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推动下迅速到来的，是在一种理论不足的情况下勃兴的。尽管发展很快，但也走了弯路，有些代价是历史性的。城市建设是综合性的、长期性的和整体性的系统工程，所以城市规划建设决策失误的代价，比一般的决策失误代价要大得多，纠正也困难得多。只有用城市科学指导城市化才能够减少和避免弯路。在写作《湖南城市史》的过程中，对城市和城市史的理论做了一些思考，梳理如下：

1、城市的本质。什么是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城市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地域。科特金说，“城市是从自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人类家园。”[1]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说过： “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2]。“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3]然而城市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城市这种复杂性给人们认识城市、建设管理城市以及论述城市都带来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能够抓住城市的本质，就抓住了认识城市的线索。如何从本质上把握城市，这是认识城市的难点，也是写作城市史的难点。对于城市本质上是什么，学界一直十分关注。 “是整个城市社会与城市空间的对立统一。”[4]“城市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空间研究。”[5]这些概括的共同点是，人是城市的主体，人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创造的客体。城市的本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环境，是人群生活、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载体。城市的本质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人文与物质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类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统一。城市与乡村承载的都是人类社会，不同的是，乡村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的空间里，城市里的人群是居住在人类营造的空间里。我们说到城市的时候，既可以指城市的社会，也可以指这个人类营造的城市空间，更多的是指人类与城市空间融合的共同体。

2、城市的特殊意义。把握城市就要认识城市的特殊性，认识城市特别的意义和功能。城市从乡村里分离出来就产生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也决定了城市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同。城市具有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在于它的聚集性、空间性、综合性、公共性和中心性。

聚集性是城特性的集中体现。人的彼此需要使人类不断的聚集，城市就是人类的聚集地。聚集性是城市与乡村的根本区别，也与城市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我们讲到城市首先就要讲多少万人口的城市。聚集满足了防卫和治理国家的需要，满足了产品交换和人际交流的需要。人类在城市的聚集并不是人口简单的相加，而是新的生产力和文化力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的生产，新的能量的聚集。聚集是新生活的推进器，是新文明的生长点。人口的聚集使需求增长、生产扩大、分工加深、合作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扩大导致交换的频繁和扩大，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增长。聚集使更多的人从体力劳动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专门的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脑体分工展开，文化消费增长，文明大踏步前进。我国从唐宋以来，城市发展较快，经济和技术，文化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的发展也非常快，带来了文明的高峰。这些新的文明，又表现为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内涵，如此往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城市的强大功能。人类一些落后的部落，由于没有进入城市生活，也没有跟上人类文明的脚步。

空间性是指城市人造空间的特性。人造的空间是城市的自然性质与人文性质结合的集中表现。城市空间是一种物理和物质的空间，但是它是特殊的空间，是按照人的需求被营造出来的。在城市，地理条件的认识和运用，气候生态的适应和改造，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城市功能的完善，都是人的意志、知识和经验的体现。城市空间是新的人化的自然，人类文明在这个空间递增和发展。这个空间，既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也不是单纯的人群社会，而是二者的融合，文明的结晶。动物为了生存，也常常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但是它们没有营造新的家园和新的环境。乡村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很大，但作为人造的环境，特殊的环境，能动的环境，城市对人类的影响远远大于普通环境。人类在建造、改造城市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新家园的同时改变着自己，创造着新的人类。研究这一点是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城市是人类创造的空间，它可能会存在人性的弱点，城市会犯错误，糟糕的城市会将人置于困境，甚至变成人类的包袱，人间地狱，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失败的城市，成为文明史上的过眼烟云。

综合性是城市重要的性质和优势。城市可以综合各种要素，又可以产生新的综合功能。由于城市的空间性和聚集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各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被集中到一块狭小的土地上，不同族群、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人们被集中在一个紧密的空间里；城市的各种属性、各种功能融会于城市的有机体内，使城市具有综合性。综合性使城市的各个部分、各种属性互相有机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综合性既加大了分工和也增进了合作，是城市的各个部分彼此无法分离，使城市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一个协调运转的有机体。各种结构的合力使城市具有了整体性、同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城市的复杂性综合性要求城市的具有科学和理性，好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是这种科学和理性的体现，廉洁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能使城市功能逐步完善优化并与时俱进，才可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体现城市的优势和魅力。

