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下令把广东三间高等学校合并，成立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80周年，中大校园洋溢着喜庆气氛。笔者从1950年考进这里学习，57年在复旦大学念完研究班后又回到这里执教，五十多年风风雨雨，加上长期从事近代中国研究，面对一派热闹景象，全国、广东、广东的大学，影像交错，思绪翻腾。
80大庆与99高寿
今天的中山大学有四万多学生，一万二千多教工，分布广州南、北、东和珠海的四个校区，占地达617万平方米。回顾历史，它是三次合并调整的产物。80年前成立的广东大学是由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的；第二年广东公医大学并入；1926年易名为中山大学。1952年它和岭南大学合并并迁入岭南大学校园，成立了新的中山大学；与此同时，两校和广东其他高等学校的有关学院合并组建了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医学院（后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等独立高等学校。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现今的中山大学。
这间古老大学的第一页，就与广东和中国的百年史紧密牵连。
1924年，孙中山正以广东为根据地策划统一全国，2月4日他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下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校本部设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原址。这一纸命令，收揽了20世纪头四分之一广东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前两间学校都成立于1905年；因此，今年是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实际它已99高寿。而就其背景来说，这一纸命令显然与1924—27年间的“国民革命”息息相关。
广东高等教育主要是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的产物。1902年因推行新政必须重新教育各级官员，广东奏准设立了课吏馆。1905年废除科举，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学使于式梅联名奏请将课吏馆改为广东法政学堂，先后设立法律速成科、法律本科、行政本科、理财本科等，考选士绅和官员入学，招生规模高达千人，还有函授学员千人左右；1923年易名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
废除科举后急需发展新式学堂的师资，同一年，两广速成师范馆和管理训练所应运而生，校址在原来科举考试的贡院（现广东博物馆和广东实验中学一带），后来先后易名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06）、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12）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3）。
宣统元年（1909年），广东农林试验场成立；翌年，附设农业讲习所和林业讲习所；以此为基础，1917年成立了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鼎湖山、白云山、南华山等地林地三万多亩、罗浮山试验场三千多亩都归它经营管理。
以上三校为基础组成的广东大学，第一年设立文、理、法、农四科（相当于现在的四个学院）15个学系，聘请教师128人，大学部有学生1296人，其中本科学生764人。他的规模仅次于北京大学的1490人，“而其经费则较北京大学多出四倍”。 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前，1936、37年度“各校的经费，仍以中山大学为最多。” 30年代，大学部迁入面积达9500多亩的石牌校区，在全国也是领先的。到1938年设立了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和相应的系科，是全国学院最多、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而据教育部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全国二十年度（1931年）各大学之概况表》的资料，就图书、设备而言，中山大学首屈一指。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这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必然结果。苏联是没有私立大学的。中大与岭大合并，从全局说，中国损失了一间规模不大（只有一千多学生）但水平很高的大学；但就中大来说，接收了经过半个世纪苦心经营的国内罕有其匹的美丽校园，一批设备和历经战火有幸残留的珍贵藏书，特别是以陈寅恪、王力、髙兆兰、姜立夫等为代表的一批一流教授加盟，无疑对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声誉极为有利。
1888年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已经开始招生。1893年，这间学校以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名义在纽约注册（1903年改为广州基督教大学，中文则称为岭南学堂），并在1894年开始上课，“大学部学制四年，学生22人……平行开设两类课程，一类是神学课程，一类是普通大学课程。但由于没有学生报名上普通大学课程，”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 1899年格致书院易名岭南学堂，培养的主要仍是大学预科学生， 1907年，本科部“只有一个年级，共三名学生”。1914年改称岭南大学，直至1916年，学生稳步上升；至1918年，有三名学生毕业，“岭南学校终于完成了整套大学课程的设置。” 1927年，学校改向中国政府注册，1930年得到正式批准。1930年，创办于1835年的博济医院移交该校，1936年以之为基础成立了医学院。
