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 键 词：大国竞争  生成与传导机制  美苏冷战  中美战略竞争  良性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已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时期。①2017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认为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及利益，损害美国的繁荣与稳定。②这一表述与1947年美苏冷战前期，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的国情咨文如出一辙。③如今，中美之间的较量还在发酵，大有复制美苏战略竞争之势，且已经迫近“破与立”的临界点，甚至出现了中美“新冷战”“准冷战”等说法。然而，学界对于大国战略竞争生成与传导路径的关注却略显匮乏，亟须对该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当前，大国关系经历的结构性变化既不是霍布斯式的对抗，也不是康德式的合作，而是洛克式的竞合关系，是折中主义下的竞争和条件主义下的合作，有限竞争与有条件合作是当前大国竞争关系的主流。在竞争关系状态下，各国时刻调整自身的对外战略，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为此，大国竞争也呈现不同的状态——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稍有不慎，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就可能酿成恶性竞争；但如果管控得当，大国之间也可能长期维持良性竞争和折中竞争，甚至可能从恶性竞争转化为折中竞争或良性竞争。这一系列的路径切换过程实则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内源性变化所致，对其进行透析实际上是对大国竞争关系变化的一种全局性把握，有助于引导大国趋于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鉴于当前中美激烈的战略竞争关系还将持续，厘清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尤为重要。通过运用实证方法对比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生成与传导进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历史大势与未来的衍生方向。

二、文献回顾

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学界分歧较大。对于大国竞争状态的由来，既有人将之归因为政治体制之争，④也有人主张大国竞争关系是某些竞争领域深化、扩展的结果。⑤由此可见，学界主要是从特定视角和具体领域对该问题展开讨论，虽不乏对大国竞争趋势的判断，⑥但主要是基于现状，对未来的竞争关系进行经验性判断，并未形成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系统性分析，对于竞争状态中各要素的因果联系也莫衷一是。因此，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的生成、传导及发展的总体看法相对分散，观点较为庞杂且缺乏有效的逻辑整合。从美苏冷战到中美战略竞争，学界围绕大国竞争关系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有四种解读视角。

第一，秩序竞争生成论。此论以国际秩序变迁为参照，将大国竞争关系的演化视为秩序竞争下的一种必然状态，认为秩序之争是推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老牌大国与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⑦其竞争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⑧秩序之争常出现在新旧秩序的交替阶段。冷战之初，由于两极关系的确立，大国之间形成了“极文化”，⑨随着大国间疏离关系的进一步向下散射，从而固化为更加严峻的全领域战略竞争状态。⑩在两极全面对峙的竞争状态下，竞争的主线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权。由于单极国际格局中难以构成战略竞争关系，(11)而多极格局中国家的战略取向是分散的，亦无法聚焦于以两国为基准的秩序之争，(12)因此，唯有两极格局中的大国竞争可能构成以秩序为导向的战略竞争关系。(13)作为两极的大国既谋求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意图建构国际秩序，又要容忍他者参与建构，从而在互动循环中建构生成不同的竞争状态。原先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在权力转移下逐渐进阶为国际权力的中心国与挑战者，而体系主导国则不得不与挑战国博弈。(14)围绕秩序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是由一系列竞争起始要素(15)的共同作用所致。美苏争霸的原动力是人口、经济、自然资源及地缘政治等几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世界领导权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欧洲让出世界霸主地位，作为“侧翼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从此崛起。在这场变革中，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全面崩塌，崛起国希望取代欧洲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在此过程中，美苏双方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发生摩擦，究竟是“大国协调”还是“极权分治”贯穿了美苏争霸的始终。(16)

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一度使国际秩序实现了相对稳定，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现有国际秩序再次进入到新一轮的角逐之中。(17)中国一直试图融入西方式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却被美国排斥。(18)由于国际秩序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这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和性质。(19)因此，中美竞争关系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竞争方式的转型，如今竞争主导的大国关系渐渐取代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引发竞争变革的因素既可能来自于美国内部，也可能来自中国的应对。(20)“中国如何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以及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战略问题”，(21)如有西方学者提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将对美国的霸权秩序构成挑战，这会带来“地区性势力的激烈竞争”。(22)还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中国是“改变现状的大国”，(23)“中国的崛起和正在进行的权力转移将因地区秩序的重构而导致大国冲突”。(24)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为中美两国欲争夺东北亚的霸主。(25)综合来看，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秩序竞争导致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逻辑，他们强调大国主宰国际秩序的诉求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因。大国间无论是在竞争中合作，还是在合作中竞争，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取国际秩序的整体安排符合自身的价值与利益。因此，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中透露着对秩序安排的深层次要求。

第二，竞争外溢论。解读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另一视角强调竞争生成的源头是现实利益的博弈，即大国间某种利益难以调和而导致的竞争外溢，从而造成全面的竞争状态。此观点认为，由于国家围绕利益的博弈不断放大，进而散射至整个领域，即“竞争外溢论”，因而动态的现实利益往往是国家竞争取向的基本考量。大国竞争是大战略的博弈，由局部性的竞争关系构成，无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美国的“重返亚太”及“印太”战略，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中美两国根据现实利益不断调整竞争状态的具体实践。(26)面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挑战，美国国内“里根主义派”“民粹主义派”“温和强硬派”等多股势力迅速合流，主张对华实施压制性的战略。(27)卡普兰(Robert Kaplan)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力量将加剧中美关系的竞争与紧张，美国“将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霸主”。(28)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共识是多重利益交织作用下的产物，局部性冲突与总体竞争关系的生成存在必然联系。从美苏争霸时期两国以军备竞赛为主的冲突与纠葛，到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贸易战与科技战等，都是竞争双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协调局部利益，从而导致竞争关系的不断发酵。竞争外溢论强调，大国对现实利益的动态追求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不同阶段的竞争政策与方式，造成了国家在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中不得不依据竞争的态势调整竞争思维。(29)大国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竞争场景及领域确定竞争的方向及具体策略。

第三，大国互疑生成论。“大国互疑生成论”属主观解读视角，认为大国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彼此是否存在信任造成的，互信会建构良性竞争关系，互疑则导致恶性竞争状态。如果两个大国间的相互战略猜疑不断滋长，彼此之间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逐渐变得尖锐。(30)若中美两国国内的若干不确定因素，如环境问题、公共卫生安全、两极分化等国内社会的治理分歧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社会间的互不信任感加深”，(31)那么，中美在战略层面的互疑也会逐渐加深。(32)双方有可能因存在的战略互信赤字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33)

第四，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此种视角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大国关系领域，认为大国竞争是大国生存的本能所致，大国间的关系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2010年，拉莫(Joshua Cooper Ramo)首先提出了中美关系共同进化的解释框架，他运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解释中美关系。(34)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一书中认可这一观点，认为中美是合作与竞争相交织，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co-evolution)，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事务，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35)“中美两国将在深思熟虑后避免直接而激烈的零和竞争，转而寻求同地区国家重新磨合，以间接方式强化自身优势，从而使中美在亚太构成‘共同进化关系’”，“中美由‘共同进化’而实现‘共同进步’，是完全可能的”。(36)

进入21世纪，随着大国竞争愈演愈烈，一度蛰伏的冷战风波再起。新时期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全局性的战略竞争，是撬动当今国际体系变局的核心变量。无论是从秩序竞争视角，还是运用竞争外溢论，抑或是大国互疑生成论和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阐释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变化机理，都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略显遗憾的是，以上四种观点均忽视了大国竞争机制本身及其生成过程。秩序竞争生成论忽略了关于竞争的具体进程的研究，即大国之间如何走向竞争。当大国展示出明确的对外战略竞争姿态时，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内部成因及国家对竞争意愿的整合。也就是说，当国家以竞争国际秩序为核心战略时，竞争这一行为已经成为竞争生成机制的结果性输出，是一种已经成形的状态而非形成竞争关系的原因。竞争外溢论认为，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是围绕现实利益的博弈所致。此观点描述了不同领域和层面的竞争对大国整体竞争态势的影响，然而其诠释缺乏过程性。当多重现实因素叠加时，一种现实因素可能诱发整体性竞争，却无法断言其是否是竞争关系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大国互疑生成论分析的是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生成的根源，也没有涉及生成的过程问题，且由于这是一个主观视角，互疑的程度与过程也难以把握。大国竞争共同进化论虽然指的是进化过程，但认为这只是大国的一种竞争选择，并未论及路径的选择问题，而且在选择时竞争已然成为一种战略。从历史上看，大国战略竞争选择基本是一种恶化而不是进化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基本是战争或冷战，即遵循“墨菲定理”。总而言之，现有研究的共同缺憾在于，没有将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视为一个机制化进程加以分析，它们关注了竞争的缘起因素与存在状态，却缺乏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进程的考察，这正是本文的主要关注。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国际政治实践互构的结果，其衍生过程并非偶然，而是有赖于大国对竞争关系的建构。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性条件。一方面，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崛起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重新分配权力，因此需要通过参与战略竞争打破既有的规则范式。另一方面，守成国则希望尽可能延续现有符合其利益的秩序或制定新规则，阻止崛起国取代其国际地位。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战略出发点相异，对竞争利益的理解偏差以及二者在实践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共同构成了双方竞争关系形成的基础性条件。当大国竞争关系具备了萌芽的土壤，则竞争生成机制将不断发酵直至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最终生成及路径传导。

