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推举的第八难题：

维稳越维越不稳，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稳定

总得票率：73.56%

紧迫程度 3.55 复杂程度3.30 尖锐程度 3.28 关注程度 3.30

(最高值为5，最低值为1)

入选理由：当前，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和谐稳定也成为了一项社会根本事业。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并投入大量的资源，但是维稳过程中出现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的现象。这种“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有专家指出，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维稳”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

十八大报告：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维稳越维越不稳，原因何在?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我国现在处于矛盾凸显期，社会紧张度偏高，如果“刚性”维稳，势必事倍功半，弄得不好，甚至如同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之“火’上再浇油，激化矛盾，就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怪现象。当务之急，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找到缓解社会紧张度的途径。这种途径有多种，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实现政府转型，是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使维稳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一种正确选择。

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中实现管理理念创新

按照传统思维，很容易把社会管理搞成“管控社会”，加强社会管理就是加强管控。要管控，就要对人群施以“区隔”，如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区隔、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隔、富人与穷人的区隔等。这种强化“管控性”和“区隔性”的所谓“加强社会管理”，根本无法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不可能舒缓社会紧张度，为实现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强调的是服务性和公平性。一是坚持服务优先，先服务后管理，在服务中管理，而社会服务是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拉近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增加亲近感，增强团结度的重要纽带;二是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均等化就是取消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制度区隔和人为区隔，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公平感、认同感，降低社会紧张度。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即使不能根本化解，也可以降温，甚至釜底抽薪。很显然，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就可以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管理，这样的社会管理是以社会功能的增强、社会自主能力、自律能力的增强为前提的，因为它是可能事半功倍的。

社会建设的加强和社会功能的增强，也为推动政府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得政府有可能并且愿意积极地去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主体，实现社会管理在主体结构方面的创新。

大力培育多元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社会组织有着与公众联系紧密、对公共需求反映灵敏的优势，是基层政府转让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职能的主要承接者。当前，鼓励非营利组织和公益性社会企业自主发展是当务之急。

社会工作也是一个专业、社区服务也需要大批专业人才，正像医院需要医师、企业需要工程师一样。最近几年，各地加强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8万人，大专以上学历比重超过80%，获得社工职业水平证书的专业人才不少于4万人，建立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专业化、职业化人才队伍，建成一套体系完善、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体制机制。

目前，凤毛麟角的社工专业人员，却得不到应有的工作岗位，更没有体面的待遇，到基层社区工作的专业社工，被看作无行政级别的等下之人，待遇极低，无法留人。

在大力促进公共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的同时，还要大力提倡和支持志愿服务，形成庞大的志愿服务队伍，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形成公共服务综合提供模式

我国目前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虽然总体上还处于资源不足的状态，但对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一些财政能力较强、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问题不是资源欠缺，而是资源闲置、配置不当、不能有效利用。许多宝贵资源被部门分割，无法共享;许多驻区单位服务设施高档，但高墙禁锢，利用率极低;大量优质服务资源被落后的体制机制所限，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流失和浪费。

体制机制不顺，资源无法整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大难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政府的责任，正是政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用武之地，惟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各方，这是所谓“政府主导”的真谛。遗憾的是，有些问题的出现恰恰与政府有关。所以，政府能否解决公共服务的综合提供问题，既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难点，也是政府转型的关键。

一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提供公共服务有关的部门很多，各自为政、推诿扯皮的情形时有发生。即使各方都积极，如何配合也常生龃龉。目前社工由民政部门管，(青年)志愿服务由共青团系统管，只有配合得好，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是同一服务内容之间的协调。按理说，社区养老服务应该主要针对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专业机构应该主要面向不能自理的老人，可现在，大量专业机构收住了完全自理的老人，不能自理的老人在家无人问津。另外，大批轻症患者涌到三甲医院，全国各地患者涌向大城市医院，竟然在我国成为常态。应该建立有效的需求疏导和资源优化配置体制，例如，有专业资质的养老服务管理中心、全科医生制度、就医行为引导体系等。

三是不同服务内容之间的配合与综合提供。如养老与医疗服务就亟待综合，越是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大，可许多医疗机构不愿意涉足养老领域;养老服务和儿童服务，本来相互亲近，但往往难以有效对接。教育服务、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等，都有对接的必要和需求，但往往缺乏渠道和平台。

四是多元服务主体的协调和匹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政府与社区、社区与驻区单位、单位与社工人员、社工与志愿者，是一些独立的力量，既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又有平等契约关系，应探索合作之道。一些地方借鉴香港和广东的“社工+志愿者”服务模式，实行社工义工联动，社工人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通力合作，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取得有益经验。江西省农村社会工作者对镇村志愿者站、志愿者队伍进行专业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服务能力，受到群众好评。

五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统筹和对接。鉴于我国国情，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而且，即使基本实现均等化了，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也有一个如何统筹和对接的问题。我国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的社区建设面临“缺人才、缺项目、缺资源”的困难。为切实解决农村问题，应开展“社工驻村”工程，村庄配备专职社工收集整理问题个案，建立跟踪档案，通过切实解决受助个案的问题，排除农村不稳定因素。由政府提供社会工作实践及管理培训，将社区工作人员转化为持有专业资格的社区社工，形成“义工学堂”，促进城乡合作、沿海与内地合作、平原与山区合作。

总之，政府转型不是权力减小，而是责任更大了;不是任务简单了，而是对执政能力要求更高了——在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发展社区服务中，迫切要求政府增强综合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一个地方的社区服务搞得好不好，是这个地方的政府职能转变程度的最明显的指标;综合服务能力的增强，是政府转型的最大收益和成功标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