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需要进一步聚焦到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而这不仅要靠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之间的差异，选取好改革的切入口和关键点，审慎、渐进、坚定地推进整体改革取得成功。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全方位崛起和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重大战略机遇，另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自身内部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亟待解决。在这样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如何选择未来转型之路，已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和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命题，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联动改革和综合治理，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到底为什么要转型、中国经济转型到底转什么、中国经济到底怎么转型等问题，却是众说纷纭，仍有很多误区和混淆不清的地方，需要在学理上进行系统梳理。为此，需要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难点与未来之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弄清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演化过程及其路径。
把握中国经济转型内涵特征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转型都脱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目标模式和转型的过程方式。以此来分别检视过去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转型，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共通性。
其一，从转型的初始条件看，1978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背景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扭曲，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已经暴露无遗，而以往依靠行政性分权方式来纠正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同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尽管经过了1977年和1978年的恢复性增长，但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并没能在短期内得到很大的改观，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内外巨大落差使得人心思变，不改革无法生存，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此成为上下共识。
其二，从转型的目标模式看，由于受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及计划经济思想所限，再加上没有先例可循，1978年中国经济转型其实一开始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路线图，所采取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是一种“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才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进而再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是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同，后者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
其三，从转型的过程方式看，1978年中国经济转型路径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经济中心主义和单一的经济改革。这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政府治理理念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二是渐进性。它不是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实行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大爆炸式的、休克式的激进改革，而是依赖于一系列逐步的、渐进的转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全面考察，中国经济转型最初的现实考虑是由于初始经济禀赋和财富水平过低，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不可能进行一步到位的全方位系统改革，并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计划经济对于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政府和大众对所谓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等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的确认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经济改革优先推进，通过试错、试验、试点等方式进行探索进而确定适合自己特色的道路正确转型发展路径。今天来看，中国依然是沿着这条路径在走，尽管会有所波折。这样的转型及其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与中国的国情和阶段相适应的，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方式选择和发展成就取得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是中国独特的吗?笔者认为，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其根本原因不外是推行放开和开放的松绑放权型改革，让个体充分发挥作用。当然，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还包括实行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地方政府分权、鼓励区域竞争及采用渐进改革以实现体制平稳转型等，特别是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条件下的改革推动发展，发展让老百姓获利(松释了参与性约束条件)而促进稳定，从而创造了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些才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
据现代经济学特别是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中外各个不同转型经济体这么多年来的实践，我们大致可以对经济转型的实质内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经济转型不仅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所热衷讨论的经济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模式、经济运行状态的转换，这些都是转型的结果，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内涵。经济转型的根本是体制机制的转型，本质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核心是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的合理界定问题。
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转型现面临的问题与难点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容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其根源是政府权力过多，公共服务过少，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过度所致，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其实质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必须深化和进一步改革，需要通过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建立有效市场和有限政府。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现代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告诉我们，在政治—经济失衡的体制转型中，往往会存在政府的公共权力及其衍生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逐渐衍化为一种设租、寻租的能力，与市场中资本的不当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这种关系在体制转型中不断自我强化，使得权力—资本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和壮大，导致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进而有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是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曾经遭遇过的问题，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模式似乎更严重。
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的制约，政府官员手中权力过多、过大，公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性。现实中出现的所有贪腐大案、要案以及腐败基层化等问题，无不告诫我们此点。这种滥用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腐败，还有垄断和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目前，要素市场、基础资源市场基本上被国企所垄断，形成对民企的挤出效应，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很多民营企业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倒闭。企业家跑路潮、移民潮等等，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突破这种体制桎梏缺乏信心的表现。
实际上，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曾经说过，中国“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现在看来，这一论断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并且这一问题越来越紧迫。
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尽管几乎所有的家庭和个人都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获利，生活大大改善，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怨气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一旦进入到小康社会，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老百姓更在意政府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情况。一方面，尽管政府管理的范围非常大，但是其重心在发展经济上，没有很好地履行其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将其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城乡收入差距、贫富收入差距的鸿沟也有拉大的趋势。此外，还存在着由社会结构和阶层日益刚化、缺乏社会流动性而造成的起点不公、机会不均等问题。
机会不公、社会保障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有序。没有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公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公平条件将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无法实现，一个社会结构固化、社会流动停滞的社会也不可能充满活力。
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及其导致的问题。这里，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文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而不是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考察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都是相互关联的，政府的强制性治理和市场的诱导性激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规范、规则意识和价值观。如果能导向正面，就会大大降低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
