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秋沅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情怀
1、基督教对李秋沅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
厦门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基督教的城市之一，“五口通商”之后，即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美国归正教会牧师雅裨理入厦宣教至今，教会已经走过160年的历史。与厦门一海之隔的鼓浪屿岛上，就有伦敦差会、大英长老会、美国安息日会、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等基督教会及团体。由于鼓浪屿被划归租界 ，因此在租界时代这里就有“传教士的大本营”的称号 。教会人士大兴教育医疗事业，创办了如毓德女学、英华书院等教育机构以及鼓浪屿救世医院等医疗机构。在之后的100年间，教徒人数激增。教会为鼓浪屿培养了众多人才，重塑了鼓浪屿人的精神风貌，使得之后几个世代的鼓浪屿人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都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厦门历史上，就曾涌现了如文学大师林语堂、著名作家唐敏等基督徒作家；在当代，亦有杨天松、吴尔芬等知名基督徒学者。
李秋沅18岁以前都在鼓浪屿上读书，自然深深浸淫基督教文化，因此不难理解在其笔下塑造的一大批深具基督教文化底蕴、拥有崇高宗教情怀的人物。他们有高贵的气质、儒雅的谈吐，稔熟西洋文明且谦恭有礼，如英华中学校长叶先生、林家园女主人周晨、圣心医院医生理查、十九路军军官欧阳卓、番仔园女主人李茗香、圣心附小教师颜碧玉等。
考察其家世，也会发现基督教家族传统对李秋沅的影响。李秋沅是鼓浪屿名门之后，舅公邵庆元先生是美国归正教会创办的毓德女中校长，叔公邵庆彰先生是著名的菲律賓中華基督教會牧师；鼓浪屿上的教会学校，出自邵家的校长占了一半（分别为英华书院、毓德女中、怀仁中学、养元小学）。而李秋沅的外祖父，曾任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福建农学院院长的中国著名园艺学家李来荣先生早年就读的就是教会学校养元小学。李秋沅的外祖母邵绵缎为邵庆元的四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一门四代，对鼓浪屿的文教事业影响深远，亦是传播基督文化的楷模。李秋沅就是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于少女时代就决志信主、受洗入教。虽然自大学之后，她再也没有在鼓浪屿上长住，然而礼拜、读经、祷告等信仰活动并没因之停止。李秋沅目前住在厦门岛内，若是参加圣诞、布道会、查经、团契，一般是在中山路的新街礼拜堂（注：又名中华第一圣堂，是全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教堂）。笔者有幸以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之外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宗教活动 ，真切感受到作家对基督教的顺服与敬虔。李秋沅曾说：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宗教信仰肯定会决定我的核心价值观和我为人处事的风格，包括我的创作态度。我认为基督教带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甚至觉得我最后从事写作，也是主拣选我的结果，因为我的天赋是他赐给我的，我感谢主，因此我更要珍惜主赐给我的这份礼物” 。
可见，基督教信仰是深深根植于李秋沅内心，已经成为了其文学创作或者为人处事的惯性，因而也必然会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得以展现。
2、李秋沅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
