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教育机构，我们没有教育机构！
——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一
任何一个人在其青年时代，有谁不曾有过激愤或狂妄呢。尤其对那些不幸在大学晃荡过几年的人而言，如何在孤独的忍耐中度过这漫长的时日，是一个生存意义上的首要难题。在任何时代，青年人这种成长的困境，都尖锐地伫立在人们的视野中。不过，在以往的时代，以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接受教育，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但自启蒙运动以来，通过大众教育的形式来培育适合现代社会的公民，成为一项基本的思想议题。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从十九、二十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亦逐步大众化；这就意味着，即使对普通人而言，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在近十多年以来，已进入这一时代潮流。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指向，在一个相当明显的意义上，据说能提高人口素质，进而为社会-政治领域实现更多的公平与正义提供智力保障。我不知道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否有助于更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我怀疑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是否真能提高人的素质，或者可以问：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提高的究竟是何种素质？
置身于时代的骚动中，对一个在人满为患的大学校园里思索的年青人而言，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眼前这个噪杂的世界，究竟是否是真实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或许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种人满为患本身。热气腾腾的青年学生们，拥挤在高大楼层的寝室里，像养鸡场里灰色的鸡群，接受“知识”牌标准饲料的喂养。“上进的”青年们拥挤在图书馆里，为多如牛毛的证书资格考试做着准备。而在寝室和图书馆之间，是人声噪杂的食堂。就餐的高峰期，在每一个窗口之前，都是一列长长的队伍。
十九世纪的德国，青年哲学家尼采所面对的，是一幅极为相似的图景。针对这一糟糕的状况，作为青年教师的尼采，忧心如焚地写下《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一书，来追索教育的真义。尼采认为，当时的德国教育，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方面是外延的不断扩张，大量的青年人涌入大学；一方面是内涵的不断缩小，技术性教育占据统治地位，人文教育尤其是经典教育不断被边缘化。而在这两者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也正是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彻底毁掉了教育，使教育不成其为教育。在此意义上，没有教育的“教育机构”，也就不成其为教育机构。因此，尼采在其著作中大声疾呼：“我们没有教育机构，我们没有教育机构！”
生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根基肤浅的年青人，极容易在“当下”那些显而易见的诱惑面前，投入到角色化的生存竞争之中。有人加入各种学生组织，以为同学服务的名义，成为熟悉“组织”程序、“人情练达”的学生官员；有人“未雨绸缪”，在争考各级各类证书，为未来的生存竞争增添砝码；有人在现行的教育框架内，疯狂背诵外语单词和教科书，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但无论有多少种“上进”的形式，这种种形式之间，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注重眼下而放弃永恒。就目前而言，最为流行的一种“眼下”，是鼓励年轻人到官僚体制中去；成为一名公务员，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荣耀”。这意味着全面的国家教育的“胜利”。但这一教育“胜利”的结果，不是让人成为人，而是将其制造成“模具”；也正是这千万个丧失自由意志的“模具”，有效地维系着一种糟糕的专制统治，正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所言：“全面的国家教育，不过就是一种为了将人们塑造得彼此一模一样而特制的模具；而且这一用以陶铸人民的模具，必是那些或君主、或教父、或贵族、或当今时代的所谓多数等级政府中的当权者所喜欢的那种，随着它见诸成效以至如愿以偿，它便建立起了一种控制人心的专制，并最终顺着其自然趋势导向那种控制人身的专制。”
