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历史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还原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二是分析重大事件的起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前者需要搜阅大量的史料，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后者则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学养，洞幽抉微，明断是非。
但对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却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从史料上讲，大陆和台湾所存的国共两党的档案尚未全部公开，有些还处于保密状态，查阅极为不便；从治学上讲，在1949至1976年间，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近代史研究更是如此，“文革”过后，虽经思想解放运动，风气大有好转，但受惯性的束缚，有些学者对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仍存偏见，忌讳过多，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思想比较开放，勇于直言，在发掘史料、评价人物和诠释因果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袁伟时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颇有影响的代表。
袁先生思想开阔，才识过人，早期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独辟蹊径，拨乱反正，褒者视其为先知，贬者斥其为异端，在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2012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袁先生的新著《昨天的中国》（以下简称“袁著”），分为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下篇“辛亥革命”两部分，收入1999年以来的文章、访谈、演讲30篇。这些文章，在谈及戊戌变法、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临时约法、民初政局、北洋政府、广州政府、国民党北伐与党国体制的建立及慈禧、孙文、袁世凯、宋教仁、蒋介石等人时，思维依然敏锐，言辞依然犀利，胆略和锐气不减当年，但他毕竟年迈，有些力不从心，对许多问题，只能提出一些观点和看法，难做细致的考证和推理，也无力就某一专题、某一细节展开深入的讨论，但作为二十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和心得，对现在和后世的读者、学者依然有着启示录的作用。
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灾难深重，战乱频频，后党、帝党、保皇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党、官僚、军阀轮番执政，列强交相干涉，许多人物和事件与国内国外各方势力的介入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难以理清头绪，对于既无亲身经历、又无缘接触原始史料的普通读者来说，只能从教科书、报刊和文艺作品提供的信息和评论来认识历史，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编写的一些读物的长期影响下，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被脸谱化、妖魔化，许多重大事件被标签化、概念化，“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愚弄国民”，“孙中山缔造中华民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人民公敌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这些已成为上世纪后五十年国人的集体记忆，无人去深思“义和团”杀洋人与“文革”中“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内在联系，无人去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诸多举措与民初宪政体制的关系，无人去探索“临时约法”对民初乱局的影响，无人去分析孙中山“二次革命”对民国政治造成的恶果，更无人去考证清末十年、北京政府十七年、南京政府头十年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成就，错综复杂的历史被一句“万恶的旧社会”一笔带过。
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有责任把人物的原貌和事件的真相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向读者讲清楚。说“尽可能”，是因为受史料的局限，有些人物和事件无法核实，难以恢复事实真相，只能根据掌握的史料做出推断。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不能通过公式计算获得精确的数据和结论，对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对动机和起因的推论，对结果和影响的分析，都需要作出主观的评判。有些学者倒果为因，先设论点，再找论据，有些学者，为了推倒他人的成论，也挖掘史料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就涉及史家的指导思想和治学态度问题。
对史家来说，不在于你怎么描述、解释人物和事件，不在于你得出了什么结论，重要的是，你判断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是什么。以清末的改革为例，有些史家喜欢说清政府是假改革，袁先生认为，“这个评价不够客观。真假怎么判断？对政治家或者政治组织的真假，从主观上判断很难。唯一的办法是客观上，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根据行动来判断。”他举例说，清政府有三个改革影响非常深远：第一个是废除科举，实行新学制；第二个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改革，“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大陆法系，不但法典上这样做，而且司法体系都变了。《新刑律》、《新民律》（草案）、《诉讼法》制定出来了，那是跟国际接轨的。建立新的法院系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和司法不分的体制，这个改革了不起。所以，说它假，说不过去。”“第三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清政府也实实在在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宪政教育，民主选举的教育，在19、20世纪的近代政府当中，这是空前的。另外，它确确实实有张预备立宪的清单，应该做什么，都是按部就班在做。
“根据行动来判断”，也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怎么建立？这是影响到近代史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袁先生只说出了一部分，愚以为，这个标准应该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为坐标来建立，以政体为例：从帝制走向君主立宪制，是一大进步，如英国、日本、晚清政府（虽未成功）；从帝制走向共和政体，是一大进步，如法国、中华民国（初期）；而逆潮流而行则是违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如孙中山“二次革命”破坏民国宪政体制，北伐后国民党师法苏联建立党国体制等。依理类推，能让公民享有平等、尊严、民主、自由、富裕、安乐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政体就是进步的……有了标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离开了这个标准，“历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是无所适从。”（p400）
即使是这样的标准，若想得到国内史家的共识，也并非易事。总有人固守僵化的观点，而国民潜意识里被标签化的历史记忆，也绝非几篇文章、几本著作可以纠正得了。“文革”结束后，若没有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便没有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便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袁先生孜孜以求，大声疾呼，“要从世界文明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这是史家的良知，也是史家的责任，他寄希望于读者，“了解昨天，就有可能看清明天要走的路”，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八十老翁，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