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战略安全局势呈现出新特点，国际格局处于快速分化重组过程中，国际秩序正在重建。中国正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提前投棋布子。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三大战略地区之一，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衔接地区，牵涉中国广泛的国家利益。“随着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多，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认知在中东正在逐步形成”。因此，中国需要在中东进行战略谋划和布局，以维护并拓展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为此，中国要善用当前国际局势，选择合适的中东战略。笔者拟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趋势入手，分析中美和亚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心态，探讨中国中东外交面临的战略难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国际格局两极态势与中东格局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局势激烈动荡，大国间利益结构出现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关系正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核心动力，未来国际格局将呈现中美两极态势。从历史上看，两极的出现是世界历史循环发展的逻辑所致。国际格局的历史演变表明了两极结构的周期性循环。威斯特伐利亚战争是以神圣罗马帝国为首的宗教力量和以法国为首的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较量，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和反法同盟两大力量中心之间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三国同盟”和“三国轴心”间的冲突为主，冷战期间又出现“西方阵营”和“东方阵营”的对抗。由此可见，未来世界的两极化依然是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之一，历史上的两极周期性循环可能再次上演。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过程中，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单极化是暂时的，也是不稳定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两极格局可能重现。
从实力对比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相对实力呈总体下降趋势，中国的相对实力呈总体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是最有可能威胁乃至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单极体系正在走向终结，中美两极趋势日益明显。“中美两极化”并不否认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两国彼此之间实力的不均衡并不是两极出现的障碍。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苏联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不可否认其超级大国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实力还未及美国的一半，但此时世界已进入美苏两极格局。与此同时，两极与霸权并不必然冲突，两极体系同样可以存在霸权。如果不久的将来的确形成了中美两极，也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地位的丧失。美国继续保持其霸权地位并不妨碍中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为新的一极，成为“极”的门槛低于成为霸权的门槛。
从战略关系角度来看，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便在欧亚构建广泛的同盟体系，包括北约、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国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与其盟国形成了军事网络体系。“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中朝同盟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并具有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没有条约义务约束，谋求加强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会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网络。目前，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两极关系，即以美国为中心的紧密的同盟关系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的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国家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国家间隐现微妙的对抗。
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相对于历史上原有两极关系而言的。原有两极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结盟、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还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没有逃脱这一历史宿命。中美新型两极关系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衍生而来，因此包含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又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一种形式，只涉及中美两国；而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全球性的战略关系结构，不仅仅涉及中美。中美新型两极关系是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经过国际关系力量的重组、演化和发展而来，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其主要特点是结伴不结盟、竞争不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谋求势力范围。
一是结伴不结盟。原有两极体系都是一方的结盟体系针对另一方的结盟体系，而中美新型两极关系的核心是双方不是一种结盟式的对抗关系。尽管美国在全球各地建立了不同的多边和双边结盟关系，但中国对外明确宣布要做到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只结伴，不仅与俄罗斯、欧盟等结伴，也愿与美国结伴。
二是竞争不对抗。原有两极体系是一种军事对抗和政治对抗。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不是“热战”就是“冷战”，都是对抗式的两极体系。中美新型两极关系会超越这种“战式”对抗关系，将走出一条新的两极关系道路，即竞争不对抗之路。
三是不搞军备竞赛。原有的两极体系从一开始出现就进行着日益升级的、不可逆转的军备竞赛，双方对抗关系不断恶化，直至两极体系解体。中美新型两极关系将不搞针对对方的军备竞赛，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来与其进行军备竞赛。中美之间将建立一种“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的新型军事关系。四是不谋求势力范围。原有两极体系实际上是争夺世界市场、谋求势力范围的斗争，如冷战时期美苏不仅把拉美、东欧视为自己的后院，而且在全球各地谋求各自的势力范围，造成世界分裂。中美新型两极关系将摆脱这一历史怪圈。从2012年2月开始，习近平主席就反复强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不排斥美国。2017年4月，蒂勒森访华时明确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美国也不排斥中国。只要中美两国彼此相互尊重，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世界将构建一种中美新型两极关系。
