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的袁世凯，身穿的尚是清朝陆军将官服。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页81-82）
刘、蔡过江，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袁世凯接到黎、黄信后，九月二十日，派刘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军正参领，他是黎元洪的学友及黎在北洋水师时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
就在这几天，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黎元洪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湖北民军士气大振，主战派占了上风。九月二十一日，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请见黎元洪。迫于主战派的压力，黎元洪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
“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态度，第二天离开武昌。黎元洪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二百余字，作为对刘、蔡谈话的补充，交刘向袁复命。
清廷连发上谕催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九月二十三日，袁进京赴任。审时度势，他深知民军士气正盛，此时求和，尚缺筹码，惟有攻克汉阳，方能折杀民军锐气，把黎元洪逼上谈判桌来，也向朝廷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来拜谒，表达了有意调停武汉战事、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的愿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今署理汉口总领事电称如下：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并因此事已发寄公文。”
清军大获全胜，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见民军不敌北洋军，北伐无取胜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提出的停战条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来到武汉，因武昌陷于清军炮火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场，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议。为使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袁世凯、黎元洪达成停战协议：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时（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图为出席典礼的证件“庆祝券”。图片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十月十七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页200）袁世凯发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织议和代表团，并颁发照会，钤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后，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会方面的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十月十七日议决“各省代表于十八日同船发赴南京”，他们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会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十月二十三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据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与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先是独立各省，对内对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电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会议。……各代表抵汉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电致汉口英领事，转告各代表，提出三项条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页282-283）
伍、唐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
伍廷芳首先表达了南方对于议和的基本原则：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绍仪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会谈气氛良好，伍廷芳对唐绍仪的表态很满意，他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总之，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后之和平办法而已。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但就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伍、唐均语焉不详，争论一番之后，唐绍仪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摺，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的主张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对，他说：“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不同意，他认为，独立各省的代表皆为都督所派，而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来沪代表并非官派，只具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不能将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等同于将来的国民会议。这样，各省代表的资格、人数，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就成了伍、唐以后几次谈判的焦点。
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双管齐下，段祺瑞、黄兴派代表在上海签订密约
南北议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既摆脱了黎元洪的控制，也摆脱了同盟会的控制，成了江浙士绅的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的谈判。独立各省的领导权大多不在同盟会手中，江、浙两省又面临光复会的竞争，若再失去对南北议和的控制，一旦和议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同盟会将被边缘化。为扭转被动局面，同盟会方面双管齐下，化解危机：一面由陈其美策动各省代表会议的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代行民国临时政府中央政务（后遭黎元洪及各省代表的反对，在南京重新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因黎不来南京，黄兴以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一面绕开伍廷芳，另辟蹊径，直接与北方谈判。
这时，清军中的主和派将领揣摩袁世凯的心机，知其无意做曾国藩，他们见黄兴已取代黎元洪即将成为南方临时政府的首脑，便开辟第二渠道，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字少游，江苏人，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潜赴上海，谋求与黄兴谈判。参与其事者有黄兴的亲信、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诒。洪承点是顾忠琛的学生，朱葆诚是廖宇春的学生，二人共事于联军先锋队，廖、夏到沪，经朱葆诚介绍先认识了洪承点，又经洪承点介绍认识了顾忠琛，顾忠琛则告以黄兴。黄兴指示顾忠琛和廖宇春会谈，探其来意。于是，顾忠琛乃约廖宇春、夏清诒密会于文明书局二楼经理室。