岭南大学由于其特殊机制，较少受到政治干扰，加上大量聘用优秀的外国教师和本国著名学者，严格管理，其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都堪称佼佼者。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大学
离开对全国和广东全局的了解，就不可能了解中山大学。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生长不出现代大学，它们不是在传统的太学、国子监蜕变而成，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文化、学术积淀不足是它先天的弱点。对肩负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重任的大学来说，必要条件之一是安定的环境。但20世纪中国大部分岁月是在革命、战争和“运动”的动荡中度过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中国高等学校的普遍症候。
以广东大学来说，孙中山的初衷是让文学堂（广东大学）和武学堂（黄埔军校）成为支撑革命的两大支柱，但在普通高等学校中要实现革命与读书密切结合谈何容易！大学与革命干部学校不同，它为国家利益服务集中表现在传承和更新、发展学术文化上。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和第一任校长邹鲁提出“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冀图让两者较好结合；但实际情况是广东大学成立后的最初三年成了左右两派的角斗场，“大学操场几乎变成一个天天游行的集合所”；政治见解不同的学生大打出手的事件屡见不鲜。1927年4月政变后，中山大学停课半年整顿，464人被开除出校，其中教授三人，留校察看的17人，左派被铲除，实现了专制高压下的平静。
在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国共两党和国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在中大仍然或明或暗展开。
抗日战争期间，两校均颠沛流离，在云南、广西、广东、港澳等地辗转迁移，校产特别是图书设备损失惨重。岭南大学的损失高达九亿七千八百一十九万七千元。1938年，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负责押送图书到云南澄江临时校区，“经过广东、广西、香港、安南（越南），停留十八站，凡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历时115天，餐风宿雨，“受重伤者一人，病故者一人”。1940年，学校从澄江迁至粤北坪石。1945年1月开始从坪石四散各处的逃亡更为凄惨：“或有女生被强暴追杀，或有男生被酷刑迫害，或被集体拉?浮保?坝薪淌谝月峥鹛舳???撸?斜掣豪先苏摺Ｌ油鱿呱希?械呐?睦系挠椎模?荞谄嗔梗?篮舭Ш穑?阄?油鐾嫉氖稻靶凑铡！?最后逃至梅县立足，抗战胜利后才搬回广州石牌。
1946至1949的战乱，1950至70年代末的连绵不断的“运动”和“革命”，对包括中大在内的中国各大学的摧残，众所周知，不再赘言。
风雨中逆风领航的校长
没有一流的校长，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一个好的现代大学校长，必须在四个问题上有出色的眼光和能力：1，找人，罗致杰出的学者。2，找钱。3，找准学科生长点，并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它迅速成长。4，维护学术自由。中山大学有过不知学术为何物的校领导；但那是极少数。连戴季陶那样鼓吹教育和一切学术都要党化，“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证明国民党的理论和领袖绝对正确的人物，也不能不说“大学之基本价值，终在学术”。可是，现代大学不但要传承学术文化，还要创造和更新学术文化，为此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学术和思想自由。这是世界现代大学的共同准则和生命线。因此，对待学术自由的态度成了是否真正尊重学术的试金石。中山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差距，在当年主要也在这种自由精神和相应的制度上。
辛亥革命后，在连番风雨干扰下的大学，没有出色的校长妥善领航，必然在逆水上行中被撞得遍体鳞伤。
按照上述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下，回顾百年中大，多数校长都有大小不一的建树，而其中有几位在我看来是颇为出色的。
第一位是两次出长中大的邹鲁先生。
从1924年2月至25年11月，筚路蓝缕奠立基础的筹备主任和第一任校长是邹鲁。1932至40年间，他又重掌校政。
首先，他能找钱。成立一年后，广东大学就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成绩：一是规模大，二是经费虽然困难，但比国内其他公办大学则好得多。原因在於他在办校之初就建立了经费独立的机制。大学成立之初，他就给孙中山呈文，要求将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广东士敏土厂（广州水泥厂）时将此厂和北江有关石矿盈利全部用於办学的决定照旧执行，全数拨充大学经费。孙中山在1924年7月16日批准了这个请求。此外，他还争取到把广东一些税收的全部或一部作为广东大学的固定收入，如“省外（指省城以外）筵席捐”、九龙和拱北海关厘费、税契加征、省河（珠江）每包盐加征四角等等，尽管有时军阀扣留这些税收，但基本上是按规定执行的。再加上临时募捐、争取政府专门拨款，经费就大致有着落了。