俄罗斯试图恢复其大国地位，极力防止美国单独构筑任何地缘政治秩序的考虑有利于世界两极结构的形成。一个巧合的事件是2017年6月5日，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北约东扩仍在持续。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实现扩员。两个组织的扩员似乎加剧了两极趋势的发展。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趋势会影响地区结构的两极化发展。例如，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对抗导致欧洲和东亚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中东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也被迫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因此，当今世界格局的中美两极化趋势也会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向两极化发展。冷战结束以后，中东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此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强化其在中东地区的单极霸权，然而美国的霸权并没有因战争而变得稳固，相反其霸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二是俄罗斯重新武力介入中东；三是中国崛起。“伊斯兰国”崛起打乱了美国急于谋求稳定中东的计划，俄罗斯通过打击“伊斯兰国”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是美国始料未及的，中国崛起正日益影响着中东地区格局的变迁。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在多个领域都开始衰落”。
未来中东格局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的角力，具体而言，主要与“伊斯兰国”、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和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有关。从“伊斯兰国”来看，以其为代表的中东恐怖主义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实力，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体系会进一步消解。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取决于其介入的成本、国内局势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的支持等因素。目前来看，除叙利亚、伊朗等极少数国家外，还没有国家真正支持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支持其加大对中东的介入力度，因此俄罗斯深度介入的意愿不足。未来，俄罗斯只是扮演搅局者的角色，其真实的意图是通过重返中东以缓解因克里米亚问题招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的压力。从中国崛起来看，如果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中国的崛起将具有持续性。
中东格局将出现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和中国持续性崛起造成的影响力增加，与此伴随的将是美国介入中东的意愿呈总体下降趋势，而中国介入中东的意愿会逐渐增强，中东有可能出现中俄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趋势，进而出现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俄为一方的两极竞争态势。事实上，与中美相比，中俄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更为接近。2017年4月13日，美国突然轰炸叙利亚空军基地使这一趋势更为明显。2017年5月20—23日，特朗普访问中东期间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举行首脑会晤，6月7日即发生卡塔尔“断交”风波，中东地区出现了阵线更加明显的两极，即美国支持的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和俄罗斯支持的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中国虽然与逊尼派、什叶派同时保持着友好关系，但中美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将会把中国推向俄罗斯一方，俄罗斯为了应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压力也自然会向中国靠近。“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中东，并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关系，”说明中俄关于中东事务的立场更加接近。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中国已表态支持伊朗加入该组织。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也有可能演变为中美在中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的交锋。
由此可见，未来世界格局和中东格局将可能出现两极化趋势，博弈的主线将在中美之间进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中美两国同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双边关系、结盟关系、伙伴关系等，在战略、安全、经济、地缘等方面对中美两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然而，在中美两极格局态势下，世界各国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是中立，还是靠近中国，或是靠近美国，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中东战略无疑也会受此影响。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心态
在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持续崛起，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加速出现两极化趋势的背景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在不断调整，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均表现出不同的心态。
（一）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
国际政治具有周期性，国家的崛起与衰落是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五个霸权周期：葡萄牙周期、荷兰周期、两个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每个霸权周期平均为一百年左右。霸权的兴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国际关系的发展史表明，霸权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和瓦解。美国的霸主地位于二战后得以确立，基于百年霸权周期理论，美国的霸权周期为1945—2045年，也就是说，美国的霸权体系将于21世纪上半叶开始衰落，21世纪中叶解体。现实中，美国的实力逐渐呈相对下滑趋势。“‘9·11’事件暴露美国军事实力的脆弱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受到了极大削弱，美国霸权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美国当前处在百年霸权周期的末期，表现出一种继续称霸世界而实力又不足的焦躁矛盾心态。
美国的这种焦躁矛盾心态在其对外战略报告中有所体现。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面对欧洲、亚洲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美国既想保持欧洲战略重点，又试图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东亚，还希望能够主导中东。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一个强大的欧洲是我们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促进繁荣和坚守国际规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北约同盟体系对实现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目标必不可少，美国并不想放弃欧洲这一战略重点。然而，为了抓住亚太地区潜在的巨大发展机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不得不将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转移。2011年11月，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2年1月，美国再次强调“亚太地区再平衡”。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一次提出继续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些都显示出美国急切希望通过对全球战略布局的区域性调整，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然而，美国对俄罗斯并不放心，尤其是在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主义之后，美国表示维护“欧洲安全和反对领土侵略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不能想当然”。