在如上所述的大规模的社会性游戏之外，因为技术手段的更新，一些迷茫的青年大学生，在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中寻求刺激和安慰。自由教育的失败，制造出分裂的年轻一代。对这一精神状况的总体性描述，尼采所言甚是：“让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状态，即这样一种状态，它处在这个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必须经历过它才会知道，无动于衷地把自己切割成碎片，被当下夺去那种仿佛永恒的愉悦，竟是可能的。”具体到当代中国的上下文中，以我狭窄的经验看，青年学生“无动于衷地把自己切割成碎片，被当下夺去那种仿佛永恒的愉悦”，不仅是“可能的”，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生动现实。
二
就我个人而言，初入大学，茫然不知头绪，整日生活在迷雾之中。也跟许多人一样，虽对自己的现状有所不满，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限于简单发牢骚的层次上，对世界、未来、自我等问题，并无实质性的深入思考。有时随波逐流，有时怪话连篇。而当我在步入社会之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自己大学生活时，天堂桌子竟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为当初的我所不曾想到。
记不清具体的细节，但毫无疑问，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我最早认识沈德康。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天真的诗人，喜欢顾城，给他喜欢的女生写诗，用他不甚好看的“飞体字”抄写、制造粗陋的诗集。在那时，无论是因为才情还是虚荣，或好或坏，反正大家都写诗。认真想想，大学校园里的闷骚男们，有谁不曾写过情诗呢。但几年过去，在我们的朋友中，至今仍在写诗的，只有张潇一人硕果仅存。我有时在想，无论我们怎么嘲笑和戏弄，诗或许仍是宝贵的。而如果我们不把因青春期的躁动而胡言乱语的狂人视为诗人的典范，认识到真正的诗人本就少见，则诗人仍是宝贵的。
当时的朋友中，田坤读广电编导专业，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兴趣。写作之外，热衷于拍摄DV短片，大家外出游玩，也老是他端着个相机。欧阳读法语系，走路一摇一摆，常常引用尼采，骂他看不惯的人为傻B；批评那些伪善的正人君子们，他们所坚持的，无非是一套奴隶道德。在朋友们中间，他最少写作，但有着健全的常识感。
虽有天堂桌子之名，但我们却不是一个流俗意义上的社团。因为在中国的大学中，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学生社团，是要在校团委注册，并接受他们所谓的“管理”。但我们所反对的，正是这一体制，因此拒绝注册。我们甚至没有书面意义上的“宗旨”或“规章”，我们要的是自由。但因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旨趣，我们这一没有任何“社团”形式的朋友圈，却比所有校团委领导下的社团更像一个真正的社团。我们个人出钱，请艺术学院的朋友罗真设计封面，编印文集三册，分为“天堂桌子文丛”之诗歌卷、小说卷、散文卷。没有现实功利的目的，但我们乐在其中。不过，后来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这个松散的朋友圈，两次在《语文报·大学人文》以“天堂桌子”的名义亮相，并被评选为“全国百家优秀学生社团”。
关于天堂桌子的实质，李亚东老师后来在写给读书会纪念文集的序言中，初步定义为“精神团契”。从纯粹精神的角度看，我很认可这一点。关于“团契”，尤西林在研究中指出：“所谓‘团契’，是一个源于拉丁词Koinonia的宗教术语，它意指有‘同一的心、共一的灵’，可以在根本生活态度上彼此认同、相互激励的精神团体。因而，团契就是精神团体。”“我们将精神性的团体（community）称作‘团契’，强调人文主体的精神契合特性，以区别于由历史或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区、共同体或一般性团体。”但在一般的日常语用中，“团契”一词有其特定的指称，指宗教信仰团体。但天堂桌子并非信仰团体，为有所区分，称之为“精神团契”，更为妥贴。尤西林指出：“人文精神团契的现代特性在于，它是基于现代自由的个人主体性选择与创造的结果。”在这一论述中，对现代自由个体之自主选择和创造的强调，是天堂桌子自始至终的精神追求。
在二○○八年之前，天堂桌子以不定期聚会的形式活动，亦无固定成员。在茶铺或饭馆，在操场或寝室楼下的树林里，讨论人文诸学科及时政，朗诵诗作，品评交流，是当时最经常的节目。尼采有一段描写青年自我教育的话，与我们当时的情景，在细节上有若干差异，但在总体范围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我们当时就决定，成立一个由少数同学组成的小团体，目的是为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爱好寻求一种稳固的、有约束力的组织形式。简单地说，也就是我们中每人每月必须交一件自己的作品，可以是一首诗，一篇论文，一幅建筑草图，或一部音乐作品，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极其坦率地对这件作品做出友好的批评。我们相信，通过互相监督，就能够既激发又控制我们的文化冲动，而事实上这个办法也确实有效，因此，对于使我们突发奇想的那个时刻和那个地点，我们始终心怀感激之情乃至庄严之感。”