其次，他知道为了学术发展，应该怎样用钱。有了钱而用之不当，也与办学无补。办校之初，邹鲁就决定将经费的一半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图书，因而抗战前中大在这些方面得以跃居前茅。石牌校区的选定和建设也是邹鲁的一大建树，直至现在，我还没有听说中国有一间大学占地近万亩的，现在的中山大学四个校区面积加起来还没有那么多。
再次，在罗致人才方面，他也不遗余力。为了搜罗人才和图书，他甚至派出专人常驻京沪。董作宾、费鸿年、冯友兰、吴康、许崇清、张云等人，加上邓植仪、丁颖、沈鹏飞、侯过等人都是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颇有建树的人物。他还把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袁同礼挖来主持图书馆的建设。看一间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水平，看看它的图书馆的藏书和管理水平，就能知道得七七八八。听说现在有些研究机构上上下下忙于吃喝，图书馆却基本不买书了，面对先贤，应该汗颜！
当时，国民党正在推行党化教育，疾视学术和言论自由；邹鲁身為国民党元老，又被看作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维护学术自由方面要有所作为，十分困难。但是，他还是尽力而为。例如，他既邀请周佛海讲“马克斯学说”，又邀请谢瀛洲讲“批评马克斯学说”；既请人讲“俄罗斯之挑战”，也请人宣扬“美国教育”；与此同时，他鼓励师生组织各种社团，创办各种刊物，表现出兼收并蓄的胸怀。他说：“我认为学术的进步，要依靠互相观摩，所以自由研究精神的提倡，实不可缺少……全校员生数千人，各种理论，形形色色，无不具备，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我不特许其畅所欲言，而且极力提倡。”
南大学由于它的机制特殊，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避开了中国政治大动荡的干扰，让1927年起相继出任校长的三个华人（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都有出色的表现。钟荣光是岭南的学生和教师，辛亥革命后他是第一任广东教育司司长，无论对岭南还是广东教育都有杰出贡献。而特别令人怀念的是岭南大学最后一任（1948—1952）校长陈序经教授。他承担这个重任时才45岁，已经是有名的学者。他做过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战后，张伯苓打算让他接任南开大学校长。1948，中国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到处人心动荡。他可说是受任于危难之时，可还是在短时间内有大作为：
1．搜罗人才。人们熟知国学泰斗陈寅恪，而把他请到岭南大学的正是陈序经。此外，他还收罗了多少精英？
开创现今国内一流的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是他请来的。语言学大师王力、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姜立夫、古文字学家容庚、测绘专家陈永龄、曾任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的陶葆楷、明史和中国经济史专家梁方仲……他还到北平把全国医学水平最高的协和医学院，把他们的科主任、放射学专家谢志光请来做医学院院长，并把协和其他一些科主任和著名教授陈国祯、司徒展、秦光煜等人挖来了。
此外，他还邀请一大批新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留法的法学博士端木正（文革后领导复办中山大学法律系，90年代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水生物专家廖翔华、数学家郑曾同、政治学家钟一均、历史学家蒋湘泽等等。
我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2．他任人唯贤，组建了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营造了校园的和谐气氛。
3．他是教师的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他的帮助。
4．在筹集基金方面，他也有出色的成绩。
美国岭南基金会的代表富伦向基金会的报告写道：“他重新组建了医学院，它的教职工队伍绝对被视为在中国最具实力的。”“他还加强了其他学院，特别是文学院，吸引了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他增进了校园的学术气氛，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一年，仅仅一年，就有如此成绩，确实展现了著名教育家的才华！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的是分散在各校的岭南人当之无愧的中心，而他努力的是促进他们和新同事合作，促进了广东各大学的稳定、发展。尽管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和南开大学校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他黎明两三点钟就起来读书、写书，八点后再去上班处理公务。几年后110万字的8册东南亚古史研究出来了。有一年西哈努克国王到广州，特地提出要会见陈序经教授，面谢他对柬埔寨历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从50年代到80年代，同全国各大学一样，中山大学的教工同学历尽劫难。学校领导换了多届，在我看来，任职最久和最令人怀念的是冯乃超、黄焕秋、曾桂友三位学校领导。