(一)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概念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指，在大国的互动实践中，竞争起始要素通过不同的角色推动，在国内层面形成竞争共识，以国际实践为载体，由国内扩散至国际，最终以大国间动态互构的方式塑造生成大国间的竞争关系，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竞争互构与循环进程。这一进程的产生、发展和成形依赖于分散要素的整合，其整合过程即是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机制。尽管国家是对外竞争的建构主体，但竞争传导却是单个竞争元素向国家整体竞争意识聚集的过程。在传导过程中，利益影响决策，决策影响行为，国家竞争的意志与行为取决于集体决策的结果。大国竞争关系的传导逐级递进，在不同层级利益的折中与平衡过程中最终生成大国竞争机制。由此，一个完整的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体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机制本身既是多维的，又是整体的，是多维与整体的统一；第二，机制生成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是国内、国际不同要素互动，以及国内向度与国际向度彼此互动的结果；第三，机制的运行态势是循环互动的，其内部的竞争元素处于周而复始的相互影响状态。其中，国内要素支配竞争机制的生成，而竞争要素由国内向国际转换则构成竞争机制的生成与传导过程，国际向度的竞争结果反馈至国内促成新一轮竞争要素的生成，由此形成机制循环。

(二)影响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要变量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关键取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的互动。有学者提出，只要对当前的权力分配难以心满意足，大国就会怀揣修正主义的意图不断试图改变现状。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真正坐拥绝对霸权，因此导致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37)可见，大国竞争关系状态首先是大国对自身所处现状的不满，其次才是通过竞争改变现状的国际政治实践。大国竞争关系基于国内要素建构，其本质是一次政治运作。在里克尔(William Riker)看来，政治运作是操控政治(heresthetics)的一门艺术，它将国内政治实践按照个体利益进行系统化引导，从而达到使政治行动符合自身价值的目的。(38)在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变量中，国内因素起先导作用。无论是美苏争霸，还是中美战略竞争，竞争状态的形成均有赖于国内竞争取向的向外映射。如果一个大国内部没有形成对外竞争共识，则竞争关系机制将止步于国内。在大国内部形成统一的竞争共识后，竞争关系变量会过渡至国际向度。此时，大国竞争关系实际上已经从国内引导型转向国际互动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管控主体，处理大国竞争关系的实践最终需要归于大国互动本身。在大国互动实践过程中，国家依据竞争态势不断调整各自的行为，继而影响国内政治对竞争的组织方式，形成国际向度竞争对国内向度竞争的反作用力。至此，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的过程中，变量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回路(见图1)。

图1 大国竞争关系的向度与阶段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竞争关系的国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主导大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的国内变量主要聚焦于竞争舆论生成、竞争战略决策及其互动，以及对外竞争政策的形成及对外实践。这些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逻辑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见图2)。

图2 国内变量互动及竞争传导路径

资料来源：同图1

第一，影响竞争舆论生成的主要角色是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政治精英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引导舆论取向的关键，一般指涉以政治为职业，具有现实政治思想，投身政治实践的代表性人物，(39)通常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官员、党派领袖、外交官和社会活动家等。(40)政治精英掌握前沿政治资源，善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行为模式，通过引导大国间的竞争关系由国家实现个人主张。(41)政治精英之所以在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原因在于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决策圈的其他关键人物，在大国竞争关系正式塑型之前，他们的竞争意愿、掌握的舆论话语、政治影响力以及角色属性是建构竞争关系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政治精英作为施动个体，其政策主张不免对大国竞争的偏好产生影响。利益场景通常是左右政治精英利益选择的重要尺度，而政治精英倾向于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当一国参与大国竞争既能够帮助政治精英获益，又不违背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政治精英将成为发起竞争关系的主要推手。如果大国竞争关系违背了政治精英的群体性利益或国家利益，他们也会动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阻碍或延缓竞争机制的生成。

智库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重要推手，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并提供意见参考的主要机构，其社会公信力较高，舆论导向作用突出，(42)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中主要扮演引导者和建议者的角色。智库通过自身的专业属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影响政治精英的态度，从而实现与国内权力机构的有机互动。虽然智库不是决策者，但其在竞争引导上的能量并不亚于决策者本身。进取型智库会向政府展示竞争收益，同时对竞争成本刻意隐瞒；而保守型智库则会采取相反的策略。总之，智库对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媒体是竞争舆论生成的桥梁和载体，推动竞争舆论发酵。竞争舆论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前序，也是竞争机制第一阶段完成的节点。舆论(public opinion)是指群众或公众的言论，(43)是公众意识的集合，公众是舆论的主体。(44)公共舆论是国家行为体对外表达意见的策源地，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前置条件。政治精英与智库在竞争意愿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施加影响并与自身利益融合，提前将个体利益融入国家竞争的轨道，他们在引导竞争关系时，目的是向外扩散竞争舆论，最终形成国内竞争意愿的统一。作为竞争信息传导的主要媒介，媒体在大国竞争关系中既连接了政治精英与社会民众，同时也在信息传播中融入自身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其功能都是统筹国内的竞争话语进行对外宣传，扩大舆论的影响范围。经媒体加工及传导的竞争舆论既能达到营造国内竞争氛围的效果，又可以吸引竞争对手的注意。

大国竞争舆论的形成有自身的运行机理，国内竞争舆论的生成与传导主要经由以下几个阶段：其一，国内精英圈层通过辩论确定竞争对手，达成竞争默契，并释放竞争信号；其二，竞争对手确定后在国内传播对外竞争共识，并借助媒体不断营造竞争氛围；其三，在国内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实现国内竞争机制的升级，由舆论塑造转向国内竞争战略决策。舆论通过“话语”塑造对外竞争氛围，此时，舆论的建构场域是决定竞争舆论的关键。

第二，竞争战略决策是大国竞争机制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也是竞争关系实质化的第一步。在大国竞争机制中，舆论通过“竞争话语”建构大国竞争政策。(45)大国对外竞争的战略决策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图、决策圈的共识、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的互动，以及“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四个方面。首先，领导者意图影响战略决策的定位，映射国家竞争意志，驱动国家对外实施竞争政策，是大国对外竞争决策的关键。其次，决策圈共识决定战略决策的最终取向。虽然领导人是战略决策定位的关键，但领导人毕竟是决策圈的一员，而决策圈的最终战略取向需要统筹整个圈层的整体意见。然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决策共识却并不易达成，其形成有赖于个体、决策集团及国家利益的统一，是各个部门间分权博弈和分歧聚合的进程。(46)不同政治体制下，其竞争战略决策的运作方式有所差异。比如，西方国家强调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不同党派之间关于国家的对外战略竞争共识，以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决定着国家的对外竞争取向。再次，竞争舆论与竞争决策彼此互构，并促进战略决策的微调。竞争舆论催生竞争决策，竞争决策反作用于竞争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烈度强于国家的竞争意愿，国家决策机构会减缓竞争政策以稀释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声若蚊蝇，低于国家的竞争意愿，则决策机构会强化竞争决策以加强竞争舆论。社会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间的互动关系是波动趋同的，双方彼此互构。换言之，社会舆论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的态度不会同决策机构的预期完全吻合，决策机构也不会因社会舆论的波动而摇摆不定。(47)二者通过寻找政策与舆论间的共性，建立精英政治与民间政治的沟通与互动方式。(48)最后，“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往往是大国竞争关系中战略决策的导火索和催化剂。“灰犀牛”事件指不断积蓄潜在风险，但不知何时爆发的政治事件，其存在与发酵往往不易察觉，一般不受重视的小事件却能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而“黑天鹅”事件指超出行为主体认知范畴或者既有知识经验、难以预测的消极性国际事件或现象。(49)国际关系中充斥着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和不确定因素，(50)“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51)不难看出，尽管大国竞争存在一定的传导规律，但“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时常打破既有范式，将大国竞争关系牵引至新的方向。