更为严重的是混乱的中东对美国安全战略重心的转移形成牵制。美国既希望打乱中东，又急于稳定中东。因为一个动荡的中东可以抑制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的崛起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效防止其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威胁。然而，在综合实力相对削弱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对美国更为重要的亚太地区，搭乘亚太经济“便车”，确保其在该地区新一轮战略角逐中居于优势地位，美国又力图避免深陷中东，渴望尽快稳定中东，以便抽身。2013年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大的发言中强烈要求国际社会“多边使用武力”。执政不久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在中东全面开火，并于2017年4月7日对叙利亚进行巡航导弹轰炸，同时选择中东作为其上任后首次外交出访的目的地，这些都暗示了美国急于稳定中东的战略心态。
（二）中国的谨慎犹豫心态
面对国际战略局势的风云变幻，中东、中亚、东亚等地区动荡不安，美国通过武力手段不仅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历史在这一转折时期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表现出一种谨慎犹豫心态。
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国自身对如此快速变化的世界地位缺乏心理准备。由于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的群体性侵略，二战结束后又经历内战消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西方的集体性制裁和国内动乱，加之人口众多，尽管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弱国心态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但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战略与政策依然被动和消极。中国仍缺乏对自身崛起的深入战略思考，缺乏清晰的战略谋划，对崛起的国内外制约因素考虑不足。中国在崛起问题上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中国在国家崛起过程中拥有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需要在区域事务和国际事务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由于缺乏心理准备，中国在外交上的应对显得仓促。例如，在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2012年9月日本制造“钓鱼岛闹剧”等事件上，中国的外交应对都显示出临时性特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后，中国的外交战略更为系统，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思考和谋划也更为理性。
战略文化的内敛性特征使中国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中国虽然也重视国防建设，但没有军国主义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战略文化核心元素是和为贵、慎用武、重防御和自我约束。中国古代修筑长城，新中国成立后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行动和立场具有鲜明的防御性。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先后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行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中国率先提出从不谋求地区乃至世界霸权。另外，中国战略文化的内敛性特征也往往使中国被动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主动介入，因此鲜有中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情形。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是中国少有的主导地区事务的一个案例，但是中国参与“六方会谈”是在韩国、美国反复呼吁，朝鲜认同的基础上，才同意作为协调人身份化解朝核危机。
中国国内的现实状况也使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有所顾忌。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排序上，中国的国家战略始终是国内事务优先于国际事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且面临很多国内问题。例如，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多的社会性事件、严重的官僚腐败、体制的僵化、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其核心是要通过制度改革解决国内社会公平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面临的严峻国内社会问题对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会造成很大的牵制。这也是中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一种谨慎犹豫心态的国内根源。
中国的谨慎犹豫心态会影响中国对外战略尤其是中东战略的思想和行动。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中东事务的兴趣和积极性会提高，中国的中东战略会进行适度调整。
（三）其他欧亚国家和地区的复杂心态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日益形成的中美战略关系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会产生很大影响，英、法、德、澳、日、韩、印、俄、东盟等对中美有着十分复杂的心态。当中美博弈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基于各自安全、战略、经济方面的考量，它们将在中美之间做出艰难的战略选择。
欧洲的英、法、德三国与美国存在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和军事同盟关系，加之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这些国家在总体上会紧跟美国。但每个国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心态。英美长期保持“特殊关系”，英国曾一度将英美之间的这种关系视为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战略资产。因此，维护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成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然而，英国又担心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会使自己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行动会采取选择性参与，不再无条件追随美国。法国则对美国怀有矛盾心理，一方面，法国想借法美联合反恐和军事合作，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及其在欧盟内部的地位，以抗衡德国在欧盟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法国担心奉行“亲美”政策会使其受到美国过多的牵制。德国既想利用美国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又对美国独霸欧洲心存忌惮。在2017年5月底特朗普参加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英法德与美国在军费、经贸和气候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甚至公开宣称，欧美“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人要靠欧洲自己”。
