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年纪与我相仿，而且非常的好学，故此我们就逐渐成为了好友。说起与他的相识，其中不乏另外一位在复旦大学深造的同仁P君。因为P君，才有我们的相识，进而才有每次回来都去坐一坐，聊一聊的可能。

其实，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和我年纪相仿却在茶叶店里打工——给他的一个亲戚开的茶叶店里出售茶叶。这样的年纪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却只能在茶叶店内读书和学习，十分可惜。如果有客人来买茶，却又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书本，去招呼客人。

当我这次去的时候，屋里里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书，据他说是朋友送的。这本书说来也巧，怎么偏偏就是书的背面朝上？其实不难理解，从与他的这三年多的交往中我能够感受到他略微的自卑感。故此，一本《哲学之树》也就被这样“掩藏”了起来。我问他，近来有何打算？他的回答略带笑意，说，准备在本科读完之后（函授）去考一个硕士研究生。我说，那也挺好的。

二

我每次过去，他的手中都会有一本书，据他说这些书往往都是朋友送的。但是无论是别人送的，还是自己买的，只要自己好学，我都觉得这是一种优秀的品质。特别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主动学习的人来说，更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当然，他的这些书中也有一本是我亲自送上的，勒庞的《乌合之众》，其实我那个时候应该送他一本《见树又见林》，这或许更是一种（社会学）的入门书籍。而今，我并未继续选择社会学的书籍呈上，而是选择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本很值得当代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去阅读的一本书。

我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历史之间，我们往往可以寻找到一种我们需要的答案，但是我们又需要在历史的答案中去找到属于人类未来的历史。

由此当我把这样的一本书献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我想他是可以的。我们常说，不要轻易的送书给别人。但是我又想反驳，对于文人墨客之间，以文会友怎么又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呢？加之，他又喜欢学习和阅读，而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常识性的引导，这样就可以避免他陷入困苦的“不知如何选书”境况之中。我觉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是有良知和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阅读的书籍，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反思的学术作品。如果回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又是格外的相似，特别是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焦虑，就注定了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而避免落入革命的“历史周期律”当中。所谓的社会激荡带来的成本和遗憾，是无法再去用时间挽救与弥补的。这一点，从中国的近代史出发，就可以完全理解，当初如果不是革命的席卷，或许当代的中国会发展的更好，但总是因为一些必然性的偶然性，导致中国从“共和”走向了“复辟”，从“改革”走向了“暴力”。一次次的转型契机，就这样被无情的剿灭，甚至是一点新生的希望也就伴随着炮火与血液，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直到我们又一次重建我们的家园。革命，总会带来或多或少的流血牺牲，何况还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较量”。这是民族同胞的一种悲剧式的历史，更是世界历史当中，从专制独裁走向民主宪政，貌似不可避免的一种极端性的方式，一种所谓的政治激进主义在我们的身边，正在回荡，甚至是相互的感染。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正是因为人类的智慧，特别是从历史的经验中去反思和警惕，故此才有了避免故事重演的概率，让社会转型能够平稳的过渡，而不是以暴力的形式去重新树立一个可能更为专制的政权。故此，我们需要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去汲取我们所需的养料，以避免我们落入这般陷进当中。

三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而我在选择这本书赠送与茶叶店的老板姜先生的时候，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身边有良知的朋友。无论是小商小贩，还是教授官员，都当且仅当有这样的意识与危机感。

同时，我与姜先生的交情，想必他也不会以为我是在“什么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现在是无话不说，更多的是一种学习之外的畅所欲言。别看他是一个卖茶叶的老板，但是他对于知识的掌握我想不会比我身边部分同学差，只是因为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他在殊途同归当中，走向了另外一条关于他可以谋生的道路。这不构成矛盾，反而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交往的朋友。

而且，每当我回到这片故土的时候，我都必须抽出时间去看望他，品他沏的茶，和他谈谈国事家事等。他每次话都较少，更多的是听我的唠嗑，而我也尽力去听取他关于茶的研究。让我高兴万分的是，每当我听到他有更为宏远的理想时，我都会为他高兴。因为，至少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坚守，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想，与他的交情可能是一辈子的，而我们的交往或许在未来的发展中，有交集也有差别，更多的是，能够以茶代酒，能够把我们的想法交付给彼此，融汇在茶叶的芬芳里，融入到我们彼此的生活中。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作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