公共性是城市发展带来的重要社会意义。城市的综合作用在社会方面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性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公共秩序趋于完善，公共服务逐步增加，公共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市场和法治为大多数人接受，市民人格和权利的平等成为趋势，城市市民社会终于形成，民主与自治成为最终选择。公共性是城市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工业化时代，市场、法治和民主成为主流，市民的参与程度、文明程度和自由与自治的程度都空前提高，使城市充满了活力，高歌猛进。城市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城市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城市自治是民主的开端，城市与民主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公共性的发育程度是近现代城市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根本区别；在世界范围内，是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重大区别。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夏、农民进城，还应该包括城市管理体制的民主与自治。

中心性，指的是城市与周边乡村、集镇和城市的关系。城市既受到周边这些地域的支持、供给和滋养，又服务、辐射和带动周边的发展。大的城市带动作用较大，对话交流的层级较高。小的城镇直接带动乡村。城市是政治治理的网络上的枢纽，是市场网络上的枢纽和文化风尚传播网络上的枢纽。城市网络把整个社会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城市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催生了国际性大都市和大的城市群，他们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与日俱增。

上述城市的特殊性使城市成为城市。但这是城市的普遍规律，因时代、国家、文化、地域和民族等不同原因，每个城市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人类正在走向城市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人类终将走向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即使是新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的意义和优势仍将存在并且发展。

3、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是人创造的，是人享用的，是按照人的需要发展变化的，人的需要是城市产生的根源，人的需要是城市发展的永动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变化的，是阶级的和民族的国家的，归根到底是社会的，是与城市成为一个整体的。所以市民的需要是经济、文化、道德和秩序等多种需要之和，不同民族、性别、团体和利益群体等多族群需要之和，个人、家庭、城市和国家等多层次需要之和。除了与农村人相同的需要之外，城市市民需要的是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人与城市，城市社会与城市物质空间，城市本身与外部条件的矛盾运动，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

影响城市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发展以及二者关系的因素，可以分为相对的常量和变量，常量指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等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城市在宏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城市外部制约城市的发展，国家和区域对城市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例如，国家对某个城市防卫方面的需要，使之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经济需要或经济优势促使某个城市成为国家或者区域重要的经济枢纽和发展极；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某个城市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等等。变量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具体历史事件、政策、人物等短期起作用的因素。例如一场战争可能使某个城市衰落；一项重要的变革可能使某个城市复兴等等。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应是以经济、人口、社会结构、文化等历史的深层运动为对象，这种运动是潜隐的、慢节奏的，常常是周期性的，但决定着历史的总方向。长时段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运动为对象。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他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而长时段即“地理时间”，指长期稳定或变化缓慢的各类“结构”延续与发挥作用的时间，如地理、气候、生态环节、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它在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一系列的部分的集成、一个框架，同时它又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一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抗拒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就决定了历史的流动”2。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提出的“时间”和“结构”等重要概念丰富了历史理论。

城市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加之人的利益和观念的不同，又由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所以城市里人的需求往往是彼此冲突的；协调这些需要，使这些需要形成合力，推动城市发展，还是让彼此冲突的需要抵消甚至产生负面作用，构成了城市兴废变化的基本动因。人的需要推动城市进步，进步了的城市又培育出新人。这种互动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能动关系，是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城市与人的关系，是城市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在城市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那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讲，是综合决定论，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状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不同的。何一民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作者给政治行政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定义如此，“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也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也越小，发展速度就越慢”。[6]他认为政治行政推动力是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他分析了三条因素，“首先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7]。我们在研究湖南城市史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古代湖南城市，政权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湖南的经济对城市的作用加大，城市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力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行政力量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城市的结构与城市史。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我们描述城市发展过程几乎要涉及和运用全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和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哲学、宗教、规划、建筑等等学科。我把城市解构为六个子系统，即自然的地理生态系统，人为的规划建筑系统，政治的防卫管理系统，经济的生产交换系统，社会的的制度组织系统，精神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六大系统彼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彼此渗透，互相影响，难解难分。

