描述下，使得读者得以窥见主流史观之外的一种极其另类的历史洞见。我只能谈谈其中一点，关于疑古。

传说这个东西，自人类童蒙年代就有了，它是一切历史正本的源头。关于人类发源的传说，主流的就有几十种，它们分布在希腊罗马神系、希伯来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文明之中。今天的人们寻索文献典籍，试图从中找到“神”创始成终的证据，以此来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却总寻不着。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时代，是五千年文明辉煌的开头，也是华夏民族引以为豪的资本。中国儒家士君子，动辄上溯三皇五帝，可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维系于此。

然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界兴起“疑古思潮”。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历史观，即：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与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念冲击了整个考古界和历史界，并影响至今。

在疑古派学者的努力和推动下，许多的中国人开始重新估量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以及历史价值。传说与历史就如同信古和疑古，向来是死敌，非此即彼，泾渭分明。后代能够设想的传说有多久远，他们所默认的历史就有多长。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自尊心的问题，也是人类自洪荒以来渴求给自己找到关于在“神”创始成终的过程中的一个明确地位的心理暗示和心理预期。无论是耶和华上帝吹气成人或者盘古开天辟地，都是人期待寻找到“神”的一种独特表述。所以，到底是人在寻找神，还是寻找自己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采取的表述方式。

以尼玛神地，既是勾连人类亘古以来善恶争斗的焦点地带，又是人类释放罪性并寻求拯救的精神居所。人界的世事变幻王朝更迭，莫不因以尼玛神通过棋盘操纵而成。而以尼玛神被设定为尧之子丹朱，因王位被重华也就是舜所夺而被九天玄女提至灵界而成“神”，究其本源，亦不过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纷争，哪怕是传说中的三代圣王也不能例外。曾被清儒斥为伪书的《竹书纪年》上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后稷放帝朱于丹水”，《韩非子•说疑》也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李秋沅在小说中有采用这两条史料，事实上整部小说也是建构在这种非主流的圣王传统之外的历史记载之上的。因此，小说中的尧舜禹的“禅让”，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宫廷政治权谋下的美好传说，“禅让”所代表的道德符号也在李秋沅的笔下被彻底解构和颠覆。事实上，顾颉刚也曾撰文考据过《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因此这种视角下的中国古史，就再也没有温情脉脉的一面，而是腥风血雨的冰冷了。“以尼玛”就在这冷酷无情的历史中拉开帷幕，反而让中国人膜拜了5000年的“禅让制”成为了传说。在某种程度上，李秋沅也是“疑古派”。

疑古是对的，国人太信古，导致对人性常常抱着过高的期待。不同于基督教“原罪”的教义，中国人在“人性”问题上已经有太多争论和挣扎。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墨子说“性自所染”，这些大抵都不全面。盖因我们对有据可查的历史以上的时空，总以美化或者拔高的方法来添加，所以在信史之上，竟然有着几乎和信史同等时间长度的圣王教化，这也给后人带来的一些假象。如同以尼玛神的棋局，王朝更迭，个人际遇，莫不是弹指之间的一起一落。丹朱这个以尼玛神，把罪带入人间，而自己本身也是罪的产物。循环往复，不断轮回，哪个才是罪的第一因呢？丹朱毕竟是伪神，他能够影响历史，却掌控不了人性。究其原因，以尼玛仍然不是神，而是人。是人，就逃不开因果循环的周期律。毕竟冥冥苍天之上，有一只更大的上帝之手在摇摆。

不要低估李秋沅。《以尼玛传说》中处处闪现着作者对于宗教、历史、文化的极具个性的书写和表达。木雅人期待复国，像不像《圣经.旧约》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青鸟自火中复活，像不像凤凰涅槃重生；以《大章》对抗灵棋，又似儒家提倡的以礼乐止干戈；木雅王国的神秘之旅，有没有让你想到彭加木和双鱼玉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这部小说是作家阅读经历的浓缩，而不是简单的各类元素的拼贴。

文学创作是自由的，只要起心动念是善，出口是光和热，都可大胆地疑古或者信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