第三，竞争政策实践是大国展开实质性对外竞争的关键一步，是大国战略竞争由国内转向国际的过渡阶段。由于大国竞争关系的构建由国家主导，因此，竞争关系的国际化是传导机制的终端。当大国竞争关系国际化后，传导机制将进入国际互动阶段，其演变与传导方式将脱离国内变量的掌控范围。一国实施对外竞争政策时通常会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竞争政策的推出时间与国家阶段性战略期许吻合。二是推行竞争政策的力度、方式及范围决定大国竞争的性质。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指出，大国推行竞争政策时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是何种性质的竞争，其推行力度、方式及范围都是价值导向的。(52)因此，理性的大国既不追求无目的的竞争，也不会贸然发动高成本竞争。三是注重竞争政策的推行范围，掌控竞争边界，大国竞争的范围和性质由政策边界决定。

(四)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间的互动

当竞争关系由国内转向国际后，其影响因素也由国内层面传导至国际层面。国际向度中，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路径主要体现为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

竞争施动国是主动挑起竞争关系的一方。在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事例，也有守成国遏制崛起国的情况。其关键是大国兴衰过程中权力的不平衡可能助长某些国家的扩张野心，从而诱使它们采取冒险性政策，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对竞争的双方而言都是具有危险性的。(53)竞争施动国更愿意挑起竞争关系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挑起竞争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风险。如崛起国不甘居于从属地位，希望打破现有平衡对霸权国取而代之，这种情况下，竞争施动国采取的是一种冒险策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其二，由国际权力关系变化产生的焦虑所引发。如守成国因为实力螺旋式下降或另一大国快速崛起而产生焦虑心态，迫切需要维持霸权不被取代，如二战结束后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

竞争受动国是被挑战的一方，受动国回应竞争是大国竞争关系连续传导的必要环节，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若受动国无意构建竞争关系，会对施动国的竞争意图进行“去安全化解构”，施动国甚至不被视为一种威胁性存在，其相应的竞争话语失效。(54)二是当竞争关系满足一定条件后，大国回应对手制定竞争战略构成对称性竞争关系，这里又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回应竞争的机会收益大于机会成本，二是双方陷入安全困境后需要进行回应，三是在对手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竞争回应。在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后，竞争传导进入国际互动阶段。

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竞争传导机制中国内向度与国际向度的互动与呼应关系。竞争由国内向度传导至国际向度时，施动国是引导竞争关系走向的主角，是决定大国竞争关系机制能否生成的主导因素。受动国会根据施动国的竞争战略，结合本国的发展现状、政策特点、外交风格和国民意愿等多重因素，理性制定回应政策。(55)具体包括：其一，受动国不主动扩大竞争的范围和力度，会尽可能将竞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依据事态的轻重缓急调节竞争行为。其二，受动国会制造竞争舆论，将自己描述为被动和受害的一方，引导国内各领域树立对外竞争意识，并争夺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以期掌握竞争的主动性。其三，把握回应契机，合理利用竞争周期。大国竞争周期是波动的，回应竞争是多频次行为，竞争关系既不会时刻处于高压状态，也不会完全偃旗息鼓。

受动国对竞争的回应将促使施动国对竞争政策加以调整，国际竞争互动循环因此形成。随着竞争传导机制的循环进程不断深入，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角色也时常发生转换。当利益场域改变时，施动国可能选择放弃竞争。但如果转变竞争角色能够帮助受动国获取主动，也不排除受动国主动发起竞争。

大国竞争政策互动最终将国际向度的竞争反馈至国内向度，从而促进国内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等更准确地审视竞争关系，不断调整竞争策略。大国竞争的政策互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互动循环模型”。(56)大国竞争关系表现为竞争周期循环，包括施动国的“认知—决策—行为”及受动国的回应。当一个循环完成，一次大国竞争政策互动形成。二是“有限敌对关系模型”。(57)根据此模型，博弈或竞争双方试图找到“预期对手预期的方法”，(58)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一致期望在博弈中的交点为“谢林点”(Schelling point)。(59)大国竞争政策互动也可理解为寻找“谢林点”的过程。三是“实践调整模型”。大国竞争是动态实践，而竞争关系则是竞争方相互试探与不断调整的过程，讨价还价的情况时常出现。在此期间，竞争关系通过政策互动实现了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联动(见图3)。

图3 大国竞争关系的国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

资料来源：同图1

四、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

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是二战后大国战略竞争关系状态的两次典型性呈现。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下文将以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为框架，对两者进行实证与比较分析。

(一)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竞争舆论

在竞争舆论制造层面，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政治精英均扮演了主要角色。冷战初期，凯南(George Kennan)一度被视为美国出台对苏遏制战略的先驱，但凯南却认为“长电报”(60)被误解及“军事化”了。(61)由于不信任美苏同盟，凯南希望在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战略之外寻找一条中间道路。(62)然而，在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看来，战后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难得机遇，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对手作为其遏制对象，“长电报”恰好成为杜鲁门政府展示其霸权战略的导火索，也助“杜鲁门主义”占得国内舆论先机。(63)如在对希腊与土耳其的援助问题上，当时以伯德(Harry Byrd)为首的国会议员并不赞成杜鲁门沙文主义倾向的全球战略，共和党领袖塔夫脱(Robert A.Taft)成为扭转舆论的关键人物。虽然反对派一致期望塔夫脱成为反杜鲁门主义的领袖，但反苏立场促使其在该问题上支持杜鲁门。(64)在舆论博弈中，杜鲁门及其支持者通过整合政治精英的舆论口径，成功压制了反对派，为杜鲁门主义的顺利推出铺平了道路，而凯南则因此青云直上，入围决策圈。(65)杜鲁门、塔夫脱和凯南等政治精英是制造对外冷战竞争舆论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及所认同的国家利益也在此次舆论塑造中得以彰显。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舆论同样深受政治精英的影响。特朗普在任期内缩小决策圈，显著放大了政治精英的舆论操控力。(66)美国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曾将中国描述为“世界的敌人”，声称中国的“2025计划”旨在谋求在重要领域赶超美国，而控制中亚的决心将助推中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67)在他看来，中美永远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美国需要警惕中国成为其难以匹敌的对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Reince Priebus)在宣传对外政策时也屡屡针对中国，流露出冷战思维色彩。(68)前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Peter Navarro)曾公然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由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新冠病毒，导致了贸易谈判的终止”。(69)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Robert C.O'Brien)则不遗余力地抛出“阴谋论”，指称中国“操纵”了美国的媒体及网络，葬送了特朗普政府的连任大计。(70)尽管上述几人的政治背景不同，但他们同属特朗普民粹主义思维下的幕僚团体。他们认定，若要塑造“美国优先”战略就必须抹黑中国，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已降至后冷战时期的冰点。(71)对比来看，鉴于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紧张程度直接关乎两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治精英彼此间的包容性较强，能够妥协自身的政治主张，为国家战略让步，从而保持国家层面竞争舆论的理性。这也是美苏之间尽管剑拔弩张但不至于爆发直接战争的原因之一。而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美国政治精英更倾向于优先考虑政治团体的利益，他们不惜为此激化竞争关系，因此，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更加复杂，也更难把握。

在竞争舆论催化层面，智库从未缺席。冷战期间的美国智库发展迅速，如官方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不仅参与制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筹办了政治宣传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该协会的人员结构基本覆盖了美国各领域及圈层，他们通过制造和强化苏联这个战略对手，既实现了协会的存续与发展，又将其价值观渗入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同时也满足了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再如，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制造对苏冷战竞争舆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局行动准则》《赫鲁晓夫的兴起》等对苏竞争舆论的“杰作”，多出自兰德公司之手。兰德公司也是美国制造对苏遏制舆论的重要推手。(72)

在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智库也发挥着舆论催化作用，是重要的舆论推手。布鲁金斯学会主持的研究项目《全球中国》、(73)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刊办的《中美关系月报》、胡佛研究所的电子期刊《中国领导观察》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74)这些项目和刊物从多方面分析中国的国际动向，一些文章有故意挑起中美对抗之嫌，推动了中美战略竞争舆论的持续发酵。比如，《全球中国》刊文无端指责中国利用高科技手段“监视”维吾尔族，诋毁中国“滥用”反恐机制扩大对新疆的管控，甚至鼓吹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和国务院应同美国的其他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一道采取“技术反制”措施，切断中国的“监视链”。(75)胡佛研究所也在近期附和刊文，子虚乌有地将新冠肺炎病毒的扩散源指向武汉实验室，还杜撰了荒谬的“证据”，演绎“阴谋论”，严重混淆了国际舆论视听。(76)