“木棉系列”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木棉岛”是以李秋沅成长的家乡厦门鼓浪屿为原型。因此整部系列充满了多样化的基督教元素。基督教和“木棉岛”上的人息息相关，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离开基督教而独立存在。如《木棉.流年》的时间跨度即为主人公“我”（阿宁）从入学教会创办的圣心幼稚园一直到英华中学毕业的这段童年时光。而小说中唯一且多次出现的医院和教堂---圣心医院和圣心教堂，则是《梅雪》、《茗香》等篇章中人物展开叙述和发生事件的主要场所。在木棉岛上，孩子就读于教会学校——如我和月华就读于圣心附小（《月华》）；新人结婚则在教堂——梅雪姨和欧阳卓在圣心教堂举行基督教婚礼（《梅雪》）；岛民生病或者受伤得上教会医院——圣心医院的理查医生照顾生病的“我”和为涌上岛的难民疗伤（《茗香》）；亲人过世要下葬在教会墓地——月华的母亲和奶奶葬于虎头山的基督教墓地（《菊隐》）。
李秋沅没有止于对这些元素进行简单的拼贴和挪用，而是将基督教的敬拜仪式、文化惯例融入到笔下岛民的生活状态中去。除了生老病死这些重大事件之外，教会也深刻影响了木棉岛上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基督教生活所具备的样式在“木棉系列”中随处可见。如以故事主人公“我”（阿宁）为例，就有参加霍根牧师组织的教徒聚会（《梅雪》）、在学校朝会上听主理理莲女士主持讲经与祈祷（《雅歌》）以及听圣歌、念圣诗、读《圣经》、唱圣乐等常规的基督教生活经历。故此，“木棉系列”中的“我”，是一个在基督教氛围下成长的、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被教会学校培养的、为基督教徒言传身教所影响的儿童，因而作者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所设置的这个儿童视角，也是和其他一般儿童文学作家趣旨相异的地方。
另外，李秋沅在小说中经常引用并化用《圣经》词句。一方面可能是宣誓她的信仰，一方面亦为加深儿童对《圣经》的了解。例如《木棉.流年》中的《雅歌》，题目就直接取自《旧约圣经》中的《雅歌》 。小说是以“我”的视角，通过偶然寻得一部摘抄《圣经.雅歌》的笔记本而带出博文和茉莉的悲壮爱情——博文是番仔洪的干儿子，与番仔洪之女茉莉相爱。由于博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他与茉莉结婚之际，遭到日本浪人刺杀，茉莉舍身相救以至殒命。几年后，博文抱着内疚重返木棉岛建立抗日支部，在番仔园重获《雅歌》而回忆起过往旧事的一幕幕。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
这是《圣经.雅歌》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段话，前后共出现过三次。本来是讲人对上帝信仰的坚守，在这里则诠释为情侣对爱情的忠贞。它最早是博文和茉莉在热恋时候读经查经摘抄写在笔记本上的，代表了这对年轻恋人对于爱情的乐观看法。后来笔记本辗转到“我”的手上，就开启了一个儿童对于爱情最初的观感和幻想。最后，博文临走准备去建立抗日支部的，我送给他茉莉手抄的《雅歌》，博文触景生情，黯然泪下。每一次《雅歌》的出现，都伴随一次感情的递进，同时也是线索推动故事情结的进一步发展。
3、李秋沅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价值观
关于基督教题材的文学作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有唱颂、祷文、圣诗等一般意义上的在教义教理范畴之内的文学题材，是作为宣道、布道的补充。广义的则指在文学创作中宣扬基督教平等、博爱、牺牲的精神，以文学为载体导人向善的文学活动。前者着眼于教徒的立场，后者更多基于作家的立场。李秋沅特出的地方在于，她既是资深的基督教徒，又是儿童文学作家，所以在她的小说当中，可以发现其将宣教和创作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在“本质上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应” ，“两者最终殊途同归” 。
李秋沅坦言：
“我是不会硬把小孩子不能理解的一些宗教思想加进去，不过只要是正确的思想和理念，只要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主的爱，是不用回避的。如果孩子们读过我的书之后，能对真善美有所憧憬，有所接近，是很好的。如果他们被触动的话，也希望他们能够拿起一本《圣经》看一下。我是无意识地做这件事情的。假使有一些孩子能对主的爱有所回应，有所感动，那对我来说亦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
由此可见，李秋沅在其儿童文学中引入基督教，既是一个基督徒有意识的“宣教策略”，也是作家希望以基督教的精神来感染、触动少年儿童，引导他们归向真善美，并思考人生的真谛。
