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变得日益突出。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三次东移亚太地区。美国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应对中国的崛起，这将对中国安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在这个时期明确自己的战略重心并制定应对之策，尽可能缩小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中国对外战略要有长远思考，要未雨绸缪。
关键词：美国全球战略 重心东移 影响 中国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变得日益突出，美国开始调整其战略重心。美国战略重心的这一变化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和奥巴马时期。从三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研究视角：经济视角、军事视角、战略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学界鲜有通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来探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真实意图及其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的成果。笔者将运用文献解读法思考这些问题，并尝试从战略上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历史沿革
美国战略重心的第一次东移：克林顿时期。1993年1月就任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多次表示了对亚洲的关注和重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提出，“美国与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携手，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1993年11月，克林顿又指出，冷战结束的亚洲对美国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为此，美国将命中注定从欧洲到亚洲、从安全优先到经济优先的冷战后转向。[2]1995年2月，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进一步解释了“新太平洋共同体”，认为“东亚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这里三个方面战略（经济、安全和民主，笔者注）更加紧密，对美国参与的需要也更为明显”。[3]同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再次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议，并强调以海外军事存在和力量投送作为对付地区性危机和战争的基本手段。因为东亚是对美国目标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地区，已成为美国三大战略相互交织的战略链。[4]1998年美国《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指明，准备新战略报告并不是建议改变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而是旨在依据地区变化和转型提供美国战略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观念[5]，其意思是指美国不会改变其战略重心的东移。
在美国眼中，美国经济的前景、对美国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促进，以及传统的安全利益，都要求美国恒久介入这个地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已经在过去两个世纪非常一致：和平与安全、商业准入、航行自由和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6]不过这一时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虽然已经开始，但其战略重心仍在欧洲，其战略的中心任务是转化东欧和原苏联解体的那些国家，具体战略是北约东扩。
美国战略重心的第二次东移：小布什时期。小布什总统上台不久发生“9•11事件”，美国新政府的战略重心因此发生变化。在发生“9•11事件”10天后，小布什总统就提出了美国的“反恐划线”战略，他说，“我们将继续追逐为恐怖主义提供援助和避风港的国家。现在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有一个决定：要么与我们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一起。”[7]2001年10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一轮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这是在“9•11事件”恐怖袭击后，美国国防部在考察了“9•11事件”及其影响之后所提出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对地区安全态势关注的基础上提出亚洲、中东、欧洲、西半球的先后顺序。[8]随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美国又绕开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据点。美国还在中亚进驻数千美军。美国明显地扩大了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这一次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针对的目标是美国认为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具体战略是反恐。不过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异常重视，认为“北京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多集中的将美国作为一个对手”[9]，在主要大国和正在出现的大国中，中国是最具潜力与美国在军事上竞争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建设性的、和平的和共同应对挑战的角色”，但担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中国的意图和军事目标疑惑不解。[10]美国认为，“中国面临一个战略的十字路口。问题仍然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其实力和影响的增长而发生的心态变化，特别是其军事实力方面所做的基本选择”。[11]
美国战略重心的第三次东移：奥巴马时期。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开始精心准备战略重心东移。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泰国发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声称美国要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参与[12]。在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大大提速。10月28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指出，要把外交、经济、军事安全和价值观传播的重点全面向亚洲转移和倾斜。从奥巴马政府上任第一天起，这就是美国的首要任务。[13]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国家的战略优先和利益将越来越多地源自亚太地区。该地区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这引起该地区安全结构迅速变化，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领导创造了新的挑战和机遇。[14]2012年1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帕纳特（Leon E.Panetta）在美国发布《保持美国持续性的全球领导：21世纪的防务优先》战略评估报告发表演讲时认为，在经历了十年战争和国防开支的巨大增长之后，美国正处于战略转折点，意味着美国未来的防务导向确实将经历历史性转折。[15帕内塔在会见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时又说，我们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美国新防务战略认识到，世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以及我们必须集中的和美国未来安全必须依仗的是亚太地区。[16]帕纳特在2012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出，除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以外，美国还要通过加强与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以应对太平洋地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毁灭性核武器扩散、无赖国家和崛起大国的威胁和挑战。[17]帕纳特不点名地将中国列入威胁和挑战美国的范围。
这一次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有可能真正做到重心东移。从军事布局来看，美国冷战结束以后一直在削减欧洲驻军，然而其亚洲驻军并没有减少。帕纳特还向东盟各国国防部长承诺，美国在重新评估全球防务态势，包括努力推进东北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加强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和进入印度洋。美国绝不会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18]一年之前，希拉里也说过，“就像我在澳大利亚明确宣布的一样，我们将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削减预算不会以牺牲关键地区为代价。”[19]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意图及其对中国安全的负面影响