在竞争舆论扩散方面，冷战期间，主流媒体的作用非常显著，而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中，自媒体的作用则日益凸显。二战结束后初期，冷战的概念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美国及其盟友的媒体却推动了冷战氛围的逐渐升温。西方媒体将苏联描绘为“红色恐惧”与“毁灭性的东方社会主义者”，甚至喊出“宁死不赤化”的口号。(77)他们不仅向学校投放了大量冷战宣传册，还制作名为“红色噩梦”的影视宣传片，不遗余力地宣传对苏恐惧。(78)在舆论的引导下，苏联成为西方大众眼中的“恶魔”，这正是美国谋求实施对苏遏制战略所需要的舆论效果。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欧美主流媒体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与美苏争霸不同，当下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战略意图和能力，但欧美媒体却与美国政府两相呼应。如特朗普上台前夕，媒体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以迎合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选举口号。英国《金融时报》发长文称，中国正在回归“新毛泽东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评头论足，试图为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铺路。(79)特朗普上台后，部分美国主流媒体进一步挑唆“中美战略决斗”的夸张言论。比如，《纽约时报》曾撰文将贸易壁垒视为“新冷战”的导火索，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80)媒体挑唆致使中美双边贸易情绪低落，贸易总额创下新低，贸易增速甚至不及中欧、中日贸易。(81)更有甚者，为了进一步激化每况愈下的中美关系，《华尔街日报》刊载了美国时任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的时评，将中国描绘为“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毫不负责地散播“中国将会控制美国继而支配世界”的荒谬言论。(82)

对比而言，自媒体是新型媒体，其传导路径主要依托互联网，舆论表达丰富多元，倾向于个体主义。以“推特外交”为例。特朗普利用“推特”与公众直接对话，在去中间化的同时拓展了舆论受众，并利用公众舆论反向施压建制派，更有利于他收拢中美关系舆论的主导权。如特朗普在推特上屡次将新冠肺炎病毒污名化为“中国病毒”，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与仇美情绪，而一些美国民众受其影响也对中国产生了敌意。值得注意的是，“推特外交”屡屡造成外交乌龙，使美国政府失信于国际社会。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主管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称特朗普这一表述“完全谬误且不合时宜”；世界卫生组织也回应称，“病毒的扩散与地域及种族无关，不应将安全危机与阴谋挂钩”。(83)虽然美国媒体漏洞百出，但可以看出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一些自媒体都对中美竞争关系抱有偏见，争相施压并妖魔化中国。为了避免陷入舆论被动，中国媒体也择机予以回应。在中美贸易角力进程中，《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强烈谴责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为中国的贸易立场正名，并向美方传达了不惜代价维护多边贸易秩序的决心，(84)与美国的媒体形成了互动，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在媒体的渲染下有所加强。

在竞争舆论的形成上，政治精英与智库合力，加上媒体的桥接作用，最终在美苏冷战时期与中美战略竞争时期制造并扩散了竞争性舆论。二战结束以后，在舆论的塑造下，美国和欧洲国家陷入了对苏扩张的恐惧。1948年的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s)显示，在对美国的民调中，受访的美国人认为苏联将发动战争的比例高达73％，而欧洲国家也普遍认为苏联将主动发难。(85)基于此背景，美国精英经过激烈辩论后正式确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1946年3月，丘吉尔在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苏联比喻为西方的敌人，并呼吁英美连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付苏联。丘吉尔的演讲与杜鲁门在1947年3月的国情咨文基调一致，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苏联被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视为必须全面加以遏制的战略对手。在媒体及智库的推动下，美苏关系急转直下，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美苏对抗在所难免。美国抓住时机立即游说欧洲各国，于1949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安全为旗号建立反苏联盟。与此同时，苏联也感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意，在舆论上进行了对等宣传。斯大林对《真理报》谈到，丘吉尔如同希特勒一般宣传种族主义并挑起反苏战争。杜鲁门主义提出后，苏联《消息报》更是火速发表社论，认为成立北约等举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扩张。(86)受舆论风波影响的苏联于1955年主导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制衡北约。

从当前的中美舆论较量来看，两国竞争关系正处于舆论催生、再造的结构性循环中。美国接连抛出关税壁垒、南海施压、干涉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新疆事务等一连串舆论挑衅，并游说其盟国，妄图“以舆制华”。2018年10月4日，时任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做了一场试图恶化中美关系的类似“铁幕演说”的讲话，彻底否定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反复强调“对华强硬”立场。(87)2018年11月16日，他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抹黑中国。(88)2019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大肆诋毁中国，企图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和西方的头号战略威胁。(89)2020年7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呼吁创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中国。(90)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参议院议员抛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试图长期维持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状态。(91)该法案重在强调“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和共同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竞争共识。2020年3月的一份民调表明，在塑造舆论的铁幕下，美国受访者中有66％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较特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近20％，另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92)受到挑衅后，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而美国却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竞争决心，不断忽视中国传达的竞争信号。(93)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例，“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别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更是不可能实现的。70年后的今天，美方应该避免再次选错对手进行一场错误的对抗”。(94)美国不仅不予理会，反而在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中不断加码。基于此，中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次向国际社会表示，中美两国本应共同担负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但美国却以削弱中国为目的，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实属自卫反击。(95)在特朗普政府下台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蓬佩奥等28名恶意侵犯中国主权的美国政客，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应对战略竞争的决心。(96)

从两个时期的竞争舆论中可见，竞争舆论互构的逻辑基本相似，但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所涉及的领域较冷战时期更加广泛，舆论的覆盖面也相应扩展，以传统安全为主体的舆论竞争逐渐转向多元国家利益范畴，而多重利益的交织又进一步扩大了大国舆论竞争的复杂性，但两个时期美国制造战略竞争舆论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制造竞争对手。

(二)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战略决策

第一，两个时期领导者的意图主导确立了竞争战略。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领导者的影响力尤为显著，领导者的意志更容易转变为国家意志。如杜鲁门认为，战后美国应广泛参与世界性事务并扮演领导角色。(97)这一主张既是杜鲁门个人的政治信仰，也逐步酝酿成美国的国家利益及战略取向。起初，这种带有扩张主义色彩的战略布局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Henry Wallace)主张对苏联让步，他在麦迪逊广场的演讲一度引起轩然大波，被认为是美国“对苏妥协”的信号。杜鲁门认为，华莱士的观点与他希望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政治抱负大相径庭，因此要求他辞职。随着遏制战略的抬头，杜鲁门授意美国围绕原子弹计划启动对苏威慑政策，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则为杜鲁门政府遏制苏联进一步夯实了经济根基，鹰派代表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随后被任命为首任国防部部长。(98)通过引导政策转向与人事调整，杜鲁门将个人的政治信条升级为国家对外政策。

特朗普执政期间，也试图将个人战略竞争意志渗入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是典型的“反建制派”，其执政理念不仅透露出浓厚的民粹主义痕迹，而且格外重视现实利益，不惜弃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于不顾。为了在竞争中占得先机，特朗普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诋毁中国。比如，特朗普政府捏造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超美国”“华为公司是科技情报机构”“字节跳动公司为中国政府窃取美国数据”等荒谬言论，使美国社会“谈华色变”“如临大敌”。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力推“印太”战略掣肘中国，甚至企图以联盟和军事手段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让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动作频繁，屡次挑衅中国的南海主权，退出了《中导条约》，增添了其部署中程战略导弹的可能性，(99)还在贸易谈判中对华极限施压。拜登上台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的执政思路，不仅表态任期内“中国不会超越美国”，还积极联络传统盟友，试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维持甚至加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度。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韩国和日本，随后与中国高层举行“2+2”对话，并在之后奔走于欧洲，向外界展示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决心与能力。(100)拜登在同年6月的欧洲之行中，通过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及美国—欧盟峰会等机制着手修复美欧关系，为下一阶段的战略竞争做准备。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大国领导人不断利用国家政治体系将个人竞争意图或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对比来看，二战后国际秩序处于重建阶段，美苏彼此相互频繁试探，美国对苏联的竞争战略基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对外扩张的恐惧。由于战后美苏之间矛盾不断加深，两国的领导人处于彼此猜疑状态，因此，冷战时期双方领导人推进竞争政策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特朗普时期则不同。一方面，特朗普执政伊始，中国并未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也并未表现出取代美国的竞争姿态，实际上，中国多次表示无意与美国争霸；(101)另一方面，特朗普屡屡针对中国的竞争政策皆是出于其狭隘的民粹主义思维，以及自我假定的“中国威胁论”，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可能的声望减少和国际影响力降低的未来感到恐惧”。(102)根本来看，美国战后与苏联争霸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转变，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社会撕裂下极端民粹政治的外溢现象，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非理性。