《且敛风翼》是《记忆的碎片》中的一个短篇。主人公“我”（阿宁）在父亲早世之后，就染上了一身“臭”病。原英华中学的校长叶先生好心收留我，并且教我读书写字。在和叶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了解了叶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并且也解开了施家少爷发疯的谜团。故事采用倒叙的方法，即从我由英华大学毕业后回乡后的所见所闻来追溯与叶先生还有施家少爷交往的童年记忆。
文中的叶先生给予“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他对苦难的隐忍，对困境的顺服，体现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品质和美德。叶先生1944年回国时遇上日军，被掳关押到万隆集中营，直至二战结束后才死里逃生。在狱中受尽羞辱磨难，“很多人站着站着就晃着身子倒下去，再也没起来” ，他凭借坚强的意志活了下来。叶先生没有对我提及太多关于万隆集中营的事情，只是教育阿宁“不管处在怎样的艰难境地，我们都要从精神上超脱苦难”，要在“人的心里留有安宁的净土，永葆赤子之心，去追逐真理与智慧。"Sail on! Sail on! On and On!"（前行！前行！永远前行！）” 。
在《李秋沅访谈录》中，李秋沅谈到他的外公李来荣先生对她的影响：
“外公对我的影响很深。年龄越大，我对他的崇敬越深。现在，我可以站在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角度去思考他这一生。他的坚韧隐忍、他对祖国的赤子之爱、他对故土故人的深情，深深，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顺应着他的步伐，他对生命的态度往前走。我永远牢记得他在1975年，勉励同样深陷黑暗之中的助手所写的字条：“what shall we do,when hope is gone,Sail on! Sail on!on and on!"”
据《鼓浪屿学者》介绍，李秋沅的外公李来荣，1944年冒险至美国乘船返中国途中，遭遇日本军舰袭击。全船被掳至印尼万隆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他才由盟军解救，返回中国。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且敛风翼》中的叶先生，就是李秋沅的外公李来荣先生的化身。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的威吓或作所怕的）。
《彼得前书 3:14》
在基督教中，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基督教教导人在困难的时候要怀着喜乐的态度，因为天上的父必会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他们” 。因此无论是小说中教会学校英华中学校长叶先生，还是早年经过长期教会教育的李来荣先生，都是基督徒容忍、顺服的典范。作家在此通过叶先生的娓娓道来，潜移默化地给儿童读者灌输关于面对苦难和困境所应采取的的思想方法。而其载体，就是基督教博大的精神情怀。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同样收录于《记忆的碎片》中的同名短篇《记忆的碎片》，就又传达了基督教关于真理和死亡的看法。这是一篇对生命发出诚恳的责问、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投以关怀的短篇小说。对于这一类比较深奥比较宏大的命题，少年儿童未必能理解，因此作家采用的方法就是将这些核心价值观巧妙地融汇到故事的叙事过程中。在《记忆的碎片》中，日伪政府主席蔡志诚软禁了顾锦若，希望以此劝降她丈夫——官居国民党少将的李惟俭。锦若面对威逼利诱，含笑写下“无限江山”四个字，从圣心教堂顶楼纵身一跃，自杀殉国。“她坠落了，噗的一声，她的身体在尘埃上绽放成一朵美得令人泪下的血花儿”。李惟俭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在李秋沅怀念其外公外婆的散文《此情可待成追忆》中，追溯了一件往事。1969年，在那场席卷全国的浩劫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洋奴”的李来荣之妻，也就是李秋沅的外婆邵锦缎被迫与丈夫分离。为了不牵连家庭，为了不说谎言，“锦缎用自己的生命阐释了基督徒的纯净本质”，同锦若一样，她修书一封，跳楼身亡。李来荣甚至没有机会见爱妻最后一面。