英法德与美国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三国疏远美国，并谋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借中国快速发展之势加强合作，以此平衡美国，这也是英法德在美国极力阻止的情况下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英法德与中国拥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且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过侵略，因此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担忧，与中国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距离。
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三国既与美国有很深的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和相同的价值观，也与中国存在很深的地缘和经济关系，因此，三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异常重要。澳大利亚视美澳同盟关系为自身安全之所系。澳大利亚2016年国防白皮书再次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安全和防卫计划的核心”。但是，从2010年起，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11月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使彼此经济依赖进一步加深。这种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需要中国的二元结构使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陷入空前的选择困境。“澳大利亚一方面要承担与美国的同盟义务，同时又必须尽量避免刺激中国，影响中澳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
日本将美日同盟视为维护自身安全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依靠。日本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来应对东亚局势的不确定性，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拓展地区战略空间，通过巩固和深化美日同盟关系来排挤中国。日本希望借力美国化解中国崛起对其带来的战略压力。与此同时，日本又担心美国推动亚太地区的“中美共治”，出现日本既遭到美国“遗弃”，又遭受中国“敌视”的状况。
中美两国是韩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考量因素。美韩同盟是韩国外交的基石，韩国与美国已建立高度的战略互信。1992年8月，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已经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笔者认为，萨德系统问题虽然在当前对两国关系造成一定干扰，但是长期而言不会影响中韩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局）。因此韩国“一直担忧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会引发战略不信任：与美国走得太近，可能引起中国的误解；与中国走得太近，又可能招致美国的不快”。韩国在与中美两国交往中尽可能把握安全距离，既不刺激美国，也不刺激中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不“选边站队”，十分谨慎地在中美之间做出战略选择，同时维系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实行“联美和中”的平衡战略。
印度和俄罗斯是中国在南、北两个方向的近邻。印度出于“借美抑中”、改变“印弱中强”格局和巩固南亚地区主导权，进而实现世界大国目标的考量，希望与美国发展比较密切的战略关系。然而，出于国家利益、历史文明的自豪感和保持民族文化连续性的考虑，印度又不愿充当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棋子。印度“非常珍视自身主权和独立，绝不会参与有可能丧失外交自主性的活动”。印度既不会“联华抑美”，也不会“联美制华”，而会争取同时发展与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
当前中俄两国是天然的战略伙伴，因为两国同时受到美国的战略压力。俄罗斯为了走出外交困境和争取更大的外交回旋空间，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需要利用中国来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然而，俄罗斯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始终对中国保持警惕。俄罗斯担心中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会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因此持续发展与印度、越南的军事合作关系以牵制中国。俄罗斯同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设立安全区，将中国排除在外，这反映了俄罗斯防范中国的心理。
东盟国家对中美两国表现出矛盾心态。一方面，东盟各国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促进自身发展，但担心中国崛起对其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东盟各国希望美国在安全上防止中国崛起对其造成威胁，但担心被美国长期钳制。东盟基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整体保持中立，希望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相互制衡，东盟则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通过东盟方式治理亚太。但是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则更希望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
综上所述，在当前国际格局和中东格局出现中美两极的趋势下，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心态。美国因相对衰落而引发的焦躁心态与中国在崛起中的谨慎犹豫心态形成鲜明对比。在中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博弈日趋激烈的情形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会在不同程度上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选择。英、法、德、日、韩、澳会因为结盟关系总体上选择靠近美国，俄罗斯选择靠近中国，印度会保持中立，东盟内部将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甚至分裂为不同阵营。由此，世界会因中美分裂而分裂。中东地区也会进一步分化，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等逊尼派主导的国家会和美国走得更近，伊朗、叙利亚等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会更加依赖中国和俄罗斯。
三、中国中东战略面临的难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称霸中东。这导致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反美势力在中东出现，并在2001年制造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借机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而催生了更为极端的“伊斯兰国”，导致中东地区混乱不堪、战乱不断。随着海外利益的日益扩展，中国越来越需要中东地区实现稳定，“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扩展中国的中东利益，由此，中美两国在中东的博弈将日趋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中东地区实施大国外交，首先需要破解以下三大难题。
（一）如何介入中东事务