第二，决策圈的调和最终决定了竞争的方向。以尼克松时期为例。1969年出台的尼克松主义是集体决策的典型。尼克松上台时，美国由于身陷越南战争而对苏联竞争优势锐减。面对挑战，尼克松与基辛格合力说服国内政治团体改变对华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实施战略收缩，承认国际体系的多极化，以“参与者”的姿态灵活贯彻美国的“遏制战略”。其实，在国内反战情绪迭起，苏联军事实力骤增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战略收缩共识早已占据上风。但为了打消鹰派疑虑，尼克松首先通过时任副总统的阿格纽(Spiro Agnew)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不会退缩，而会始终维持在太平洋的影响力，(103)并坚定地支持了1970年对柬埔寨的入侵和1972年对越南的空袭行动。但与此同时，基辛格则在暗中抓紧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并试图让美国从越战中脱身。通过小范围展现领导决心及大战略的收缩，美国的竞争战略成功转型，并着力打造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可见，决策圈共识的改变会不断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系统，进而影响国家的整体竞争轨迹和国家间竞争关系状态。

特朗普时期则更崇尚“小团体决策”，小团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特朗普任内的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Bolton)、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等人组成的决策圈是主要推手。在对华政策方面，上述人员唯特朗普马首是瞻，他们共识的根基皆源于自我建构的“中国威胁论”。这一论断本身就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决策小团体也常常遭到国内其他政治派系的攻击，如美国国内的传统建制派、重商温和派等均对特朗普民粹化的对华政策提出过质疑，但由于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社会撕裂严重，其决策团队本身具有“美国优先”的烙印，因此更契合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特别是在参与大国竞争与对华强硬倾向方面比特朗普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104)因此，在策动对华强硬政策时，蓬佩奥、博尔顿等人往往比特朗普更主动，他们牵头与俄罗斯交涉后退出《中导条约》，以所谓中俄“军火交易”为由公开制裁中国公司及官员，以“经济间谍”为幌子逮捕中国驻比利时公职人员等行径，昭示着特朗普决策圈对华竞争的共识。(105)

第三，两个时期的竞争舆论与决策的双向互动促使决策的相应调整。关于“谁挑起了冷战”这一议题，学界众说纷纭，先后出现过“传统论”“修正论”“后修正论”等，但冷战无疑是囿于一方的挑衅及他者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或者说，冷战的本质是美苏两国在彼此互不信任的舆论催生下采取的政策应对。(106)在竞争舆论方面，美苏双方的政治精英、智库及媒体是导致美苏关系割裂的舆论推手，他们在冷战初现之际非但没有尝试缓和紧张关系，反而在宣传上彼此划清界限。(107)在这种舆论方式引导下，美苏将两国关系恶化的始因归咎于对方。虽然一些理性的舆论认为，在谴责对手的同时也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舆论过激与否，但冷战前夕美苏双方都美化自身，污名化对方，而理性表达很快被边缘化了。(108)受舆论影响，美苏的决策机构也愈发敏感。比如，1947年杜鲁门向国会两院宣读的国情咨文中强调战后“只剩下美苏”，并从民主与专制、美国的存亡等角度暗示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对手发生了改变。(109)以此咨文为标志，美国的决策机构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对苏展开对抗性竞争，随后，美国参众两院也顺利通过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方案。虽然斯大林表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存在可能”，但马歇尔却认为这是苏联在等待西欧的崩溃，因而美国更应刻不容缓地锁住西欧主导权。(110)由此，希腊与土耳其的援助方案被拓展为马歇尔计划，引发了西欧与东欧的阵营分化。

与此类似，当前中美从一般性大国竞合关系向两国战略竞争关系的转变过程中，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同样互动密切。当美国对华竞争意愿强烈，决策机构有意加强竞争舆论，在对华政策上步步紧逼，而中国的决策机构表现也较为活跃，意在展示不惧怕美国威胁的决心。当美国竞争意愿下降，其决策机构开始管控舆论力度，收缩竞争政策，而中国的决策机构也回归到修复两国关系的路径之上。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中美竞争的舆论与决策互动迥然不同。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紧张，双边关系一度跌至谷底，此时美国的对华竞争姿态表现为高压且难以沟通，美国决策圈的反华态度罕见地趋于一致，(111)突出表现为特朗普政府不仅暗中支持香港地区的暴乱，还试图挑战“一中原则”，多次派出航母群、轰炸机中队驶入南海海域施压中国。随着美国进入大选周期，加上疫情全面失控和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美国的对华竞争舆论与竞争举措已不匹配。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决策圈重心从对华竞争回归政党政治。加之中国妥善处理了香港问题，瓦解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并强调“台独等同于战争”，(112)数次派遣空中编队飞抵台湾海峡，震慑了美国及其支持的“台独”分子，美国对华舆论攻势随之收敛。蓬佩奥迫于持续增强的大选压力，与杨洁篪在夏威夷开展对话，在中美危机管控方面达成一致。此后，中美军方进一步恢复了对话，旨在将重心回归应对疫情扩散，进一步消除了军事对峙隐患，两国竞争关系有所趋缓。(113)

第四，两个时期均出现了助燃竞争关系的“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从而深刻影响了战略决策。比如，冷战正式开始前，在“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上出现“灰犀牛”事件。当时，美国意欲接管英国留下的权力真空，对希、土开展战后援助。看似平常，但背后的实质是杜鲁门主义的前奏。杜鲁门利用国内舆论成功迈出了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关键一步。此后，美国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捆绑在美苏冷战之上。美国对希、土援助的战略意义远大于其战后开展的诸多对外援助，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评价“希土危机”是历史转折期将美国推向世界领导者的重要事件。(114)

突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对国际竞争的现状冲击更大。以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为例。突如其来的疫情对震荡中的中美关系冲击巨大，然而，当美国对中国的抗疫行动指手画脚之时，中国并没有陷入美国的舆论陷阱。2020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各国团结合作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宣布两年内将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国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115)中国在疫情期间的积极抗疫及效果使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之声不攻自破，并赢得了普遍的国际赞誉。还有像“苏联解体”“九一一”等事件都一度成为影响大国竞争关系走向的未知变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国际竞争局势的转向。

无论是“灰犀牛”事件还是“黑天鹅”事件，本质上都映射了国家主观竞争意愿及客观国际环境交替作用的结果。作为扰乱竞争常态的偶发因素，冷战期间的“希土危机”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结合。主观上，美国欲借“希土危机”接管国际领导权，而客观上，英国将希腊、土耳其事务主导权拱手相让，美国则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国际霸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催生下的政策变化则不同。中国始终以攻克公共危机为首要目标，美国却为了占据竞争优势蓄意抹黑、栽赃和甩锅中国，并借题发挥扩大中美竞争态势，甚至不惜以“脱钩”相威胁，错过了合力消除疫情危机的最佳时机。显然，冷战期间英美之间的权力交替符合国际发展大势，但如今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竞争战略是带有强烈民粹主义和本位主义色彩的逆全球化行为。

(三)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政策实践

遵循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路径，在竞争舆论、竞争决策生成之后，竞争关系将进入政策实践阶段，即传导机制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如前所述，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有相似的传导规律。一是竞争时间与战略的匹配度。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主导制造的苏联威胁舆论的影响下，美苏关系和国际关系渐趋紧张。1947年，美苏关系已到达决定分与合的关键之时，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等相继出台。当苏联宣布退出巴黎会谈后，美国迅速知会英法，敦促西欧参与对苏遏制计划。1949年4月北约的成立进一步夯实了美欧合作，与此同时却增加了苏联的威胁感。美国遏制苏联政策的推出，与其防范、削弱和铲除苏联及以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是相吻合的。而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结构性矛盾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中美关系正迈入全面竞争阶段。(116)美国需要转变对华接触战略，突出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保住自身的科技领先地位，在此之上构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关系，以贸易脱钩相威胁，构筑科技壁垒，回归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的战略竞争对手，恰与美国的战略转向相吻合。(117)