锦缎和锦若，李来荣和李惟俭，不同的时代背景，同样的生离死别。为了原则和信仰，不惜以死抗争，即便在某些基督教传统中，是不允许基督徒自杀的（因为可能因之而下地狱），也要向世人宣誓自己的纯净和清白。事实上顾锦若身上有邵锦缎的影子，邵锦缎可能就是顾锦若的原型。李秋沅在这篇充满个人情感的短篇中将如何对待生命和真理这个严肃的话题抛出来给读者，这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故事从始至终给人一种强烈的“求死”情结。作者刻画了锦若为了“信仰”和“家国”舍身殉国的一个殉道者的形象，由此传达了人类对待公平、正义、美善等应有的普世价值观。
基督教在历史上遭受过多次逼迫，历代的殉道者和圣徒不计其数，耶稣基督甚至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教导人要为真理做见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马太福音5：37》），并且“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5：10》），我们就可发现，其实《记忆的碎片》展现的即是基督教的这种是忠于真理，宁折不弯的生命教育。若是结合李秋沅的家世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作家本人对生命的看法，哪怕是单从小说亦能感受到其强烈的情感震动。
结语：
鼓浪屿的历史传统、家族的文化熏陶影响了李秋沅，所以她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自觉追随和践行有意识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当然，她并未直接以基督教或者《圣经》作为题材，然而基督教元素、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情怀贯穿了她的三部作品。如此既从侧面描摹了鼓浪屿教会的图景，也向少年儿童介绍了基督教的知识。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传讲了基督教的怜悯、感恩、仁慈、牺牲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这在当前的儿童文学界还没有见到。不能不说是一个创新。
二、李秋沅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家国情怀
1、厦门近代史对李秋沅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
厦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西方列强纷纷登上厦门岛，并在一海之隔的鼓浪屿设置领事馆。鼓浪屿成为了“万国租界地”。岛上华洋混居，东西文化交融。受基督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鼓浪屿人普遍文化层次比较高，并且“坚韧、隐忍、富有爱心” 。
到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将鼓浪屿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1938年厦门沦陷，大批厦门难民涌入鼓浪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登岛，鼓浪屿“公共租界”身份名存实亡，实际上沦为了日军控制之下的殖民地。一向温文尔雅的鼓浪屿人亦不甘当亡国奴，他们奋勇抵抗，在岛上就涌现出了诸如“血魂团”等抗日救国团体。一岛之内，方寸之间，中日矛盾、华洋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弹丸小岛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彰显的大舞台。
李秋沅是鼓浪屿名门之后，作为邵家和李家的后人，她自幼熟悉厦门本地的地方史料，也从大人那里听闻鼓岛世家的旧事遗迹。在她创作《木棉.流年》之时，她的家人“坚定不移地支持我。母亲给我讲起了岛上许多家族的尘封往事，带我拜访旧友”“这些均成为创作的宝贵素材，被引入小说中” 。