以社会诚信为例，之所以诚信未能在当今社会广泛建立，没有发挥激励作用，其根本原因就是市场体系没有完全规范，信号机制、信息机制和舆论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究其根源无不是由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以及政府角色的错位、缺位和越位造成的，而其背后则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非均衡的体制转型。特别是政治—经济失衡的体制转型使得既得利益格局中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将某些有利于其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定型化，将既有的发展路径锁定，使之出现改革的共识减弱，改革的勇气缺乏，改革的动力下降，改革的难度增加等问题。与此同时，许多反对改革的也很可能是做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或由于既得利益被改革触动，当然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情绪，政治上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改革动力和改革勇气。这就是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最大难点和艰巨性所在，改革是需要大智慧和冒大风险的。那么，怎么走出困境?需要国家、政府、政党发挥特有的权威、核心作用，在改革方面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让上下形成共识，认识到危机，有步骤、有理念地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和综合配套的整体改革。
目前，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中国整体改革中的短板，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因此也难以深入进行。如果传统的单一经济改革和发展路径不能突破，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问题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
面临经济发展驱动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亟需调整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仅仅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以避免偏离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之举，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中国从外需、要素驱动向内需、效益和创新驱动转变的必然之举。当前，一些过去曾经支持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增长的优势和动力正在衰减。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199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等关键的改革时间节点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几次重大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也面临边际收益递减。经济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很多过渡性制度安排、阶段性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就要面临考验。如果不能适时作出调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将面临严重障碍。
从外部看，外需红利已经不复如从前。当前，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连环负面冲击下，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执政者出于政治考虑，促使投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中国长期受益其中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正面临政治因素的掣肘，此其一。其二，尽管从长期看，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逆转，但是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深刻调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完成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中国制造业产能已经开始向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区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国家转移，但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很好地扭转过来。
从内部看，要素红利面临趋势性衰减。长期以来支持中国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经济效益、低劳动力回报、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是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资源的相对富余，但现在这些层面正在逐步收缩成为紧约束。特别是中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巨大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的紧迫性越来越强，但是这种驱动力的转换也面临着政府角色错位、缺位、越位的阻碍，市场在提升效率、激发创新上的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未来之路在于全面改革和综合治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正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和关联。因此，中国经济的深层次转型要求改革必须也能够超越现有经济层面的单兵突进，转而进入到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全面改革推进阶段，这需要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的市场制度和有限的定位恰当的政府。有限就是恰当，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因此，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必须要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产阶层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公民权利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逐渐觉醒，转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压力会逐渐增大，及时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审慎、扎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改革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路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任何违反既有制度生态系统完整性而进行的盲目制度移植都是有很大风险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实践显示，由于政治体制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其变迁成本是非常大的，必须坚持审慎、渐进原则，但是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不能动摇，并且要找准切入口和有实质性措施。
由于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所以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此，政治改革，不妨先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大力推动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无所不在的“有形之手”放开了，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才能得到深入，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是可期的。
第二，社会体制改革可以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利条件，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为抓手，通过完善社会政策实现包容性发展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应该尽快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方案措施。政府要下大决心从国企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将大部分税收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让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其次，应该提高税收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不过，要有一个度，避免出现像欧洲由于福利过多，造成巨大财政赤字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必要的社会救济制度，而不是像美国现在实施的现支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是西欧、北欧国家的那种高福利政策。这是因为，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看，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可能将会破产，届时美国政府面对的将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在福利非常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高福利培养了劳动者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也使得原本勤奋工作的人容易失去努力工作的激情。
第三，文化体制改革可以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价值指向，以高等教育为载体，加强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建设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口。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非常强调文化在解释制度和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对为什么同一制度在不同文化经济体中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做出了各种解释。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非常深远的。
发展市场经济如果过于强调指向现代化的工具理性，而忽略与现代性有关的价值理性，则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问题，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崩塌，一个高度撕裂、断裂乃至溃败的社会无法成为和谐社会。毫无疑问，大学不仅仅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而存在，也承担着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角色，应该成为人类精神资源传递和知识创造的殿堂，成为努力用思想和价值呼唤社会良知、引领社会前行的精神家园。那么，当下中国的大学如何才能真正履行好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呢?无疑，只有遵循陈寅恪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针，大学才能真正成为文化创造创新的前沿阵地，乃至成为推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尖兵。同时，既然要求大学成为社会创新的基础，政府就应该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导下维护大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高等教育中引入“松绑放权”的改革，与大学保持“一臂之距”。从而，才能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知识分子更具有使命感，道义感和历史责任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无疑应成为我们始终不懈努力的方向。
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经济体在其转型过程中，无疑会遇到许多前人、旁人没遇到过的风险、困难和挑战。何以应对?唯有改革。客观而言，当下的中国经济还缺乏市场化改革全面成功所必需的一些制度环境包括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环境，还需要更加积极正面的改革动力、决心和勇气。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需要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跟进，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必将进一步引领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另一片广阔天地。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家达到大治，经济社会得到和谐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来源：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