那么城市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广义上讲，城市史研究城市的历史，但城市史最具有城市意义的对象是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这里我用了一个概念，最有城市意义。什么叫城市意义？即与城市关系最密切、最具有城市属性的东西。换言之，城市的空间意义、社会意义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城市的空间意义包括两个大的方面，是自然环境和规划建筑；社会意义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两个大的方面都不可能单独阐述，总是在相互关联中认识和把握的。城市研究专家卡斯泰尔在其代表作《城市问题》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8]

隗嬴涛也指出，“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9]所以我认为，城市史的研究对象除了城市里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还包括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二者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这是城市史与地区通史和地方志的根本区别。都是研究区域社会发展历史，地方史忽略了城市物理空间的发展过程，地方志忽略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互动过程。

总的来看，城市文明分为物质和人类两个层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城市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分为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注重城市的规划建筑、景观形态，偏重物质层面，算是城市的硬件；另外一个是文化的、精神的、社会的方面，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的软件。在城市软件的研究中，又分为文化和社会两个视角。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创造了的优美舒适城市环境和绚丽多彩的城市景观，并创造出了许多不同文化的、不同风格的、永恒的伟大建筑。L.贝纳沃罗的《世界城市史》着重从规划建筑的角度来讲城市，他以大量图片和文字叙述著名城市规划建筑发展的历史，展现这些人造的建筑和景观凝聚的人文精神，以器载道，由物及人，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10]芒福德则侧重文化，兼顾两个层面来讲城市，正如他在《城市发展史》序言中总结的，他“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11]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宏观纵论、严谨深刻，勾勒出经典美丽的人类城市发展历史画卷。[12]

5、在城乡关系中把握城市。城市是与农村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在处理与农村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

有城市就有城乡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把城乡割裂为两个世界，城市明显优越于乡村，城市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起源或标志。英语和西方大部分语言中的“文明”一词，来自与拉丁文中的civitas一词，意为城市，城市之外则是蛮荒之地。但是传统中国的城乡差别并不十分明显。自耕农为主的自然经济，氏族传统的宗法社会体系和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形成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比西方要密切深刻稳定得多。

文化上，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氏族村社以农村载体。以至于城乡界限往往很不清楚。马克斯.韦伯注意到“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家庭和原籍村庄，在那里有他的宗祠，在那里有他的精神寄托”。[13] 乡村和小镇是祖庙祖坟所在地，是文化宗教的发源地，是民风习俗的温床。乡村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归宿，真正的安全

所在，所以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小难避城，大难避乡”。对读书人和老百姓而言，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城市是衙门和官府所在地，是诉讼和纳税的地点，是商人和市井之徒集中的地方，偷窃、欺诈、娼妓和赌博多发生在城里。在中国重农轻商，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这些都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司马迁曾引汉文帝时百姓“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14]作为汉初时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志。到了 17世纪时的顾炎武还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15]。“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是耕读传家、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城乡对立或城市的特性、自立地位，与中国迥然不同。”[16]同时这种中国城乡关系的特色又导致了中国城市的相对封闭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重要原因。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市地位有所提高，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才普遍形成。

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中国的农村，广袤的乡村本身是小的聚落，拥有千年的历史，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乡村优秀人才在飞黄腾达于城市后，便在暮年落叶归根于乡村，有众多名人雅士在乡村也有自己的寓所。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土壤、根子都扎在村社文化之中，那些星罗棋布，历史悠久的村镇，是承载中国文化的粒粒明珠，要好好爱惜和保护才好。

