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胡舒立之邀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课。席间，她谈起中大的退休教授、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他过几天就80大寿了。袁先生退休前在哲学系执教，但其学术志趣却在清末民初和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他的文字和观点时常引发剧烈反弹，甚至酿成公共事件。

去年底，胡舒立离开《财经》杂志，另辟《新世纪》。她的名片上，又多了一个职位：中山大学传播和设计学院院长。上任不久，她去袁伟时家拜访，请他出山，为她的本科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补读历史。这是袁教授1996年正式退休后，15年间，第一次重回讲坛正式授课。每周三个学时，讲满两年。

离开广州前，我跟袁家打电话，想访问他。他一口答应。近20年，中国的知识界，虽不活跃但故事不少。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2006年1月 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 冰点》周刊，因发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冰点》被令暂时停刊整顿，主编和副主编辞职。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坐，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 ，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也就是 ‘无产阶级贫困化’。我觉得，这说不通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而不是贫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你这个论文交上去，一定会有麻烦。最后，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最近来找袁伟时的，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想听听他的说法。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共和与君主立宪，对中国，那条路更为上策？对袁世凯，可否三七开？不过，历史无法重写。我问，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从清末开始，无论是变法改良，还是民国“临时约法”的订立，从国民党倡导“训政”，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这是为什么？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 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在一篇访谈中，袁伟时写道：“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说过‘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

门铃响起，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问袁先生，他是个电脑迷。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围脖”？他说，确有其事，现已关闭。“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用电子邮件往来，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问我翻墙吗？我不翻墙。我没有耐心翻墙！”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我要赶航班，他给我指路。道别，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样子。永芳楼前，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不远处，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每天，袁伟时在此地散步。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