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说需要国家认定，说明国家在市民眼中成为了信仰符号。具有象征意义的2012年尚未过去，特别是中国的改革瓶颈尚未通过。在国家几乎等同于信仰对象的时代，有关末日的言说还没有真正过去。
也许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才被大加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同时触及了法兰西与中国两大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托克维尔“政治革命即是宗教革命”的命题，深度揭示了旧制度及其旧信仰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
一晚东方夜新闻报道，记者采访一位上海大妈，问她相信不相信世界末日。老阿姨一脸淡定：“这个国务院又没有发通知咯，个有啥好相信的啦。”末日说需要国家认定，说明国家在市民眼中成为了信仰符号。
从时间上来说，2012年12月21日的末日言说已过去，但具有象征意义的2012年尚未过去，特别是中国的改革瓶颈尚未通过。特别是在国家几乎等同于信仰对象的时代，有关末日的言说还没有真正过去。也许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才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大加关注。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无数论著之中，托克维尔的独特之处是，指出政治革命与社会动荡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统治者与社会民众最后都被革命所吞噬。对此，有人总结为“托克维尔定律”：所谓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之时，并非在其最邪恶之际，而是在其开始改革的当下。
陈寅恪曾说，西方社会中以法国人与中国人最为相似。正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言，法国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会、宗教的革命。“法国革命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革命”。因为宗教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革命成为一种宗教，替代了固有的宗教成为新宗教，而企图用新宗教改造整个传统世界，创造一个激动人心的现实乌托邦，则是大革命的正当性结局。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具有如此特点，正是因为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从政治到社会、从宗教到人心、从信仰到权力，热衷普遍性的理论，一股脑儿统统被革命了。其结果是，“大革命的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不是完善的宗教，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着整个世界”。
比较中国革命，无论是传统的汤武革命，还是20世纪的现代革命，与法国革命近似，其现代革命可说是两种革命类型的奇妙整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同时触及了法兰西与中国两大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托克维尔“政治革命即是宗教革命”的命题，深度揭示了旧制度及其旧信仰与大革命的内在关系。
传统中国的汤武革命，内涵有一种极其深刻的信仰模式，这就是顺天命、应人心，进而基于天命人心的顺逆关系，建构了“受命”与“革命”的信仰模式、中国传统政治信仰的核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芸芸众生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受命”信仰，同时又呈现为天命平等的理念，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精神在中国信仰中根深蒂固，人人都能“受命”当皇帝，也能够“革命”推翻坏皇帝。
这种革命传统，促使“信仰”在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既与宗教相关，亦可与宗教无关。革命几乎就是中国信仰的建构主体。中国之“信仰”一词，为此承载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建构了中国信仰最难以把握的政治内容。百年之前，中国有“汤武革命”的信仰原型，此后历朝各代无不引证这个“革命”的信仰故事；百年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变迁巨大，却也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汤武革命”及其天命信仰的内在逻辑。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暴力革命形式打破了“天命式的普遍王权系统”，翻天覆地，终极打破。继承着汤武革命及其信仰模式，辛亥革命之后那种曾经替代了朝廷重建的政党政治，很快就向“革命党”转变，厌弃了议会政党制度而转向革命政党体制，以孙中山提倡的“主义信仰”作为革命信仰，使“主义信仰”成为“革命信仰”的最好象征与神圣化符号。
辛亥革命经由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圣人正义观，建构了一种与国家建构同步的信仰建设。辛亥革命因此也能被视为一种新的信仰革命，如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一个宗教社会现象那样，社会及其基本概念直接地、不加任何美化地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崇拜对象……纯属世俗化的东西被革命变成了神圣的东西。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过是革命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深藏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清王朝“天命”被革除（革命）及其信仰的转型，才是20世纪中国变迁的真正意义所在。以此为基础，辛亥革命后由此呈现了议会政党体制与革命政党制度的区别：一是民主议政，多党竞争；一是主义信仰，领袖崇拜。它说明，一个新的政党或新型国家形式得以建立之始，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新的信仰得以建设之时。它是全方位的、社会整体的大革命。
这种信仰建构的努力与趋势，早已取代了汤武革命的天命信仰，以一种将被重构的权力秩序，致力于人类的救赎。这种学说尽管没有一个超验的信仰对象，但通过对现世追求那些现世之外的希望，它已从政治革命、宗教革命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宗教建构。它的本质，是一种以人本主义自我神化为中心的信仰革命，以革命体现天命，理性主义为宗旨，以信仰建构国家，圣人正义改变为革命正义。如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出的那样，“人们曾猛烈地攻击现存宗教，但是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
辛亥之后，1923年底，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曾经有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己承认信仰某种主义。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热情丝毫未减。如果他们不研究主义，不信仰主义，就会被说成是书呆子，时代落伍者。主义越新，对年轻人越是具有吸引力。
诚然，这种信仰的革命，常常不直接以宗教的名义来展开，而是以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灵魂的革命，甚至是以国家的革命来替代、进行的，始终是基于真理、人道、新社会来讨论信仰与宗教的。从梁启超“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以及“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以及青年毛泽东主张“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就是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信仰革命。唯有信仰革命，社会与政治革命方才完成。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以及百年中国由议会政党变为革命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重大变迁过程。
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