二是对竞争力度及方式的严格控制。冷战时期，美国牵头成立北约的目的是将西欧国家纳入对抗苏联的阵营，并将其发展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牵制苏联的另一股力量。美国既想避免在北约投入大量资源使西欧国家“搭便车”，又盘算使西欧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制衡苏联的效用。因此，美国的北约政策格外强调防务责任，以“不自动参战”条款(11)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能置身欧洲事务之外。这样一来，美国便将北约塑造成为一个亲美的防御组织，既没有引起苏联的过度反应，又实现了对苏联的“左右夹击”，同时还免于承担北约高昂的安全成本，通过管控政策力度的方式实现了北约效益的最大化。当下美国在南海动作频频，然而，其作为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利益有限，此举意在彰显其军事影响力及地区霸权，达到施压中国的目的。在尚未完全摆脱经济危机与疫情泥沼之际，美国不太可能因为维护地区霸权而与中国在南海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中美竞争的力度仍将维持在非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竞争层面。

三是划定清晰的竞争边界。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归根结底是在非直接军事对抗的前提下取得对苏联竞争的战略优势，实行的是战争边缘政策，而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也有明确的边界。中美科技竞争虽然激烈，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迹象，但不足以升级为冷战或热战，美国从“脱钩”到“再挂钩”的转变正是因为受到竞争边界的约束所致。尽管美国破坏竞争规则，打压华为等中资科技巨头，但中美双方的基本共识是科技领域的竞逐尽可能不蔓延至整个经济领域或其他领域。因此，中美双方的科技竞争很大程度上呈现焦灼局面，互不相让。实际上，高科技脱钩是中美关系始终存在的现象，但双方都没有推动科技竞争滑向冷战和热战。综上，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中，军事制衡与核军备竞赛是主导双方政策的首要因素，美苏之间既无密切的经济往来，更断绝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交流，并在各自阵营中建立了全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然而，现阶段的中美战略竞争却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意味着某一领域的竞争优势可能激化了另一领域的竞争劣势。比如，美国欲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则可切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以此形成领域交互中的竞争制衡关系。另外，由于全球性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并不能完全得到其盟友的配合，中国和欧盟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完成投资协定谈判，便显示出欧盟不愿意被美国绑在围堵中国的战车上。

(四)美苏互动与中美互动

无论是美苏互动还是中美互动，都离不开竞争施动国发动竞争以及受动国回应竞争。冷战时期，美苏围绕核武器展开的竞争是施动国挑起竞争与受动国回应竞争的一次完整的竞争互动关系。由于互不信任，双方在军控方面鲜有共识。为了达到以军事实力恫吓苏联的目的，美国在率先研发出原子弹后一度向苏联展开核威慑攻势。缺少核力量支持意味着在竞争中受制于人，为了和美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苏联加快了对核武器的研发。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的研究工作要以举国之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美苏核平衡。(119)苏联在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后，并没有对美国实施“反威慑”战略，而是更愿意实现“核平衡”。与此同时，为了赢得舆论同情，斯大林向外界表态，美国将核武器作为对付苏联的利器，并拒绝与苏联实现核武器的国际共管，甚至表示美国向日本投射原子弹某种程度上是在震慑苏联。(120)可见，苏联加紧研发核武器和美国进行展开竞争是出于忌惮美国。

2017年以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又一次呈现了大国战略竞争的互动关系。2017年起，美国欲强行加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关税，造成两国贸易合作动机锐减而分歧加大。虽然预见到贸易战的“双输”后果，但为了彰显抵御贸易霸凌主义的决心，中国政府予以坚决回应，对等征收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并严厉声明“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121)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布林肯的积极游走下，与欧洲、日、韩、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关系有所修复，对中国保持了相对理性但带有明显“阵营化”的战略竞争态势。为了应对美国的“拉圈子”战略，中国也积极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以稀释美国的竞争压力。

从这两个时期来看，冷战时期主要延续了以军事实力为主导的竞争关系，因此双方的竞争互动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竞争的方式主要依托于军事以及地缘层面的争夺。但当今中美竞争互动则广泛得多且更加复杂，从贸易保护到科技封锁再到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再到地缘经济与政治的争夺，体现了竞争方式的多样化趋势，同时，军事竞争由于成本高昂且风险太大，其比重已显著下降。

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契合前文所述的三种政策互动模式——竞争关系反复波动与循环、有限敌对关系、竞争关系的实践性调整。第一，竞争关系的反复波动与循环。以冷战期间的美苏军备竞赛为例。美国依靠核垄断，率先制定了对苏武力威慑的政策，加大对苏联的军事施压。(122)苏联很快意识到核垄断伴生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努力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因此迅速调整竞争战略，试图维持和扩大核优势，客观上塑造了美苏恶性核军备竞赛的互动循环。当前的中美贸易竞争也是一次竞争循环。当美国率先针对中国进行关税施压后，中国果断进行反制。特朗普政府没有预料到中国在关税问题上的竞争决心，对中国层层加码，没有在施压中占到便宜，自己反而陷入了贸易战。中美在贸易上的相互博弈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贸易互利原则，但都不愿意率先让步，这一恶性循环直至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才暂告一段落。

第二，默认有限敌对关系。美苏冷战没有转向热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双方都认可“有限敌对关系”范围内的竞争。即使冷战中出现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但博弈双方的竞争选择都准确“预期了对手的预期”，坚信对手的竞争行为仅限于战争威慑层面。最终，平分国际军事权力的诉求逐渐演化为美苏双方军事竞争的“谢林点”。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建立在“有限竞争”的基础上，两国的竞争边界限于“冷战威慑”，竞争的平衡尚未达成，正在战略博弈中寻找“谢林点”，因此，双方各领域的高频率摩擦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常态，直至竞争平衡状态的形成。

第三，在实践中调整竞争关系。冷战开始前，美苏双方针对战后国际秩序问题反复较量、不断调整。如在日本问题上，美国委任麦克阿瑟(MacArthur)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并率先通过统帅令将日本纳入美国独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苏联则立即提议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Vasilevsky)与麦克阿瑟同列盟军统帅，但遭到美国的拒绝。苏联不想使美苏关系陷入僵局，于是调整了远东诉求，提议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并对北海道实行分区占领。(123)最终双方妥协。现阶段的中美贸易竞争，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初衷是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伙同其盟友将中国从全球贸易产业链中剥离。但中国通过对等加征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推进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方式挫败了美国政府的企图。美国国内逐渐出现意见分化，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贸易战并没有实现初衷，却伤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124)经过长时间的斡旋与调整，拜登上台后已基本放弃了“贸易冒进主义”，中美贸易战也基本停息。