诗人、作家冯乃超是创造社后期的主要成员之一，又是30年代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51年2月，从政务院人事部副部长调任中山大学党组书记（党委成立后是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直至文革开始，他一直是中山大学实际的第一把手。
看戏，看中国古代小说，一声“刀下留人”！好人得救，十分快意！“铐下留人”，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54年初，全中山大学只有十几个共产党员，我奉命参与发展党员，把当时的教授的档案几乎都看了。其中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好几个教授档案中都有有关部门的逮捕批准书，但是没有执行。我向有关人士打听，他告诉我，是乃超同志的决定；有些是执行逮捕令的人已经到了中大，也给挡回去了。记得其中一位是张仲绛教授。
张教授40年代曾做过湛江市市长，档案中记载的主要“罪行”，是曾下令征讨湛江近郊的共产党游击队。1951年，所有文科师生都要下乡参加土改，理科则参加市区的三反五反。我们经济系一年级学生恰好和张仲绛教授一齐分到粤北的乳源县。张教授是法学教授，顺理成章分配到人民法庭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姓丁，人称丁政委（县委书记照例兼任县人民武装部的政委）。他是长征老干部，但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上级文件靠秘书念给他听。有一天，开全县工作队员大会，丁政委做报告，突然一声霹雳，他声色俱厉地说：“张仲绛，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为什么接受地主告农民！”原来那个地方农民无以为生，当土匪是他们的求生手段之一。当地农民毫不隐瞒这个事实。当有人到法庭告状，说某人抢了他的财产的时候，满脑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授，自然想不到革命是专政，阶级成分不同是不能讲平等的！于是，他接案、立案。结果是张教授被开除出土改队，送回学校处理；加上做过国民党政权的湛江市市长，这就在劫难逃了。冯校长出面阻拦，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但教师就当不成了，被分配到事务科管文具的发放。他做得认认真真，无懈可击。二十多年后，复办法律系，才重上讲坛，教授刑法。
不是说以冯乃超为首的中山大学校领导们没有伤害过教工同学，这里不是世外桃源，全国性的灾难同样在这里蔓延，留下不少血泪故事。冯乃超出生在原籍南海的日本侨商家庭，在日本没有念完大学就回国参加创造社。读过鲁迅《醉眼中的朦胧》的中国人很多，大都知道鲁迅骂过他，但知道30年代鲁迅和他交往后，在文章中公开赞扬“乃超到底是老实人”的就不太多了。他为人谦和，非常尊重教师，因此，当他在外养病回来，发现副书记兼副校长龙潜在肃反中非常粗暴，并且利用职权强买中大图书馆的珍藏图书后，他毫不含糊通过组织把他请回来开专门会议严肃批评，作出详细结论和处分，责令他退回“买来的”东西。在连番风雨的日子里，他做了力所能及的挽救工作，减少了对教工的伤害，从而赢得教工的尊重和赞扬。
他对中山大学的又一贡献是知人善任，放手让黄焕秋教授去处理校务。许崇清校长和冯乃超副校长都是公认的好人，谦谦君子，但都行政能力不强；加上冯校长健康不佳，患过心肌梗死，有点力不从心。1954年，原华南团委书记黄焕秋在“反地方主义”冤案中受到错误的处分，冯校长把他请到学校出任副教务长（后来才提升为副校长、校长），把学校的日常工作都交给他。这位既懂教育，又精力过人、办事干脆利落的一二九运动中涌现的老干部，实际成了几十年间中大的核心人物。校园中常见的一道风景线就是：“焕秋同志”（人们习惯这样称呼他）走到那里，必然有教师或其他什么人同他边走边谈。他家里也经常高朋满座，不是去送礼（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条），而是找他谈工作、诉苦、请求帮助、提出建议。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家里没有电话，于是随时有人会敲门找他，他也来者不拒。于是，校内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教工当作朋友，学校遇到什么问题，他也和你平等交流，将心掏出来给你！
和他一样热心而能干的领导还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曾桂友，这个从印尼回国跑到延安去的老干部，1958年到中大工作时还不到40岁。她兼任过科研处长，钻研业务之快，令人吃惊。她爱说的一句话是：做领导工作要读皮毛专业，你不可能和专家那样精通业务，但什么都要懂得一点，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她和焕秋同志一样，大家和她什么都可以谈，她也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
两人对中大的一大贡献是爱护人才。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78年，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研室主任张华夏，文革中因夫妻团聚，调到长沙电子管厂职工大学教高等数学、电工学一类课程。他想回广州、回中大母校，重新研究他喜爱的科学哲学。我敲开焕秋同志的家门，汇报有关情况后，他立即表示要将他调来。在他支持下，一个星期就办妥了校内和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手续，如果按部就班，根本不可能这样快。调令寄到长沙，张华夏夫妇静悄悄办好一切手续，华中工学院派出请他回去工作的专人已到了长沙，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负责人也找他谈话挽留他。两地都保证一切困难和要求都可以解决。张华夏事后说，如果广东的调令晚到几天，长沙不给办手续，那就麻烦了。他来到后，迅速把中大哲学系的弱项——科学哲学（那时叫自然辩证法）提高到国内一流的水平上，还做了几件影响十分深远的事：