但千万别把我们想得太严肃！这三五个闲得蛋疼的游手好闲者，在胡吹乱侃之外，喜欢外出游玩。有时就走路去，走老长的路，一路上喧哗不断。有时邀得三五丑女，就在校园里租几辆烂自行车，香车美人，在想象中冒充风流。大学毕业以后，有时想起以前的日子，总有一种纯净在。或许是记忆的过滤功能，藉岁月之光，将以往那些平常的日子照亮。也或许如太宰治所写，学生本该是一些云端的舞者：
学生是一群思索的散步者，身处青云之上。既不是编辑，也不可能做了官员，甚至不可以成为彻头彻尾的学者。对学生而言，变成一个老成市侩的社会中人，是一种可怕的堕落。这样罪责，估计也并非来源于学生自己。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如此唆使引导的。所以我才会对他们感到怜悯。
三
在我个人的思想史上，二○○八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我大学毕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此之前，如果说我对当代中国问题有所关注的话，其实亦不过停留在极为表浅的层面上。关于学术及未来，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孱弱的头脑，总容易为幻觉所支配，尤其当人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困惑和思索，我终于认识到，这个表面光鲜的中国，是多么恐怖和荒唐。人们表面上的幸福生活，又建立在怎样的恐惧和虚假之上。而学院里所谓的“学术”，又是多么的无聊和势利。
我只在研一时参加过一次学术论坛，就领教了所谓的“学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学院派学术注重文献，以致到了病态的地步。参加学术论坛的评委老师，无论对某一专业的某一问题有无研究，也不管是否读过论文，就开始在一些错别字之类的细枝末节上挑毛病。而对论文本身所涉及的问题，既无兴趣亦无看法。或许，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谓的学术转向：思想淡出，学术凸现。借用传统的说法，即所谓重义理与重考据之争吧。但仅止于这个层面，尚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最低的层面上，哪怕就是找错别字，也算为学术工作。让人恶心的是，这个所谓的学术评奖，其实论文什么的都不看，只看导师是否参加了论文评审，是否在学院或学校有势力。学术云云，说说而已。以后我逐渐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其实早已整体性地腐烂了。
从此以后，我没参加过一次学术论坛之类的活动。学院的其他任何活动，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典礼，我一次也未参加。恶心的公共政治课一类，我一节都没上过。其他的课程，只在研一时有时去上过，之后就完全不去了。我不能忍受那种没有思想冲击力的课堂，更无法忍受有的老师那种显而易见的敷衍。研究生三年，对我而言，是自我教育的三年。我沉迷于早期分析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明晰和雄心之中，旁涉中国当代思想及文化，在生存意义上的困顿与焦虑之中，精神上时有一种洞彻天地的解放之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自由学习的味道好极了！
我有时在想，在这么多差劲的学术研究者中，当他们从事着那种毫无乐趣的乏味工作时，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为了生存。但其实也不尽然。我后来发现，那种劣质的学术产品，其实是劣质的学术口味所造成的结果。人或许真有这种本领，即哪怕是一堆垃圾，在嘴里放久了，也能嚼出令人满意的芬芳来。
对那种没有多么思想含量的学术作品，我有时也在想，这种东西，到底有多大学术价值。因为公平地讲，比较用功的学院派学者，在基础资料的整理方面，的确对学术有贡献。少数比较优秀的，在各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上，亦有所贡献。但当我读到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一段话时，却更坚定了我之前的想法，即当我们在承认这种贡献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贡献在一个更宏阔的视野里，绝不像今天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有多么了不起，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约翰·穆勒说：“只有公开的论辩涉及的都是足以点燃人们激情的重大主题，才会在根本上激发人们的心灵，且激发出来的动力足以提升智力最一般者进至作为能够思想的人类的高贵之境。”照约翰·穆勒的说法，真正有价值的丰满的思想果实，只能产生于自由思想的土壤中；而那些在不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生产、又经充分自我阉割过的作品，到底有多少精神价值，其实是大可怀疑的。更不用说为“骗”课题费所炮制出来的学术垃圾了。
不跟无聊的人玩了，我们自己玩儿。从二○○八年秋开始，“天堂桌子读书会”正式诞生；我们朋友之间，自己搞起了学术交流。迄今为止，已开展主题讨论一百五十余次，且仍在继续。我们仍然不注册，无章程无组织无纪律无固定成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当时不曾想到的是，因为诸位师友的热情和友谊，一个没有一分钱经费，以在茶馆里喝茶聊天的方式交流文艺、学术和思想的精神团契，竟持续四年而不倒且无颓势。在此过程中，何文鑫、赵敏和苟婉莹的加入和持续的努力，尤其值得赞赏。正是他们三位，在组织日常性的读书活动外，于二○一二年开始，主编电子版人文季刊“天堂桌子丛刊”，目前已编辑完成三辑。