李秋沅“一直有英雄情结，以木棉为书名，正是欣赏木棉花的血性与刚烈” 。她在《记忆的碎片》的后记中写道：“我确信，岛上的人们，并非是那么一群习惯于在咖啡暖香、靡靡曲乐声中回首暮色，欣赏残败的人，他们正气凛然、铁骨铮铮；他们视荣誉为生命、理智开明、知行并进；他们在危难关头，舍身取义、誓死捍卫正义与民族尊严；他们是永远挺立着的民族脊梁” 。由此可见，作家对鼓浪屿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评价是正面的，是极高的。木棉岛是一个象征，是作者的精神家园。虽然它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鼓浪屿，然而在以其为原型创作的“木棉系列”中，我们仍然看到很多在本地地方史上似曾相识甚至真实出现过的人或者事，他们无一例外不是在国难当头奋起抗争，甚至牺牲殉国。李秋沅认为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正是因为他们像“木棉”一样激烈、火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爱国爱乡的情怀常常给我灵感，我也因之用自己的方式将其书写出来” 。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崔道怡在评价“木棉系列”时说到：“当前盛世娱乐流行，很可能埋没历史的警钟。提醒国人，警示儿童，值此歌舞升平，牢记居安思危，这是每个有良心与良知之作家义不容辞的罪人” 笔者亦认为，“木棉系列”既是李秋沅对那个年代抱以怜悯和同情的深沉回顾，又是对当下痴迷于吃“速食文学”、奉行“快餐主义”的少年儿童的历史普及教育。
2、李秋沅儿童文学中对地方史和家族史的参考
笔者留意到，李秋沅的“木棉流年”系列的两本书，在其书封上都有“一部南国的城南旧事”“一部流年中的编年史书”这样的按语。显然，这是指李秋沅的文笔宛如南派水墨，清丽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笔者却有另一个解释，指的是李秋沅的“木棉系列”实际上是对厦门近代史所做的一个另类的补充。
“木棉系列”中故事发生地“木棉岛”，是以李秋沅的家乡厦门鼓浪屿为原型的。木棉岛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在厦门地方史上似乎都能找到若隐若现的痕迹。如果是厦门本地人，在看李秋沅的书的时候，会有更深的感触。这种感触源于对本地地方历史以及知名人物的稔熟以及亲切。即使她在创作的过程中做了一些文学化的修饰，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找出蛛丝马迹。
如《菊隐》中的海门唐家“立人斋”，其原型就在鼓浪屿漳州路44、48号的林语堂故居；《茗香》中提到的《鹭声报》记者周先生，亦和民国时期在厦门创办的《江声报》有相连之处。周先生最后是“被失踪”，《江声报》的创办人许卓然则遭暗杀；英华中学其实就是李秋沅的母校鼓浪屿英中的前身；《宁有故人》中的“宁有故人”一曲的古文翻译，就是李秋沅的舅公、原英华中学校长邵庆元先生的遗稿；《离乡》中李庄和海门发生的鼠疫和近代南安县和厦门发生的鼠疫极其相似。
作者在创作该短篇时应该参考了很多散见于本地报刊、媒体、亲历者口述的资料。在《谢远离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参照：谢家老二被捕后，“拉上街示众，两颊被日本人从嘴角割裂到耳边，惨不忍睹。在押解回木棉岛的船上，他挣脱着跳了海，以绝口供”。而据1947年《厦门大观》资料记载的一份《血魂团成仁志士》名单，有名有姓的共20位。而未列入上述名单中的，据称有一位叶其美烈士，他“被捕后拉上街示众，两颊从嘴角割裂至耳边，惨不忍睹，刑毙狱中。”因此谢家老二很可能就是这位叶其美烈士的化身。这位个人事迹在仅存有关血魂团文献资料中都语焉不详的革命烈士只留下如之的殉难惨状而为人所淡忘，李秋沅找到了这一条极其有可能被忽略的史料将之加以创作和发挥，叶其美也在其笔下成为了抛弃家产慷慨殉国的富家公子谢老二。
李秋沅说到：
“在写“木棉系列”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地看一些鼓浪屿方面的材料。不过并不是完全的将历史原型或者人物原型挪用过来……可以从原型中抽取相应的素材，使得创作的角色丰满起来……鼓浪屿的历史人物，给我的创作很多给养。除了丰富我的创作素材之外，他们在精神上给我很深的震撼。”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笔者做文本和史实的考证，目的并非在贬低李秋沅文学创作的成就，而在于说明其的文学创作和本地地方史以及其个人家族史存在很大的联系。丰富的历史题材，深厚的历史背景，独特的历史写法，都让李秋沅的儿童文学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而背靠确切史料而加以改编并重新创作的文学故事，也比一般的原创儿童文学更具有历史厚度，也更加让人信服。
3、李秋沅儿童文学中的抗日战争和家国历史
李秋沅的“木棉系列”，在时间上是从民国到抗战再到文革的绵延几十年的演进，在空间上是从木棉岛到中国再到南洋乃至海外的几千公里的穿梭，可谓宏大叙事，气势磅礴。表从面上看，她绕开了木棉岛上的风花雪月，写的是国难当头的慷慨激昂，故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木棉系列”本质上是“抗战小说”，或者至少是“别样”的抗战小说 。这一点，笔者是不能同意。与其说是通过“我”的成长经历来书写那个国难当头风雨飘摇的年代，不如说是通过历史来记录“我”在乱离之世中作为一个幼年失孤寄人篱下的孩子的精神成长过程。