一是力排众议，把广州第七中学教师何博传调到他领导的教研室。何老师后来写出名著《山坳上的中国》。
二是培养出一批以鞠实儿教授为代表的杰出学者。鞠实儿开创了一个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经过几次严格检查，公认这个研究所在国内居于首位。
三是从1990年起办起“马文辉科学哲学论坛”，提倡自由交流、激烈争辩，在思想碰撞中出现一批出色的学术成果。包括杨小凯教授在内的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讲述他们的学术成果。
而张华夏本人在教学上是学生终身难忘的名师；学术上则硕果累累，至今仍孜孜不倦在建构他的哲学体系，在系统哲学领域内，年过七旬的他仍是国内走在最前列的学者。
另一位是历史系的姜伯勤教授，国内外公认的敦煌学权威之一。1958年，他还是学生，却被当作白专典型而受到批判。可是学校领导不但让他留校任教，而且先后送他去学日文、俄文，送他到日本和苏联留学，终于造就出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学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总的说来，各系、各学科的业务尖子可以说无一不受到他们的关怀。他们和教师真诚地交朋友，倾听各种意见，排忧解难，把尊重知识落到实处，减轻了政治干扰对中大学术的伤害。翻阅史料，以教师为友，正是几位优秀校长的共同点。邹鲁先生在他的《回顾录》中写道：“我对于教授，不论他们什么时候来看我，我必随时接见，而他们所贡献的意见，莫不虚心采纳。” 陈序经校长在这方面更是有口皆碑。
喜看薪火相传，世代交替，恩仇泯灭
大学有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归根到底看学术成果和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而这些又取决于教师水平的高低。在中大校园——康乐园中，教师们默默耕耘，许多事迹令人久久未能忘怀。
生命科学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学科。现在的中大生命科学院有学生1289人，其中超过一半是研究生，具有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即生物学范围内所有学科都有博士授予权）和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这样繁荣的景象，是薪火相传、世代交替的成果。举例来说吧，陈序经把廖翔华教授请来，这就开创了岭大和中大水生物研究的新局面。他的学生林浩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据说多种多样的鱼上了老百姓餐桌，就与他们的成果有关。
人们曾经悲叹，由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等老一代史家开拓的古代中国研究的优势在中山大学消失了。可以告诉你一个现在可以公开的秘密：刘节先生被迫停止授课的1956、1957年，就偷偷开设古代文献班，邀请一些优秀学生到家里认真学习中国古代文献，从而为姜伯勤等新一代史家脱颖而出加了一块坚实的基础。而以桑兵教授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研究者已经跳出桎梏，在学术层面上扎实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历史人类学等一些新学科正在这里成长。
再看看中文系吧。1957年的“反右派”，把詹安泰、董每戡等名家被划为右派，给中国文学研究沉重一击。不过，在王季思先生带领下，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硕果累累，黄天骥、黄仕忠等薪火相传。吴承学教授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崭露头角。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古文字研究也后继有人。更令人欣慰的是后来者勇于开拓开出了新的课程。李以庄老师在1980年就开出电影艺术课，他的讲稿《电影理论初步》出版后，中国电影家协会艺术研究部和夏衍等权威人士都给予很高评价。而她为了专心进行学术研究，摆脱有些人故意制造的干扰，53岁便申请提前退休，十年磨一剑，终于成为公认的香港电影史的权威，有关的总结性的专著也快脱稿了。进入21世纪，艾晓明教授则率先开出女性研究课程，召开研讨会，开展一系列有关活动，使中山大学女性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重镇。
哲学系的世代交替更为引人注目。90年代末，黎红雷教授出任系主任，在学校支持下，引进一批优秀教师，形成了六大导师为支柱的强大阵营：刘小枫（宗教学），鞠实儿（现代逻辑），倪梁康（现象学），张志林（分析哲学），翟振明（伦理学），陈少明（中国哲学）。而老一代的优秀教师张华夏、冯达文等教授宝刀未老，还在开拓前进。管理制度也大胆革新，抛弃了苏联传来的教研室。几年间全系面貌一新，已经成为国内最顶尖的哲学系之一。
在世代交替中，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也在泯灭。历史系的教师既编出高质量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也编辑出版了颇为齐备的《陈炯明集》。如果你再细心观察一下，在靠珠江边上的校园里，有一座叶葆定堂，它是当年领军包围总统府、冀图捉拿孙中山的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公子叶葆定先生捐资建设的。