中东是当前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是“群龙治水”之地，“是主要大国力量碰撞、不同治理模式相互比拼的竞技场和试验田”。在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东仍将是国际局势中最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暴力冲突、政治阴谋和经济崩溃的相互交织导致该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自海湾战争以来，中东事务一直由美国独霸。美国对中东局势的直接干涉，尤其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对叙利亚局势的干涉加剧了中东教派纷争，导致极端组织不断出现。2015年9月，在俄罗斯轰炸叙利亚恐怖组织后，美国颠覆叙利亚政权的希望基本落空。2017年5月，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签署在叙利亚设立安全区的协议，美国被排除在外。可见美国对中东的掌控力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在中东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然而美国对中国介入中东事务又心存芥蒂，担心中国分享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仍不愿中国在中东坐大，想方设法排挤中国”。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是美国全球三大战略重点地区之一，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其“势力范围”，一时还难以容忍中国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角，尤其是注重政治和谈的中国方案与重视武力解决的美国方案相悖，这更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
面对一个无序的、混乱的中东，中国是观望还是介入？中国在中东有着重要的经济、战略和安全需求，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事件会威胁中国的石油供应、贸易投资和人员安全。因此，一个动荡不安的中东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难以采取观望态度，只能选择介入。但是，目前美国依然主导着中东事务，俄罗斯也再次强势重返中东，中国如何介入、以什么方式介入将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走势。
（二）“伊斯兰国”的威胁
“伊斯兰国”是一个极端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它利用叙利亚、伊拉克战乱迅速崛起，使中东乱局进一步恶化，给中东地区的民众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伊斯兰国”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也对中国的利益和安全造成损害。
“伊斯兰国”虽鲜有直接对中国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但其在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残暴行动，加剧了地区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动荡，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经济与能源运输安全，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员、财产安全受到挑战。同时，在“伊斯兰国”的鼓动下，中国国内一些“东突”极端分子直接参与“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对中国边疆安全、内地稳定构成严重挑战。因此，中国需要消除“伊斯兰国”威胁。而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积极反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与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面对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中国不可能采取隔岸观火的姿态。
中国需要考虑如何介入中东消除“伊斯兰国”威胁的进程，稍有不慎会引起穆斯林群体对中国的反感，如此不仅无法消除“伊斯兰国”的威胁，反而会引火烧身。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俄罗斯已对“伊斯兰国”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中国面临如何应对“伊斯兰国”的选择困境。由于美俄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分歧，中国是与美国合作，还是与俄罗斯合作，或是坚持政治解决，这是一个选择难题。
（三）缺乏支轴国家
支轴国家对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具有关键意义。一是支轴国家在地缘或实力地位上，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一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二是在一定的国家群体中，战略支轴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一国能够通过发展与支轴国关系带动与周围国家整体关系的发展。三是支轴国家通过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可起到阻止某些国家进入某个地区的作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是美国的支轴国家，叙利亚是俄罗斯的支轴国家，但中国缺乏这样的支轴国家。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支轴国家。美国之所以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极力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看中了以色列的地缘位置及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通过全力支持以色列达到了分裂阿拉伯国家的目的。由此可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关键的一枚棋子。将以色列作为支轴国家，有利于美国制衡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并全面控制中东。
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支轴国家。叙利亚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俄罗斯的中东战略实施有重大影响。叙利亚与巴以冲突、中东地区反恐及库尔德民族问题等密切相关，作为俄罗斯中东战略的主要支轴，其对恢复和扩大俄罗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俄罗斯的中东利益起到保护作用。俄罗斯借助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既可以形成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什叶派之弧”，“进而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影响力，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形成制衡”，又可以缓解俄罗斯因克里米亚问题带来的西方压力。2017年5月，俄罗斯提出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并得到多方认可，第四轮阿斯塔那和谈就建立四个安全区达成协议，这将进一步强化俄罗斯对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战略又面临一个选择难题，即中国是否要像美俄一样在中东地区建立支轴国家。当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主导的伙伴关系，难以继续深化，双边关系相对脆弱。这种关系是中国—中东伙伴关系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部分解释了阿拉伯国家对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相对消极的原因。因此，维持目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可能无法实现中国的中东战略目标。有了支轴国家，中国在中东就会有超越战略伙伴关系的“密切伙伴”，中国在中东就会获得撬动中东事务的“杠杆”，中国推进中东战略就会有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支撑。
由此可见，中国的中东战略面临的难题与美国称霸中东的战略、“伊斯兰国”的威胁和中国自身战略的不足有关。美国称霸和干涉中东导致局势动荡、秩序混乱，“伊斯兰国”乘势猖獗活动，中国中东战略面临重重困难。