作者是通过“我”（阿宁）这样一个儿童的视角去体验那个乱世的，它更容易提供一种特属于孩童的看待成人世界的观察角度，尤其是这个成人世界还恰巧出于巨大的家国变乱之中。窗口视野式的、窥探式的叙事角度让故事中的人物或者事件很难有清晰的脉络呈现，然而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朦胧美感，更勾引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延展故事全局的模样。李秋沅“木棉系列”中的“我”，就是运用了“童年”这个特定的、带有一定限制性的视角。因而，这个视角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在木棉.流年》的《梅雪》篇中，梅雪一开始是和圣心医院医生理查相恋，后来由于番仔洪的极力反对她与外国人交往，被迫嫁给了年长自己好几岁的十九路军军官欧阳卓，并跟随他北上抗日。在梅学出嫁之后，“我”有两次看到理查医生。一次是在圣心教堂举行的婚礼现场，“理查先生在前排坐着……留给的同样是个模糊不清、看不清表情的影子”。第二次是“我”送别梅雪到董家渡口，看到“理查医生远远站着，消瘦得厉害，褐色的眼眸里藏着一深潭的水”。理查医生在这个故事中并不是主要的角色，他和梅雪的分手，对于少不经事的“我”而言，这场悲剧更像是番仔洪“棒打鸳鸯”。
然而，《梅雪》中一闪而过的线索，在《菊隐》中被彻底显现出来。番仔洪仇视一切外国人的缘由，原来是因为曾经被目为知己的日本商人藤田浩骗去了唐家“立人斋”的国宝藏书《永乐大典》。在这之后，番仔园和藤田家的矛盾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藤田浩的儿子、番仔洪的养子藤田明泽（唐明泽）为了了解上辈的恩怨，为了归还唐家藏书，毅然背负不忠于天皇的骂名，剖腹自杀。在此，从《梅雪》中隐藏的华洋矛盾，到《菊隐》中显现的中日矛盾，就彻底揭开来了。这是“我”在童年生活中第一次比较深刻的体会了民族矛盾的冲突，虽然限于孩童的思维和言语无法表达，却在最后“我”对周先生的对话中将自己的态度显明出来。
周先生额上的眉头开起了会，“莫非，我们错怪了那映月楼的日本人。”
“他是明泽，别老叫他日本人日本人的！”我抬起头，更正道。
考虑到小读者很难在阅读的时候一下子就领悟家国、民族、历史之类的概念，却又要在阅读的时候给他们灌输爱国主义和真善美的思考且不逾越孩童的年龄所能驾驭的范畴，因此李秋沅在处理这类型短篇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是赞赏的。“我”对周先生的“更正”，事实上表示“我”已经在心志上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对成人世界的了解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并不会去苛求一个孩童要承担他不能背负的民族大义或者道德说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孩童的视角获取一份纯净的心态，以另一个侧面反观外部世界的复杂和战乱年代的磨难。从《梅雪》到《菊隐》，事实上就是“我”开始对肤色和人种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做特属于自己年龄阶段的思考的一个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就伴随了“我”的成长了。
《记忆的碎片》的中《谢园离歌》，讲述的是我和阿东洪的孙子阿歪对谢家园进行探秘，从而解开了“鬼屋”之谜。原来谢家园曾是木棉岛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谢家老二组织的“南音社”是血魂团的主力，在刺杀日本机关长田村正夫之后被捕入狱，谢老二也逃脱不知所踪。谢家老大因为懦弱而向日人妥协，终因刺杀事件遭牵连而被监禁而死。谢家就此衰弱，只剩下阿东洪一个人看守，等待谢家主人的归来。
若仅止于此，这就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儿童探秘夺宝的童话叙事模式。故事的转折出现在当我们了解谢家园和血魂团的来龙去脉之后，我和阿歪对阿东洪是否也是血魂团成员、为何多年不公布身份而发出的疑问。
“洪公公，”我止步，冲着他的背影大声问：“你......你也是血魂团的人，是吧。是吧，洪公公！......”
阿东洪缓缓转过身，盯着我看了许久，直看到了我的心底。他的嘴角颤栗着，眼里的光俶地暗淡，他转回身，不发一言地拖着腿，往前，往前......