维护正义法治的风骨
现代大学肩负文化更新的重任。如果校内正气不升，教师没有道义责任感，要持续不断地推进文化更新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培养学生的正直人格。中大的一些教工同学没有辜负众望，在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有人挺身而出，维护正义。
1947年，当国民党政府粗暴地镇压和平示威的中大学生后，为了表示对有法不依的国民党政府的愤恨，法律系的同学来到孙中山铜像前，在“六法千古”的横额下宣读《为焚烧六法全书哭总理铜像文》，然后把《宪法》和当时全部法律的结集《六法全书》付之一炬。这篇哭总理文写道：“呜呼六法，坚不及石头，力不挡木棍刀枪……爱国善行，竟至被絷。”“恶法加厉，善纪不立，下虽守法，上则无律，一纸手令，六法收拾……教授学生，视同蚁蛰，人间何世，命不如物。”它铭刻着中大人维护正义、法治的浩然正气。
1949年7月23日，国民党军警闯入石牌校区大逮捕，150多师生员工被捕，其中教授七人。在各方强烈抗议下，大部分师生陆续被释放。到国民党逃离广州前一天，理学院院长徐贤恭教授和中文系王起教授挺身而出，出面保释，加上暗中送给法官一大笔钱，洪斯溢、赖春泉两位同学才从虎口中逃生。
从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家、哲学家纷纷放弃自己原有立场，创造性思维视为畏途。1954年以后，所谓思想批判连绵不断，57年的反右派和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如暴风骤雨，压得人们直不起腰来。但在康乐园，正义未泯，一些教授采取各种方式表示了对这些粗暴摧残的愤慨和蔑视。当大字报铺天盖地指向教师之际，古文字专家容庚教授直截了当说：我是野马，是鬼锁！表示决不接受羁绊，也不可能改变内心世界。而先师梁方仲教授则轻蔑地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董每戡教授赋诗明志：“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2003年，一个无辜的大学毕业的青年孙志刚在所谓收容站中被活活打死，艾晓明教授立即挥毫声讨：“为什么在执法机关会有虐待狂？是什么样的体制一直在纵容这些虐待狂？如果法律的权力落在虐待狂手里，谁最容易遭受飞来横祸？” “任何人都不应该承受暴力侵害，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真正的无业游民，每个人，无论年龄、性别、身份、种族、地位，都享有生存权。我为孙志刚喊冤，不是说如果是民工死了，就不值得喊。不是的，喊孙志刚冤枉，是以他为例，把收容制度的弊端暴露出来，使更多的人，无论什么人都不再受到侵害。”《南风窗》半月刊设立的“为了公共利益奖”， 2003年度授予她“良知奖”，可谓实至名归。
不能忘记的传统——国际化
中山大学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传统是国际化。从草创时期开始，岭南的教师主要是外国学者。1903年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也主要由日本教习执教。而广东大学成立之初，就设立专门的海外部主持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事宜。学术没有国界，中国是一个科学、文化落后国家，如果没有这一条，不可能办成一个高水平的大学。
这一条是收到显著效果的。钟荣光本来是举人，1900年（一说1899年）开始，他在岭南学堂任国文总教习，但他同时在预科读书，学会英文，修完其他课程，1905年毕业后，又到国外留学。1927年他成为岭南大学校长，主持校务十年。岭南和中山大学很多优秀教师都是把优秀学生或教师送到外国去培养出来的。
说起陈炯明，人们会立即想到1922年6月16日粤军炮轰总统府事件，认为他是反对孙中山的。其实，在此之前，他是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粤军的总司令，是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在广东政坛上非常活跃。1909年广东咨议局成立，陈炯明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并被选为常驻议员。他在咨议局的发言和提出的各项议案水平都颇高。支撑他的知识从何而来？除了中过秀才外，他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而在1908年以最优等生资格毕业。他在广东法政学堂学习的两年，主要课程都由日本教习执教，教的是现代法律和政治知识，从而使这个学堂的教学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这就是国际化的成果之一。
珍惜声誉，记取箴言！
80，99，有辉煌，有挫折。任重道远。中山大学应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应有贡献。这需要校内校外各方共同努力。中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在图书、设备、人才等方面固然相差很远，更大的差距恐怕是精神和制度。著名哲学家詹姆士在1903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说：“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哈佛意味着许许多多，她是一所学校，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81，100，从何起步？请记住这个箴言！
2004年11月10日星期三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12日星期五，作者授权燕南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