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大趋势已经确定，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决心是确定不移的，那么其战略重心东移的目的是什么呢？美国表面上宣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亚太战区是重要的，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的未来在许多方面取决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一个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机会的地区，这个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方面充满活力的区域能够显著地影响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稳定。”[20]帕内塔明确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持久转变意在该地区。[21]但实际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意图在中国。尽管美国多次强调，美国转向亚太绝不是针对中国甚至是有利于中国的。帕内塔说，“我们恢复和加强在亚洲参与的努力与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完全兼容的”。“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将有利于中国，因为这会促进我们的共同安全和繁荣。”[22]而事实上美国关注中国的发展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因此，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23]美国认为，中国在亚洲和全球日益增长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及影响，提高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终极目标——给他们带来威胁的关注。这些地区性关注可能催生地区或全球制衡的努力。[24]2007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CRS）成员布鲁斯在写给国会的关于《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与防务关系》报告中说得更为明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目前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决定性事件。”“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与防务关系的变化需要反映这个地区的主要发展，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25]
美国特别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美国《国家防务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及《涉华军力报告》等毫无例外地关注和夸大中国的军事进展。2008年的美国《国家防务报告》认为，“中国处于上升状态，是具有与美国竞争潜力的国家。”[26]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要“密切监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据此做好相应准备以确保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利益和盟友不会产生负面影响。”[27]2011年美国出台的《军事战略报告》进一步指明，美国一直担心中国会利用经济增长而加强军事实力，声称将继续仔细监测中国的军事发展和影响及其在台湾海峡带来的军事平衡，将继续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和战略意图，以及在空间和网络空间中的自信。[28]2012年1月5日，美国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又认为，“维护和平、稳定，商业的自由流通，和维持美国在这个充满活力地区的影响力，将部分取决于正在出现的军事能力和存在的基本平衡。从长远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出现将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和我们的安全。”而且“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持续追求非对称手段对付我们的力量投射能力”。[29]从2002年开始，美国每年发布《涉华军力报告》，持久关注中国的军力进展，这进一步显示美国对中国崛起和军事力量的担忧。2010年美国《涉华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0]2011年的美国《涉华军力报告》又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军事受益于现代化硬件和技术的强劲投资。许多现代系统已经成熟，其他一些系统将在未来几年发挥作用。”[31]2012年美国《涉华军力报告》进一步认为，“为了推进其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和自称的‘核心利益’，中国正在追求一个强大的和系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32]
从客观上来看，虽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有一些积极因素，如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经济上带来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安全上可能会短期内有利于遏制日本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并保持东亚地区的稳定等；但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其负面作用是主要的。由于美国过于关注的是中国的强大和军事进展，其主要意图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美国将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和东亚会对中国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会增加中国解决自身问题和发展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难度，这不利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除加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外，还极力拉拢越南、菲律宾、印度等，甚至改善和加强缅甸、老挝之间的关系。[33]
美国是在利用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分化与中国关系相对友善的国家，再加上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美国事实上已在中国周边形成了所谓的“半月形”围堵。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使美国更容易插手干涉影响中国安全的东亚问题，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美国也更容易利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疆独问题、人权问题等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对外战略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掣肘。例如，美国插手台湾就严重阻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敢公开对台湾出售武器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单纯向台湾出售武器提升台湾“防御能力平衡大陆军力”的问题，而是美国在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炫耀其武力，从根本上是显示其对中国的一种战略威慑和战略“决心”。可见，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会对中国安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忧中国崛起会对其产生威胁。在美国看来，其对中国未来的方向没有把握，不清楚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选择。美国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未来进程尚不能确定。”[34]“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其军事扩张，已使中国作为具有全球性外交政策的地区性国家出现。然而，中国的未来和将采取的路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中国领导人如何制订政策，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大，以及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种力量。”[35]2010年的《美国涉华军事报告》认为，中国将如何使用其不断扩大的军事能力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此外，中国的军事和安全事务的有限透明度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潜在误解和误判。[36]
基于此，美国一直在寻求塑造中国发展方向的方法。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责任和增加军事透明度。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中国作出选择；随着其影响力的上升，为和平、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37]，“鼓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为全球体系的健康和成长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中国也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国通过“鼓励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方面与美国及其盟国与伙伴合作，包括努力打击海盗、国际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来加强美中军事关系是塑造中国选择的一部分”。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必须伴有其战略意图的透明度，以避免在该地区造成摩擦。”[38]“我们寻求利用合作机会降低风险，加强我们的军事关系是我们塑造中国选择战略的关键部分。为支持这一战略，美国必须继续监控中国军力的发展和未来战略。”[39]不过，美国也不希望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美中）关系不是没有分歧和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是对手的观念不是预先注定的。”[40]但至少在客观上，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小布什政府时期，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都在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在亚洲谋划对未来的中国形成制衡态势。“在崛起的亚洲，美国正在追求一项宏伟的设计塑造平衡，以在多元的安全秩序中维护其利益。这一秩序不被某一地区大国所控制，并依靠民主的和志同道合的力量中心使其合作更加紧密。”[41]因此，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战略意图，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需要一个长远的应对之策。