二○○九年，在天堂桌子读书会正式开展活动三十余次之后，因为一小报编辑约稿，在征得诸友人的同意之后，我写了一篇简单的小文，对读书会做一介绍。但不知何种原因，那份传说中的小报，尚未诞生即胎死腹中。就在那篇小文的开头，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文艺、学术和思想，是天堂桌子读书会的主题。文学艺术是美的集中表达，在书海遨游，观古今奇景于一瞬，让我们的灵魂因感动而颤栗；学术是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在艰辛的思维劳作中，精神世界得以逐渐敞开，我们因此而沉醉于这深沉的欣悦之中；思想是暗夜中先知的声音，它如一道犀利的闪电，在刹那间使万物澄明。贯穿于这三种精神事件之中的，是生生不息的自由精神，是我们的读书会所永远追寻的。
哲人卢梭没有说错，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过人之可贵在于，即使在枷锁之中，仍有对自由的深深渴求。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精神永久的渴慕与追求，凝聚起由天堂桌子读书会诸同仁所共同构筑的精神团契。
而在天堂桌子读书会诸同仁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道路上，罗文全促成了读书会的“政治哲学转向”；张弛则带入了语言学和性社会学的维度；而吴鹏则首开自白之先河；当然还有冯玉熙的豪迈朗诵和江湖消息。李竞恒更是以其渊博学识，吸引着读书会同仁的注意。让人难忘的，还有彭琦的执著，缪勇的诚恳，王瑛的爽朗，袁昊的认真，钟思远的有趣，赖扬的忧郁，梁爽的纯真，徐红伟的羞涩，何坤泽的多情，肖玉涵的文艺范儿，以及其他许多以不同形式参与过读书会的朋友们。李益众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为读书会写下长达七八千字的长文，以不同版本刊发于《中国教育报》和《教育导报》，为读书会带来声誉的同时，更为我们洗刷掉“反动”的污名，因此值得特别的感念。
四
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人们把彼此间的相遇称为“有缘”。相遇，定有运气的成分在，有诸多的不确定。而凡俗的我们，本就生活在种种不确定之中；但就在这种不确定之中，人们因为一些相似的“东西”，偶然相遇了。这种相遇的前提，是对爱与正义的渴求。而这里的爱，并不是指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男女间的浪漫爱，而更多是德性之爱，它是友谊的基础。精神团契中的德性之爱，一定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这就意味着，它一定比单纯的功利算计更“多”。
我们在友谊中彼此学习，但这种学习的结果，并不是同化，而是让每个人更好地成为他自己。由此，我们可以说，基于德性之爱的相遇，并不以融合无间为旨归，而是成全彼此。这正如刘国英所言：“对友人的尊重，就是在对对方响应之际，不把她/他同化（assimilation），而是保存对方之为一不可化约的超越的他异性（the transcendent alterity）的地位。”
正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在任一人群聚集之地，在某种程度上总有某种不愉快。说到底，所谓德性之爱，仍是人类之爱的一种。而人类之爱，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必定包含着某种罪性。正如朋霍费尔在《团契生活》一书中所指明的：“人类之爱寻求与他人的直接联系；它并非将他当作一个自由的人来爱，而是将其当作受制于自身者来爱。它希望通过任何手段去获取、去占有；它使用强力。它渴望成为不可抗拒的，渴望主宰。”正因为此，在天堂桌子这个精神团契中，我们因为自己的骄傲，在思想倾向、政治理念发生冲突之时，恶言相向，由此造成彼此间的伤害，这种情况的确有过。如果说这就是人之罪性的话，其中也有我一份。
因此从一个相当严格的角度看，一个成熟理智的人，对任一人群聚集之地，都不应有过于美好的想象。人间不可能建成天国，早已为历史所证明。而只有正视人之残缺与有限，并在此基础上学习理解与包容，才能保证一个精神的团契，有更为久远的未来。正如朋霍费尔针对团契情况所写道的：“只有那些能够正视这种幻想的破灭、并伴随自身一切不幸与丑陋维度的团契，才能开始成为在上帝眼中它所应成为的样子，才能开始在信仰中抓住被赐予它的应许。”
不过无论是痛苦还是欣喜，天堂桌子所赐予我的，是最为丰厚的礼物。因此当我在回顾与反思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时，心怀感激之情。尼采曾写过的一段话，最契合我此时的心情：“多亏我们的小团体，当时我们压根儿不去想所谓职业的问题。国家要尽快为自己培养出合用的公务员，通过负担过重的考试保证他们的绝对顺从，为此频繁地剥削中学生的年华，而这一切被我们的自我教育拒于千里之外；任何功利的考虑，任何飞黄腾达的意图，都不能支配我们……我们的小团体在我们身上哺育了这种幸运的无忧无虑；正是为了这，我们在纪念它的时候心怀由衷的感激。”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本文首发于《社区教育》2012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