就在伍廷芳、唐绍仪举行第二次会议的那天（12月20日），顾忠琛手持黄兴的委任书（“兹委任顾忠琛君与廖宇春君商订一切。十一月初一。黄兴。”《黄兴集》，页98）再赴文明书局与廖宇春会谈，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卷八，页103）
黄兴明知黎元洪委任的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正在上海与唐绍仪谈判，又遣顾忠琛与廖宇春签订密约，悖理违法，实属不义。
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袁世凯领衔率内阁十大臣上奏摺，代奏唐绍仪近电，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接奏，即开御前会议，载涛、毓朗反对，奕劻主张允唐绍仪所请，隆裕太后乃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辛亥革命》卷八，页155）第二天，伍、唐举行第三次会议，伍廷芳提出了修订后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条款，首项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做民国首任总统，同盟会方面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恰在此时回国，黄兴、陈其美等人考虑孙革命一生，眼看满清将倒，应给予其民国首任总统的职位，以示尊荣。“总理回沪后，黄克强、陈英士两先生朝夕不离。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遯初（宋教仁）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文集》，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71-72）十二月初八，黄兴、宋教仁等人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之事。
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伍、唐（这是南北议和期间伍、唐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签署协议，其第四条为：“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当即致电袁世凯解释情由：“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袁世凯认为南方太无诚意，1912年1月1日致电唐绍仪，说他12月30、31日以来的行动超越权限，政府不能承认。唐绍仪当即电请辞职。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议和代表，并电告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嗣后应商之事，直接与伍廷芳电商。
孙中山抢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成立政府，意在逼迫袁世凯将他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加推翻满清后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筹码。他的目的达到了，袁世凯不得不与他打交道。唐绍仪辞职后，南北议和中断了几天，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后，又继续开议。“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南方如何兑现承诺”已成最后的议题，前者伍、唐已基本谈妥，后者成了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通过汪精卫转给孙中山一电，提出三个条件，头一条即是：“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1月14日，孙中山在复电中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第二天，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20，页23）
孙氏斗法，一波三折；袁氏妥协，议和成功
就在孙中山信誓旦旦之际，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更加深了袁世凯对孙的不信任。
1月16日，袁世凯退朝回家，行至东华门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遭炸弹袭击，炸死卫士六人、平民二人，袁未受伤。刺客当场被捕，自认属于北方革命党。该党总部设在天津，虽属同盟会的分支，但组织独立，自行其是，他们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之说久传于外，而又迟迟不能实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作梗，因此设计炸袁。
1月18日，孙中山忽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第二条：“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第三条：“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中山电邀伍、唐“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拒不赴宁。从1月18日至21日，孙向伍连发五电，修改所拟的“要约”，并向黎元洪通报：“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罕见地将“要约”公诸报端，以最后通牒之势向袁摊牌。袁世凯以孙提出的条件与以前协商的内容不符，拒绝接受，他认为：清帝退位后，倘各国未能即时承认中华民国，斯时北方诸省清帝统治权既已消灭，南方临时政府事实上又不能统一，中国便成无政府之状态，何以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非要为议和附加新条件，他将把与伍廷芳先前谈妥之事，即时作废。孙中山此举使伍廷芳颜面大失，一怒之下，电孙请辞议和代表。
孙中山就任伊始，即通过王勋（孙的亲信、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哥哥）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由盛向日本财团借款，然后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 ‘购买武器与军火’）”。（《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页235-236）此事泄露后，中外哗然，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的反对，合约作废。
2月3日，孙中山会见充当日本政界、财界联络渠道之人森格时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如在阴历年底得不到一千五百万元，则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天会谈的内容与结论，由森格以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电报稿先由森格写成中文，经孙中山与胡汉民修改后发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其后，2月5日、6日孙中山致电森格催促日本方面答复。日方深恐借款给临时政府引起外国干预，2月8日，益田孝复电森格，没有允诺提供一千万元军费，相反劝孙中山及黄兴与袁妥协。（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孙文的资料——森格关于“满洲问题”的书信》，1982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研究部刊印。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页647-648）
孙中山之所以节外生枝，甘冒议和破裂的风险，所恃全在借款，借款不成，只得言和。最后的谈判更像一场交易，孙中山为袁世凯继任大总统设置了许多条件，又在新内阁人选上讨价还价，袁企盼和议早成，屡屡向孙妥协，宋教仁（农林）、陈其美（工商）、王宠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得以跻身总长之列（内阁设十位总长），加上由倾向同盟会的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南方总算如愿以偿。
辛亥年腊月二十五（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通电全国：“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谘文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85）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十七票（全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