一是既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也要避免与美国走得“过近”，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与美国直接对抗，中国会成为美国打压的受害者，与美国走得“过近”会使中国成为为美国的附庸（至少民众眼中如此）。因为与霸权国家对抗的风险太大，历史上没有成功案例。与此同时，过于靠近霸权国家甚至依赖于霸权国家将损害国家尊严和国家的软实力，如冷战结束以后的日本和英国。在世界各国公众的眼里，日本和英国只是美国分别控制欧洲和亚洲的两颗主要棋子。
中美关系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需要审慎对待。美国是霸权国家，中国是崛起国家，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中国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即“强而避之”。二是要加强与东亚国家间的合作，主动提出和构建东亚安全新机制，使东亚成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区。从历史上看，世界强国都注重周边战略依托区域的构建和安全机制的塑造。中国可通过积极主动外交加强与周边的关系。在东亚地区，为了战略利益可考虑放弃一些经济利益；为了总体战略利益可考虑牺牲一些局部战略利益；为了对外战略利益可考虑牺牲一些对内战略利益。如在南海问题上可考虑放弃一些油气资源利益以换取邻国在战略上靠近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可考虑两岸协商出一种的新合作模式以尽可能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没有统一的中国，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中国还可考虑采取“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个别”的策略思想。一旦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中国周边就会形成一种安全屏障，会大大减少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带来的直接冲击。
三是要加强海军建设，大力提升海权实力。中国需要从海上突破第一岛链，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目前来看，中国欲突破第一岛链需要解决东亚地区的三大战略问题：中日关系困境、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或至少解决其中之一。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需要有战略的“宽度、厚度和长度”，也即中国外交战略要从更宽广（宽度）、更缜密（厚度）和更长远（长度）的角度思考。中国需要从大局出发优先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解决了，突破第一岛链问题迎刃而解。虽然“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解决这三大问题都需要强大的国防做后盾，尤其是强大的海上力量。
四是中国需要明确自己的战略重心。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上，需要明确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是重心？在对外战略中，需要明确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还是军事战略是重心？在地缘政治上，需要明确周边战略还是外围战略（对欧战略、对美战略、对非战略等）是重心？在周边战略上，需要明确对俄战略、对印（印度）战略还是东亚战略是中心？在东亚战略上，需要明确对日战略、南海战略还是台海战略是重心？中国需要划分明确的战略层次，需要在诸多战略中寻找平衡。
从目前中国国内的现状来看，国内战略重心不可动摇，但对外战略的力度需要逐渐加大。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依然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心，通过发展来逐步解决体制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特权问题，要通过从体制上消灭特权以维系民心和保持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逐渐加大对外战略的力度，尤其要加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战略的研究，需要考虑战略研究的布局，要引导高校注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对外战略要有长远思考，要未雨绸缪。“国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大大重视学者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地位，以减少决策失误。“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
在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问题上，在坚持以经济战略为中心的同时，应注重经济战略、政治战略、文化战略和军事战略之间的平衡，适度加大在文化战略和军事战略上的力度。在周边战略和外围战略上，可考虑加大周边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分量，适度降低对美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周边战略问题上，需要提升东亚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战略今后20—30年突破的方面。在东亚战略上可优先考虑台海战略，台湾问题解决了，可大大加速南海问题的解决；南海问题解决了，将有利于中日关系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现在东南亚国家对南海问题特别敏感，而美国又利用东南亚的敏感已开始关注和介入南中国海局势[42]，日本和印度也想趁火打劫。南海局势的这一变化将加大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是一个心结，要从心理上解开这个心结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许更容易一些。
结语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对外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其目的是推进那些国家实现民主化，此时中国不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第二个十年，美国对外战略重点主要集中在中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击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中国依然不是美国确定的战略对手；现在进入到冷战结束后的第三个十年，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什么？美国的一些学者建议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应将其主要战略关注转向亚洲，因为亚洲经济上的重要性在迅速上升，而中国是美国面临的能与美国匹敌的唯一潜在竞争对手。[43]对美国来讲，今天地缘政治权力从西方到东方的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44]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将以东亚为“支点（pivot）”。奥巴马总统关于在澳大利亚北部基地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决定是外交“支点”变化的早期迹象。2011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APEC会议上，美国推动了一系列跨大西洋商贸伙伴对话。这两件事强化了奥巴马有意保留美国作为亚太地区一个参与角色的信息。[45]希拉里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个在这一富有活力、复杂和必然发生的区域前所未有地扩展伙伴关系的世纪。美国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太平洋国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保持紧密的外交、军事和经济交往而自豪，我们会留在这里。”[46]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大势已定，这必将带来中美关系结构的重新组合，中国外交战略将面临一系列的决策难题。冷战结束后的第三个十年，当美国将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将目光聚焦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加艰难的考验，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和运筹帷幄的外交智慧。2039年是中国外交30年周期的关键年[47]，这也是美国称霸世界100年的尾期，未来的世界结构如何演变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关注的中心议题。进入21世纪中叶的世界是否还是“美国世纪”，是美国极为担心的问题。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塑造未来世界结构一个战略布局，中国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注释：略
来源：《国际观察》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