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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事物和社会事物是有区别的，有时候甚至是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通过“正义”来做比较。
当正义作为精神事物的时候，是一种值得赞美的精神品格，是一面让人为之倾倒甚至可以为其献身的旗帜，凡是精神发展健全的人都愿意聚拢到这面旗帜下，说可能的话，做可能的事。这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作为精神品格的正义来过自己的精神生活，通过它去确证自己在这个广漠世界中的存在。知性事物具有广泛的内涵与外延，它所涵括的精神类型也多种多样，多种人都可以成为同质化群体中的一员，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宗教以及宗教感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精神事物,或者说具有这种精神事物的特征。
然而,当正义进入到“行”的范畴以后，也就不再完全是精神事物，而是演变成复杂得多的社会事物了。精神品格当然仍旧是社会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但它已经不是社会事物的唯一动力源了，推动社会事物的一定还有社会性与人性中更为复杂的东西，譬如社会利益格局对人施加影响所导致的人的不同行为选择,人在生存层面对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欲望与谋求,都会跑出来加入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过程，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正义”品格标签掩饰下参与或者作用于社会事物的演变和发展。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一言以蔽之,当正义不再是知性的精神事物而是付诸于行的社会事物的时候，往往会呈现出一种五味杂陈的纷繁面貌，你甚至无法再用“正义”两个字去概括它。
自由主义也是如此。
2
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出现的时候，缺失自由的人都会受到感召，聚拢到它的周围，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之所以琳琅满目，让人热血沸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还仅只是一种带有知性色彩的精神事物，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无论老幼，无论尊卑，无论贵贱，都能够自觉自愿地站立到同一个营垒之中，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在有限的精神空间共同挥舞自由主义的旗帜。人们正是通过这种作为精神事物的自由主义信念来过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人们正是通过作为精神事物的自由主义信念才确证自己在这个广漠世界中的存在的。虽然后来自由主义者有了派系之分，但是在精神事物范畴，他们基本上都还保持着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彼此之间没有出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尴尬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精神事物与社会事物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在“知”与“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和阻隔——“知”里面含有“行”的因子，“行”亦是“知”自然生成之物，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呈现出多种可能性的时候，精神事物会加快向社会事物演变。于是，就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情形：在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品格尽管仍然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但它已经不是这项社会事物的唯一动力源了，社会性和人性中更为复杂的东西，譬如社会利益格局对人施加影响所导致的人的不同行为选择,人在生存层面对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欲望与谋求,都会跑出来加入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过程，我们会看到很多在“自由主义”的品格标签掩饰下,参与或者作用于社会事物的演变和发展。换一句话说,自由主义一旦超越作为知性的精神事物范畴，进入到“行”的社会事物范畴，一定会呈现出一种五味杂陈的纷繁面貌，甚至无法再用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去概括它。
于是，自由主义成为了江湖。
3
江湖是这样一种东西：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力，不管单打独斗还是结帮拉伙，都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信念有还是没有呢？不能说没有，譬如水泊梁山杏黄旗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说的就是信念。信念到什么时候都让人肃然起敬，然而我们切不可高估它的作用——试想，梁山好汉如果得不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实惠，他们还会义薄云天、啸聚山林吗？不会了，在官军的一次次讨伐中，这伙草寇一定早就作鸟兽散了。
我们说在当下的中国，自由主义成为了江湖，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那面杏黄旗还在，“自由主义”四个大字也还赫然飘扬，然而，作为精神事物的自由主义一旦进入社会事物范畴，社会规律就会像自然规律一样，无情地决定着什么事情必然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自由、民主的精神追求，一旦成为人的社会行为，你就无法避免它在某些人那里成为技艺性的东西，它会从崇高的精神事物范畴掉下来，落在物质性的生存层面，演变为体现生存者智慧和技能的游戏。
我是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我从来不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但是我很荣耀自己因为写作了几篇表达对这个世界观感的随笔而忝列其中，也很愿意参加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聚会，这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观察和了解眼前这个世界的独特视角。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那些被体制排斥乃至于脱落于社会主流的思想者充满了敬重，对那些深刻思考中国现实与命运的学者充满了敬重，对那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自由民主信念的践行者充满了敬重，甚至对那些想方设法攀附体制和权力，试图对中国的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或者得到位置的人也充满了敬重，对那些辛苦追随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乃至于遭遇牢狱之灾的人也充满了敬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影响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观察和判断。
这个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信奉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们，在最近十来年时间里，越来越江湖化了。这个江湖既迥异于权力主流又与权力主流明里暗里建立起了各种形式的联系通道，有的人甚至进入到了权力者的秘密政治进程之中，心甘情愿、心花怒放地成为了“门客”和“谋臣”；这个江湖有了越来越多的门派，越来越多的山寨，并且每个山寨上都飘扬着杏黄旗，都宣称只有自己才是江湖正宗，武林第一高手，那些纷纷扬扬的杏黄旗上，有的写着“告别革命”，有的写着“新左派”，有的写着“权威主义”，有的写着“民族主义”，有的写着“激进主义”，有的干脆只标出三个字：“草泥马”……不一而足。
既然是江湖，就一定会有江湖做派乃至于江湖帮规呈现在我们眼前，结果我们看到，有人相互不敬重,不满意自己的座次，卯足了劲攻击起了他的同类；有人精神境界狭小,醉心于宫廷秘闻，把贩卖消息作为主要的营生；有人放弃精神渴求,把人生乐趣放到了赌咒发誓政治局势的阴晴圆缺之上；有人小肚鸡肠,看到别人的旗帜比自己的鲜艳，就禁不住想给人家涂抹上一块污渍；有人支起自由主义的煎饼铺子，通过鼓吹和贩卖自由、民主做起了赚钱生意；有人干脆溜进权力者的深宅大院，偷偷或者公开地去讨巧和邀宠……江湖之上，你还看得到自由主义者不顾生死、肝胆相照的相互支援吗？江湖之上，你还听得到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的豪言壮语吗？你看不到也听不到了。
假设这是在梁山，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精神事物的“替天行道”，被淹没到作为社会事物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世俗算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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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作文《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企图考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人们总是遮掩，但实际上个人动机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它甚至会成为领袖人物最主要的精神动力。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生存层面尤其如此，所以，当自由主义从精神事物过渡到社会事物以后，出现我所言说的这种变化，不足为怪。这就是社会，这就是江湖。
吴丛丛在论及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时，曾经概括地认为，“西方式知识分子的思潮只可能发生于西方。在中国，各种思想都只是迢遥的星光，闪烁的野火，是一种观念，一种知识，最多只是在个别的、偶然的、断片的人物或场景中有所显现，无法连结成巨大的思想文化景观。”这里除了文化传统的原因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精神事物进入到社会事物以后，充盈在社会性和人性中的复杂因素，一定会跳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正是这些东西消解了自由主义者曾经的信仰，背叛了他们的价值观，破碎了本应当在中国出现的思想文化景观。
尽管中国知识分子自视甚高，号称“以天下为己任”，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知识分子其实都远非这样冰清玉洁，有些知识分子对权力政治参与介入之深，所作所为之腐臭腌臜，在重要历史关节点之失职失责，往往令人咋舌也令人怅然。好在历史的主要内容不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决定历史内容和发展方向的，从来都是底层民众，是那些具有坚定意志和血脉豪情的普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在江湖上怎样依附权力，怎样抢占山头，怎样结帮拉派，怎样排斥同类，怎样孤芳自赏，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只是一些可敬的人，只是一些可怜的人，只是一些值得同情的人，历史既不在他们那里开始，也不在他们那里结束。
2012-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