我对阿东洪的身份就此存疑，直到多年以后，我成为报社记者，在查找《木棉大观》中关于血魂团的记录时，竟然发现“有关血魂团的事在木棉岛抗战史上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抹痕迹”。当我再向木棉图书馆的馆长查问的时候，他和盘托出：
“你注意到没有，收录《血魂团成仁志士名单》的《木棉大观》是谁编写的吗？”他缓慢地、深深的看着我说。
“据记载，是吴雅纯。”我簇了簇眉，翻起书。
“他可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啊。他在抗战胜利后编写的《木棉大观》里，收录了《血魂团成仁志士名单》，因此，解放后，血魂团又被人误解为军统或三青团的外围组织......由于种种原因，血魂团的成员大多曾被迫当过国民党的兵。这些历史污点，令他们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大受冲击。活下来的人，被迫选择终生保持沉默，如今，血魂团的成员都已离世了，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资料。现在有关血魂团的材料，大多出自于二手......”
联想到谢家园文革被抄，阿东洪被打断一条腿，就可知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他的处境可能是极其困难的。阿东洪隐瞒自己的身份，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谢家园，一方面也是要保护自己。虽然作者没有明说，我们几乎可以确定阿东洪是血魂团的成员了。然而，为了国家和民族舍生忘死的英雄，却因为政治成分以及党派斗争的问题被迫选择终生沉默，连地方史上的记载都故意忽略不提，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也反映了狭隘的阶级斗争史观对于民族正史的亵渎，对抗战英雄的伤害。“我”在故事的结尾，留下了“满心的苍凉”。在解开了童年未解的谜团之后，“我”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心情更加沉重。《谢园离歌》是在这样的“苍凉”中收尾，留给读者无限的喟叹。
阿东洪去世后，谢家园作为无主危房被拆迁了。“铲平了的谢家园上，盖了一棟外墙白的晃人眼的公寓，挡住了落日。”在李秋沅的很多文章中，都有类似的“拆迁意象”，谢家园的推倒，新楼房的伫立，象征着人们对历史选择性的失明和淡忘，英雄人物仍将一言不发地躺在时间的深处，不发一言，再也没有人去发掘、去平反。《谢园离歌》中的血魂团是一群木棉岛义士奋发爱国之情而自发兴起的超越党派、社团、意识形态的民间抗日组织，这也符合血魂团在厦门抗战史中既非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
在《谢园离歌》中，“我”从童年时代单纯的探秘解谜，到成人时代深刻的反省思考，恰似少年儿童在心志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少年读者在读过血魂团志士的遭遇之后，应该对人生的公平正义会、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李秋沅在文学创作中自觉以人类文明史观来代替庸俗的阶级斗争史观，不以成败论英雄，隐晦地批评了胜利者的历史对民族英雄的不公正的待遇。李秋沅似乎是想告诉大家：历史教科书上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是不真切的，很多英雄都日暮途穷，晚景凄凉；故事书上的大团圆结局的故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历史总是为胜利者所书写。在当前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李秋沅敢于比较大胆和正面的书写共产党之外的抗战，如国民党的抗战、民间团体的抗战，这一点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在面对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群的儿童文学范畴，能够以儿童能够理解的文字来传达正确的人类文明历史观，向他们传递教科书上没有教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历史观和文明观，十分难能可贵的。
结语：
这样的例子在“木棉系列”中还有很多。由于面对的是少年儿童读者群，李秋沅很少、也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着力于正面描写战争和冲突。她更多地是在挖掘人物内心隐藏的痛苦，揭开历史暗处尘封已久的真实。“木棉系列”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介绍一些厦门本地的抗战史料或者颂扬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操，它更是要将处于特定历史时空之下为集体无意识所掩盖的每个个体的价值还原出来给读者看。前者容易让人迷失于宏大叙事的话语之下，后者则能让人专注于对命运的思考、对美善的追求。这是儿童读者更需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木棉系列”是在厦门近代史的正史之外编写的另一部关于每个个体的“痛史”。“木棉系列”的每一篇章，文字含情脉脉，结尾无一不是悲剧。作者显然希望让小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够提升自己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认知，并且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