经济上，自古以来广大农村乡镇甚至墟场、集市承担了农副产品的交换的功能，减轻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交换成本。中国农村的墟市是市镇的胚胎，和市镇一样是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很多市镇由此成长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施坚雅、牟复礼（Frederic Mote）等人有关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中国城乡差别不明显。他们称之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即我们现在说的“城乡一体化”。[17]中国古代城乡一体化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千万不要当作落后的东西全盘否定。城乡一体也是湖南的特色，应该倍加珍惜。

中国城市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争论不休。其实两个说法都不确切，应该做的是，大中小城市有机协调，贯通区域，连接城乡，建设从小城镇到大都市在内的各种层次的非农业性人口集中的社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才是真正的、长远的、可持续的保护资源和环境，城乡一体化才是高层次的的城市化。

6、区域与城市体系。区域包含三个方面概念，一是地理区域，涉及交通状况，战略位置；二是行政区，涉及郡县治所、军事要塞；三是经济区，涉及重要经济资源、人口资源。地理区域是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物质基础。例如，古代湖南由于交通主要依赖水运，城市体系和江河流域密切相关，城市群体坐落于自然水系之中，形成了政治的防卫和治理的体系和经济的物资交换的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叠的，郡县治所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治所因政治原因转移或者撤销的时候，经济中心也随之衰落。湖南在这一点上十分明显。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和社会变动时期，治所和经济中心可能是分离的。一些边疆要塞，经济上的重要始终比不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占主导地位，经济体系处于从属地位。到了近代，经济区域的概念重要起来。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例如近代的上海、重庆等。湘江流域的城市群，在古代防卫治理的意义大于经济交换的意义。施坚雅在他的中国城市大区域研究中指出，到了明清之际，湘江流域的经济纳入了中国九个大经济区内。作为湖南地区的城市发展史，我们将描述湖南地区城市体系的变迁，区域城市体系演变的规律。研究湖南区域内城市的数量、规模、品质、布局、特点和相互联系等等。

施坚雅是关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学者。王旭和赵毅指出，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提出以自然地理、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联系为标准划分中国的区域，打破了以往经济史研究以行政区划确定区域的框框；区域发展周期论提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又突破了传统的王朝更替周期论，施坚雅所强调的是区域是有序的整体，有其自身结构、发展逻辑和规律。特别是把孤立的城市史、地方史置于区域发展的宏观背景，会有利于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发现和认同，与补充。

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史，通过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而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史乃至中国的历史结构，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有益尝试。因为城市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投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把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活动联结为一体的指挥部”，各级城市（中心地）是通过经济贸易网络联结城乡，进而把区域构成不可分割的有序整体的不同层次的中枢。区域城市化水平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施坚雅对区域中2千人城镇至区域性大城市的区域城市一体化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总体考察。宏观区域学说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区域发展周期论则强调了区域差异性;“核心一一边缘”论着重审视区域内部的差别，“等级—规模”论则侧重区域城市一体化程度的探索[18]。这些在理论上都有启迪。

当代城市体系最重要的发展是城市群的兴起。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19]城市群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特定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空间里，以区域网络化组织为纽带，由若干个密集分布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区域系统。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城市群落集合体，是这些城市城际关系的总和。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发展城市群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长株潭城市群构想和建设对湖南城市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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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科特金著，王旭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 转引自鲍宗豪等著《城市的素质、风骨与灵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

[3] 纪晓岚：《论城市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1年。

[4]吕勇：《城市史研究述评: 意义与方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5] 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参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8页

[6]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 》，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7]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 》，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56页。

[8]转引自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9]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10] [意]L.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2000年。

[11][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文第一版译者序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2][美]科特金著，王旭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3] Max Weber, The C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81-82.

[14] 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

[15]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人聚”。

[16] 刘石吉：《传统文化的据点——城市抑或乡村》，见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

[17] 转引自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8] 参见王旭、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19] [法]戈德《大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1957），转引自王国平：《城市论：以杭州为例》（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刊登于《书屋》杂志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