无论是冷战时期美苏的遏制与反遏制政策，还是今天中美的战略竞争政策互动，都是基于国家实力的利益博弈。区别在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互动是围绕国家的政治及军事安全展开，主要是地缘政治之争，其战略目的是争夺世界霸权，采取的手段是遏制与反遏制，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以美苏各自为中心的东西两大阵营。而当前的中美竞争互动则集中在经贸和科技领域，主要是地缘经济之争，美中战略目的分别是维持霸权体系与实现和平崛起，在手段的运用上是防范与反防范。竞争还没有尘埃落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难以形成经贸割裂、阵营分明的冷战或“新冷战”态势，因为鉴于历史教训，愿意选边站队的国家有限，且难以承受过高的代价。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的回归已成为国际体系变动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从舆论萌芽到政策互动，将经历完整的竞争生成与传导过程，每一环节都将深刻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大国竞争关系是多重博弈的累加，竞争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既是线性进程，又是循环进程，由竞争机制的三个阶段共同完成。通过理解并利用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本文的宗旨与要义。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放弃了对华“防范与接触并举”的传统战略，转而寻求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更高层次的竞争挑战。(125)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思维仍在延续，但在策略层面有所改变。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竞争心态，则逐渐从早期的韬光养晦向不挑战美国霸权的有限竞争过渡。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拉锯将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流，在中美双方均不愿退场的前提下，美国会尽可能护持反映其既得利益和价值属性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将竭力争取和平发展所需的秩序空间，中美战略竞争已然成为必然趋势。中美是走向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对中美双方及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建构良性竞争环境需要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第一，从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的三个阶段来看，每一个阶段都起着不同的作用。第一阶段，即制造竞争舆论阶段，是竞争关系生成的国内和初始阶段，主要发生在竞争施动国国内。此时因为还没有形成对外竞争的舆论合力，起主导作用的是舆论制造者和推动者，主要包括施动国的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等，三者在引导竞争舆论的走向上起着不同的作用。政治精英是竞争舆论的发动者，智库是舆论推动者，媒体是催化剂，大国竞争关系状态生成正是这些角色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领袖“需要承担起重大责任”，尤其“需要引导公众舆论，而不仅仅是对舆论亦步亦趋地遵循”。(126)第二阶段，即竞争共识及决策的形成阶段。竞争共识一旦形成，施动国制定对外竞争决策并推出竞争政策将不可避免。此阶段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决策圈和领导者，尤其是后者，他们是竞争决策形成的最关键人物及最后决定者。第三阶段，即施动国和受动国之间竞争关系形成的互动阶段。该阶段实际上是施动国推进竞争和受动国回应竞争的决心的较量，而影响竞争决心的核心因素是参与竞争的决策集团能否承受恶性竞争的成本与代价。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选择不惧成本和代价的对苏冷战，苏联接受了竞争挑战，而冷战的结果大大超出竞争决策者的预期。如果当初美国选择对苏联实施竞争性合作战略，国际社会的发展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也不需要世界承担美苏争霸的巨额成本与代价。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互动处于竞争关系的第三阶段，即两国互动阶段，双方在寻求新的相处模式。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做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决策，但并没有准备与中国进行冷战式恶性竞争。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制定了与中国“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在必要时对抗”的“三轨战略”，(127)中国依然有机会与美国建构合作主导的良性竞争关系，或竞争性合作关系。为此，中国也需要运用对抗、竞争和合作的“三轨战略”，使美国难以承受中美恶性竞争或对抗的高昂成本，且使竞争的胜负结果难以预测，同时也能让美国感受到合作与良性竞争的明显收益，这样，中美之间才有可能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第二，从施动国与受动国的关系来看，二者的角色不同，在竞争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也有差别。施动国属发动竞争的一方，在竞争中起主导作用，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如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心想要遏制苏联和消灭社会主义，随意扩大竞争范围并恶化竞争性质，将国际社会拖人恶性竞争之中。美国是冷战的发动者和制造者，应该承担美苏冷战的主要责任，其行径使世界各国无辜承担了冷战的代价，也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际道义。在当今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美国依然是竞争的制造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作为主动挑起战略竞争的一方，美国有缓解中美战略竞争的义务和责任，应主动把控竞争的限度与边界，引导竞争关系趋向良性，至少不再继续恶化。2021年10月6日，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会晤是中美关系触底反弹的一个积极信号。受动国作为被动接受竞争的一方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受动国处于竞争中的被动状态，往往难以长期保持竞争心态的稳定，可能致使竞争关系陷入僵局。受动国在应对竞争关系时，不仅应避免过度回应或反客为主发动更激烈的竞争，还应在施动国行为过激时，努力校正两国可能走向恶性竞争的轨道，做到应对竞争有理、有利、有节。美苏争霸中，苏联的过度反应是致使美苏双方恶性竞争关系不可逆转的重要原因。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应尽可能避免再次陷入不断恶化的困境，避免出现所谓的“新冷战”或“准冷战”局面，尤其要注意避免“冷战式”话语的互动与建构。

第三，从竞争双方的利益关系来看，新时代的大国竞争应倡导利益平衡、彼此关切的良性竞争新思维，即“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思维，寻找竞争关系状态生成的“谢林点”。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者，大国利益失衡与互不妥协是造成国际关系动荡、紧张的源头，尤其是特意强调本国优先的极限施压式霸凌主义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动荡之源。建立良性竞争的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大国协调利益，以互利、共存、共生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分歧。这要求大国在竞争过程中理性看待得失。一旦陷入单边主义，双方间的竞争关系就难以寻找到“谢林点”，也就意味着彼此互不相让的竞争关系将持续放大，甚至逐渐恶化。美苏竞争逐渐恶化直至冷战形成是前车之鉴，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也需要在竞争中妥协，在矛盾中寻找共识，在互动中达到“谢林点”，从而实现彼此认知和利益的平衡。只有双方具备利益让渡和妥协意识，而不是高压和霸凌，中美之间良性的竞争关系才可能建构生成。

能否成功引导建构生成良性竞争关系状态需要竞争双方的共同努力。现阶段中国主张包容性的大国共存共生关系，而美国谋求“竞争优势者通吃”以求继续称霸。中国可以接受与美国共存共生，但美国却难以容下中国的持续发展与崛起。因此，在未来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中，引导建构良性竞争关系的关键是美国转变过于强调自我的“美国优先”的思维。作为挑起战略竞争的施动国，美国要有胸怀世界的包容性理念，需要认清中国的发展不可遏制并包容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平视而不是俯视中国，承认中国有合法获取国际科技优势和国家发展的权利，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中美两国竞争关系的持续恶化。否则，即便中国愿意与美国展开良性竞争，双方的竞争前景也将充满变数。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111～122页。

②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③Harry S.Truman,"Address Given by President Truman to the US Congress",CVCE,March 12,1947,https://www.cvce.eu/en/obj/address_given_by_harry_truman_to_the_us_congress_12_march_1947-en-263dc0b0-98f5-44a6-bd8b-78d0030f0206.html.

④Matthew Kroenig,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ivalry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U.S.and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⑤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期，第94～120页；赵明昊：《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13～20页。

⑥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7～20页；Prashanth Parameswaran,"The Future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Minding the Clarity Gaps",The Diplomat,October 28,2019,https://thediplomat.com/2019/10/the-future-of-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minding-the-clarity-gaps/。

⑦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96页。

⑧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21～37页。

⑨Hope M.Harrison,"Teaching and Scholarship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Cold War History,Vol.8,Issue 2,2008,pp.259-284.

⑩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ld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1)单极格局的主要代表文献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5-41; Friedberg Aaron,"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Issue 2,2005,pp.7-45; Nuno P.Monteiro,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12)关于多极与复合型格局的主要代表文献参见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陈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刘建飞：《国际格局演进与国际秩序重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112～119页；崔立如：《国际格局演变与多极时代的秩序建构》(上)，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8页；崔立如：《国际格局演变与多极时代的秩序建构》(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第1～5页；Jeremy Friedman,"Why a Rising China Creates a New Cold War Calculus",The National Interest,April 10,2021,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rising-china-creates-new-cold-war-calculus-182315。

(13)关于两极格局的代表性文献参见于海洋、马跃：《新铁幕抑或新冷战：美中关系现状及中国应对之道》，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5～27页；林利民、王轩：《试析中美“新两极”结构及其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1～12页；刘胜湘、叶圣萱：《国际格局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论析》，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2期，第3～20页。

(14)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国家竞争起始要素意指在大国竞争关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变量。鉴于大国竞争关系的传导逻辑是微观与宏观交互的进程，因此，起始要素是属微观层面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生成与传导机制中的舆论生成、领导人意图、智库及媒体的推动，以及与此类微观因素相关的国内政治范畴下关于对外竞争的推动因素。

(16)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12页。

(17)Bruce Jones,"China and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February 2020,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and-thereturn-of-great-power-strategic-competition/.

(18)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2页。

(19)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第96～130页；Prashanth Parameswaran,"The Future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Minding the Clarity Gaps".

(20)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第7～20页。

(21)袁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美国与世界新秩序》，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22)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23)格雷厄姆·艾利森：《修昔底德陷阱》，载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陈鑫、程旸译，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24)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East As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1999,p.81.

(25)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26)凌胜利：《中美战略竞争与大战略博弈》，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5期，第70～86页。

(27)赵明昊：《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态势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31页。

(28)Robert Kaplan,"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Foreign Affairs,Vol.89,No.3,2010,p.41.

(29)Elbridge A.Colby and A.Wess Mitchell,"The Ag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fashioned American Strategy",Foreign Affairs,Vol.99,No.1,2020,p.118.

(30)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黄富慧、洪漫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31)王缉思：《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32)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33)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第313页。

(34)Joshua Ramo,"Hu's Visit:Finding a Way Forward on U.S.China Relations",Time,April 19,2010,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8640,00.html#ixzz0kwwnZ2VY.

(35)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3～518页。

(36)1王鸿刚：《世界趋势2050年》，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页；王鸿刚：《“共同进化”：对中美在亚太关系模式的再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65页。

(37)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1页。

(38)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孙吉胜、魏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284页。

(39)曾兴华：《论现代政治家的形成及其舆论引导力建设》，载《理论观察》2015年第5期，第55页。

(40)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1973,p.120.

(41)John H.Aldrich et al,"Foreign Affairs and Issue Voting:D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altz before a Blind Aud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Issue 1,1989,pp.123-141.

(42)Johan Galtung,"Foreign Policy Opinion as Function of Social Posit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1,Issue 3-4,1964,pp.206-231.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07页。

(44)陈力丹：《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载《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第6～9页。

(45)邓恩认为，公共政策是由公共问题所引发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建立实则是公共问题建构起的解决方案；同理，大国竞争关系是舆论层面的，大国竞争政策也可由舆论建构而来。参见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46)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47)Aaron T.Walter,"Foreign Policy: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Legacy",Slovak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Vol.15,No.3,2015,pp.202-214.