四、关于中国中东战略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东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在政治上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经济上是中国的重要市场，安全上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中东已成为检验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区域。然而，“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中国始终与中东地区的各种争端和冲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中国中东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对美外交”。这显然与中国日益上升的大国地位相悖，也不符合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中国的中东外交稳步推进。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不存在像与东亚国家一样复杂的地缘政治纠纷和领土、海洋争端，中国在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地区外交的突破。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需要一个地缘上的跳板和新方向，在东亚和太平洋战略受阻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实施迂回战略，要“西进”，适度介入中东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持续和平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同时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第一，制定明确的中国中东战略，赢得主动，避免被动应付。中国在中东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但总体上参与中东事务的程度不深，政治影响力有限。中国在主观上也不太愿意深度涉入中东事务。近年来，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感越来越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加之中国与中东的经济关系逐渐深化，需要重塑与中东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许多中东国家既希望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也希望中国参与中东事务，以对美国有所制衡。所有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具备提出中东战略的时机和条件。中国应在战略上从消极转向较为积极，从中美两极化趋势和整体对外战略的视角思考并制定中东的短期和中长期战略，包括具体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中国中东战略的短期目标是保持能源通道畅通。中国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加强与中东能源生产国和控制能源通道的港口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是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强化中国—中东能源合作机制。三是长期保持在亚丁湾等战略通道海域的护航，确保通道畅通。四是建立和开发港口，保证航道和航运畅通。五是实施能源运输通道的多元化战略，建立陆上能源走廊。“如果不打通经中亚通往中东的管道，一旦战事一起，中国将会非常被动；中亚地区是中国通向海湾的门户，一旦洞开，整个中国能源战略就能实现实质性的大改观”。
中国中东战略的中期目标是稳定中东。中东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可以保障能源的持续供应，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国要成为中东和平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对于任何能够促进中东安全与稳定的建议，中国不仅会积极支持，而且会全力参与。中国可就中东安全问题在既有大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方案，除几个主要大国外，应将沙特阿拉伯、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纳入协调机制，在机制上实现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的结合，同时在机制内部针对不同的问题形成多层次的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从易到难，逐步推进。
中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目标是构建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安全和战略上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中国需要中东的能源，中东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安全上，中国与中东需要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如“伊斯兰国”和“东突”恐怖势力；在战略上，中国和中东要合作反对中东霸权主义。中国—中东“命运共同体”应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原则。中国和中东有不同的文化，需要彼此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坚决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中东才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同时，从中东格局新趋势的角度看，这也有利于消解美国在中东“拉帮结派”式的结盟战略。
第二，要善于利用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尽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赢得崛起时间。如何利用美国的焦躁矛盾心态，总体上应该做到既要与美国合作，又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要做到“斗而不破，争而不裂”，维持总体上的合作局面。只有维持“不破不裂”的中美关系，才有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越长对中国和平崛起越有利，对中国的中东战略实施也越有利。
中国正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然而中国始终强调和平崛起，既不会独霸世界，也不会和美国共同称霸天下。中国既不是美国的盟友，也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位于两者之间的竞争者，竞争与合作并存。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应共享权力、彼此平衡，成为利益攸关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虽无先例可循，但中美双方若能基于现实、客观地接受彼此，相互尊重，加强对话沟通，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可能的。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中东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是塑造中东秩序的关键力量。美国在中东具有很大优势，不仅有以色列，还有沙特、巴林、科威特等多个支轴性国家。然而，美国并不能完全主宰中东事务，仅凭美国一己之力不可能解决中东乱局。因此，中美双方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在中东问题上的协调，摒弃传统的武力对抗方式，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有效应对中东问题。
第三，积极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扩张不仅威胁中东地区安全，也给国际安全敲响警钟。打击“伊斯兰国”不仅是维护中东地区安全所必需的，而且关乎国际安全。有鉴于此，中国应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开展反“伊斯兰国”行动。在国内层面，有效制止极端恐怖分子在新疆的破坏活动，彻底切断“东突”和“伊斯兰国”的联系。“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al-Baghdadi）曾多次公然指责中国的新疆政策，号召中国的穆斯林效忠于他，不断加强对新疆的极端宗教思想渗透，鼓动极端分子参加“圣战”。因此，中国需加强边境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管控，防止恐怖分子偷渡、跨境流动，防止极端思想、极端分子的渗透，防止国内外恐怖势力相互勾结。与此同时，中国应在新疆改善民生并建立健康的宗教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抑制边缘群体向恐怖分子转化，让“易感人群”主动拒绝极端主义思潮，提高对极端恐怖主义思想的免疫力。在国际层面，坚定支持反“伊斯兰国”行动，支持联合国作为全球反恐的主要平台，积极推动联合国参与中东地区的反恐预警机制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承担遏制和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责任。