(48)郑建君：《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625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61～74页。

(49)王剑峰：《“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载《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71页。

(50)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ion),New Nork:Longman Press,2003,p.6.

(51)唐世平、张旻：《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4页。

(52)William C.Wohlforth,Uni-polarity,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57.

(5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54)Barry Buzan,Ole W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p.25-33.

(55)宋伟：《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23～34页。

(56)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2页。

(57)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8页。

(58)康蓉：《托马斯·谢林及“谢林点”》，载《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19次年会暨外国经济学说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新格局会议文集》2011年10月，第183页。

(59)“谢林点”由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意指博弈方的共同选择期望点和利益平衡点，参见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第25～28页。

(60)“长电报”长期以来被误称为“八千字电报”，参见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1页。

(61)George Kennan,Memoirs 1925-1950,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pp.358-360.

(62)George Kennan,Realist as Moralist,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484-487.

(63)张小明：《“遏制之父”——乔治·凯南》，载《国际政治研究》1989年第4期，第66～67页。

(64)Lee Edwards,"Congr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The Truman Doctrine",World Affairs,Vol.151,No.3,1988,pp.131-133.

(65)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第120页。

(66)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77页。

(67)Christianna Silva,"Steve Bannon Calls China the World's Enemy as Trump Visits Beijing",The Newsweek,November 7,2017,https://www.newsweek.com/steve-hannon-calls-china-worlds-enemy-trump-visit beijing-its-their-world-now-704874.

(68)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79页。

(69)Chip Somodevilla,"White House Trade Advisor Peter Navarro Says China Trade Deal is 'Over'",CNBC,June 22,2020,https://www.cnbc.com/2020/06/23/white-house-advisor-peter-navarro-says-china-trade-deal-is-over.html.

(70)Justin Sink,"Trump Aide O' Brien Says China is Biggest Threat to U.S.Election",Bloomberg,September 9,2020,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9-04/trump-aide-o-brien-says-china-is-biggest threat-to-u-s-election.

(71)Bill Faries and Peter Martin,"Trump Uses UN Speech to Hit China over Trade Weeks before Talks",Bloomberg,September 24,2019,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9-24/trump-uses-un-speech-to-hit-china-over-trade-weeks-before-talks.

(72)郝亚堃：《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1946～1965)》，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1页。

(73)"Global China",Brookings Institute,https://www.brookings.edu/series/global-china/.

(74)吴田：《美国智库的发展变化及中国研究现状评价》，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9期，第119页。

(75)James Millward and Dahlia Peterson,"China's System of Oppression in Xinjiang:How It Developed and How to Curb It",Brookings Institute,September,2020,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system-of-oppression-in-xinjiang-how-it-developed-and-how-to-curb-it/.

(76)Gordon G.Chang,"China Deliberately Spread the Coronavirus:What are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Hoover Institute,December 9,2020,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deliberately-spread-coronavirus-what-are-strategic-consequences.

(77)Kritika Mikkonen,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New York:Slavica Publishers,2010.

(78)Nancy Bernhard,U.S Television News and Cold War Propaganda,1947-1960,Cambridge: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9.

(79)Jamil Anderlini,"The Return of Mao:A New Threat to China's Politics",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30,2016,https://www.ft.com/content/63a5a962-85cd-11e6-8897-2359a58ac7a5.

(80)Rick Gladstone,"How the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is Intensifying",New York Times,July 22,2020,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2/world/asia/us-china-cold-war.html.

(81)《前11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同比增2.4％》，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19年12月10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mtjj35/2744247/index.html。

(82)John Ratcliffe,"China i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No.1",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3,2020.

(83)"Trump Calls COVID-19 the 'Chinese Virus' Despite WHO Warning the Term Fuels Stigma",Twitter Events,March 17,2020,https://twitter.com/i/events/1239764412128358400.

(84)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第6页。

(85)George H.Gallup,"The Gallup Polls",New York:Random House,Vol.1,1972,p.709.

(86)《斯大林文选》，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2～463页。

(87)"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Hudson Institute,October 4,2018,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88)"U.S.Vice President Pence Vows No End to Tariffs until China Bow",Reuters,November 17,2018,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apec-summit-usa-idUKKCN1NM04F.

(89)"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October 4,2018,https://www.air.org.tw/remarks-by-vice-president-pence-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90)"At Nixon Library,Pompeo Declares China Engagement a Failure",Fox 5 San Diego,July 23,2020,https://fox5sandiego.com/news/politics/at-nixon-library-pompeo-declares-china-engagement-a-failure/.

(91)Bob Menendez,"Chairman Menendez Announces Bipartisan Comprehensive China Legislation",Foreign Relations,April 8,2021,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chairman-menendez-announces-bipartisan-comprehensive-china-legislation.

(92)樊吉社：《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12页。

(93)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71～99页。

(94)“登高望远，不惑前行——王毅国务委员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全国商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举办晚餐会上的主旨演讲”，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701389.shtml。

(95)《外交部：中方所作所为完全是针对美方无理行径的自卫反击》，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15/c_1124499133.htm。

(96)《中方宣布制裁蓬佩奥等28人》，中国日报网，2021年1月21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101/21/WS6008c23ea3101e7ce973bdab.html。

(97)Henry Buterfield Ryan,"National Issues: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Reflected in the Truman Doctrine",The American Scholar,Vol.42,No.2,1973,pp.294-296.

(98)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99)刁大明、蔡泓宇：《竞争性对华战略调整的美方争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第4期，第122页。

(100)孙成昊：《布林肯：拜登“价值观外交”操盘手》，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8期，第36～37页。

(101)《王毅谈中国外交的风格和走向》，中国外交部网站，2020年12月19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t1841315.shtml。

(102)傅立民(Chas W.Freeman，Jr.)：《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王柏松、王在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62页。

(103)Michael T.Klare,"Restructuring the Empire:The Nixon Doctrine after Vietnam",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5,Issue 2,1973,pp.57-61.

(104)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第24页。

(105)Robert Sutter,"Pushback:America's New China Strategy",The Diplomat,November 2,2018,https://thediplomat.com/2018/11/pushback-americas-new-china-strategy/.

(106)George H.Quester,"Origins of the Cold War:Some Clues from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3,No.4,1978-1979,p.652.

(107)Alexander Stafford,"The Role of the Media during the Cold War",E-International Relations,October 26,2013,https://www.e-ir.info/2013/10/26/the-role-of-the-media-during-the-cold-war/.

(108)Thomas Doherty,Cold War,Cool Medium:Television,McCarthyism and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109)Harry S.Truman,"Address Given by President Truman to the US Congress(12 March,1947)".

(110)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11)张宁、王静君：《聚合与偏离：美国智库和政府部门涉华议题属性网络的比较分析》，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3期，第115～117页。

(112)《“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人民网，2021年1月29日，http://sc.people.com.cn/n2/2021/0129/c345460-34554072.html。

(113)Keegan Elmer,"US-China Military Talks Aim to Ease Tensions with Covid-19 Prevention Focus",November 12,2020,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09516/us-china-military-talks-aim-ease-tensions-covid-19-prevention.

(114)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1970,p.220.

(115)《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6月7日，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

(116)吴心伯：《特朗普执政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80～93页。

(117)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第96～130页。

(118)“自动参战条款”是美欧在北约条款谈判中僵持不下的一条，此条款的核心是当成员国遭遇战争时，美国可以灵活选择干涉的时间和方式，但不意味着欧洲战场一旦打响，美国“自动”启动对欧防御义务，客观上给予了美国极大的行动自由。

(119)赵学功：《核武器与美苏冷战》，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第102页。

(120)David Hollowa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20.

(121)《“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也不怕打” 华春莹回应美方发动贸易战》，央视新闻网，2018年7月11日，http://news.cctv.com/2018/07/11/ARTIdpNBjM8Gg0A21mt452FT180711.shtml。

(122)赵学功：《核武器与美苏冷战》，第102页。

(12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124)Ryan Hass and Abraham Denmark,"More Pain than Gain: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Hurt America",Brookings Institute,August 7,2020,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07/more-pain-than-gain-how-the-us-china-trade-war-hurt-america/.

(125)谢地、张巩：《国际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美贸易战的多重博弈与中国的出路》，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4期，第140页。

(126)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第318页。

(127)"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Director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Wang at the Top of Their Meeting",https://hk.usconsulate.gov/n-202103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