但是，目前中国不太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单独使用武力，因为使用武力与《联合国宪章》“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基本原则相悖，而且相关国家在使用武力时夹杂了私利。尽管“伊斯兰国”威胁不同于一般的国家间矛盾和冲突，不宜套用国际原则，但是对其使用武力也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需要征得“伊斯兰国”所在主权国家的同意和认可，或得到联合国授权。但中国仍需要积极参与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中东恐怖主义，因为这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道义感召力”。同时，中国应积极推动中东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这与美国的单边行动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建立非结盟性的支点国家，获得战略据点。中国崛起和开展大国外交需要倚重战略支点国家，在中东地区也是如此。有了支点国家，中国在中东就有了“根据地”，中国在中东的战略与政策才有可能更好地推进，也才有可能在中美两极的发展趋势下使中国获得有利地位。当前中美在中东地区的竞争实际上是结盟关系与伙伴关系的竞争，也是美国主导的传统大国关系与中国主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的竞争。美国拥有的是结盟性支点国家，中国将寻找非结盟性的支点国家。中美合力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将可能使中东地区的竞争演变为一种良性竞争。
此外，中国在中东建立支轴国家能够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关系，拓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商贸合作，提升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还能维护中国能源通道与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保障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供应。
但是，中国在中东确立支点国家存在很大困难。一是中国寻找支点国家可能受到美国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猜忌甚至阻挠，进而影响中国中东战略的实施。二是中国难以在中东地区找到合适的支点国家。支点国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有利于能源通道畅通，与中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霸权主义。尽管如此，满足部分条件的伊朗、埃及是中国在中东的潜在支点国家。因此，“中国应把埃及和伊朗作为中东外交的重中之重”。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制衡美国的战略力量，也是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牵制力量。近些年，伊朗实施“向东看”政策，重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将中国视为其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伙伴，而且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对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伊朗越强大，美国独霸中东的意图就越难实现，中国在当地回旋的空间就越大”。
埃及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潜在支点国家。一是埃及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其境内苏伊士运河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每年承担全世界14%的海运贸易，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影响不言而喻。二是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稳定。中埃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和原则性分歧，两国合作基础良好。而且中埃一直以来密切合作、相互支持。三是埃及历届政府都坚定支持中国崛起，坚持学习中国模式，将中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埃及总统塞西在谈到“一带一路”时表示，埃及愿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
第五，实施分化战略，获得竞争优势。如何应对抱有复杂心态的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和东盟是中国中东战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华、对美态度和政策并非固定不变，韩国“萨德”问题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与美国关系的逆转就是例证。因此，中国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具体而言，中国应联合俄罗斯、稳定印度、顺势引导东盟、争取澳大利亚和韩国、警惕日本、团结欧洲。如果处理得当，中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格局与地区秩序竞争中扭转劣势。
中俄之间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地区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印应该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具有共同的发展与战略需求。中国和东盟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要本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坚定推行“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顺势引导东盟。同时需要择机对蓄意利用美国与中国为敌的个别国家进行坚决打击。中澳是全面合作关系，双方在经贸和安全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彼此要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和安全上的互信。处于低谷的中韩两国依然是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需要在修复中继续前行。日本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中国需要敦促日本致力于和平发展，共建战略互惠关系。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要抓住中英关系、中法关系和中德关系三个纲，纲举目张。最后，中国的中东战略应避免全面出击，否则会四面树敌。在此基础上，才能扭转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劣势，实现自身的中东战略目标。
结束语
当前的国际局势处于持续激烈变动之中，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中美两极态势，国际博弈的主线将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今后很长时间内世界各国的外交战略将受到中美两国博弈的巨大影响。在国际格局两极态势的影响下，中东地区格局将向中美两极竞争的趋势演变。中国中东战略将面临诸多难题，中国的中东战略如何破题，笔者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出台具体的中国中东战略报告，向世界明确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立场，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中东战略的推进将面临单边与多边、武力解决与政治解决、军事方式与经济方式等方面的争论，其核心是美国方案与中国方案的争论，但是，只要中国继续采取积极、审慎的参与战略，中国的中东战略定能取得实效，同时，“中国模式可能成为取代美国模式的一个受欢迎的替代品”。
本文原载《国际展望》2017年第5期，限于版面，文献综述、注释从略。学术引用和讨论请参见纸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