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的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从整风转向反“右派”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是宣布共产党整风——“开门整风”开始。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千方百计动员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召开各种座谈会，让与会者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各级党和政府提意见。各界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积极行动起来，热情地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多人发言。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25次会议上，有108人发言。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和其他许多单位的党组织也积极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各种座谈会的情况。当他们认为各种为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和社会上陆续出现一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惊呼“大事不好”！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按：5月15日这个日子，是后来定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一天，实际上可能是五月中、下旬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定稿；在定稿前后，无疑在中央最高层传阅过，印发党内是6月12日）。此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77年，即毛泽东逝世后，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批判修正主义。”在实际上，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另一方面，又耸人听闻、杀气腾腾地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并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内）在你们手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474页）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把共产党的整风变成反“右派”了。而在实际工作中，也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反“右派”。
二、反“右派”“阳谋”的第一个文件
从5月中旬至6月上旬，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很多指示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提出了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伺机反击。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参见《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3页）这个“指示”是邓小平起草的，所说“目前不要反驳”、“充分报道”、“原样”、“不加粉饰”，可以说是整风开始后最早透露出来的“阳谋”的意思。这个指示虽然没有提出“右派”的概念，但把“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列，“右倾分子”和后来说的“右派”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该日白天和晚上，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先后开会（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0～691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1362～1363页），可以推断，这个文件是中央高层这两次会议的结果。
追溯一下：
——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333、334页）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讲：“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毛泽东1月18日、27日的讲话，显然包含着“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应当说这个策略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进行政治斗争（或战争）经常采用的手段（如毛泽东的军事名言：“诱敌深入”，“调动敌人，就我范围”等等），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把毛泽东这时说的“引蛇出洞”策略和同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因为这时毛泽东似乎还没有要开展一场大规模反“右派”斗争的意图。其最有力证据就是，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时说：波匈事件以后，中国的局面很稳固。有那么一点小风波，叫做“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像七级台风引起那样的风浪是没有的。（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4页）而这和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估计是完全不同的，那里说：“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学界关于毛泽东反“右派”斗争“引蛇出洞”的策略起于何时的争论，是否和没有分别清楚这个不同有关？而做这种分别，也是我们把邓小平起草的5月14日的中央指示视为“最早透露出来的‘阳谋’意思”的原因。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在询问了这篇社论的写作过程后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皮上……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65～666页）
——4月30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人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1～672页）
——同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们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提出由邓小平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积极性。（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页）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其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5页）
三、“阳谋”的内容和实施过程（上）
回过头来，继续谈反“右派”“阳谋”的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8页）
这可能是“右派”概念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按：前面说，毛泽东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中，多次使用了“右派”的概念，但那个“5月15日”是后来定的，并且那篇文章还不能说就是中央文件——笔者）
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其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开放禁书等。人们称这些举动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报道中则称呼为“北京大学‘民主墙’”。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程海果）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宣称中国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在最紧张的几天里，毛泽东几乎天天派人到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了解情况。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的稳？”那段时间，他很忧虑。他在1958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回忆说：“我这个人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还在1958年5月20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说：“右派猖狂进攻时，哪个不着急？我看大家都有点着急。我就是一个着急的，着急才想主意。”其实，当时着急的不只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当时，即1957年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相当多的人有“着急”的心情。他说：“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6～697页）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指示还要求各省市党委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97页；《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5页）
5月22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问题。刘在发言中谈到开展整风运动和孤立“右派”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按：5月14日，毛泽东有言：“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笔者）。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顶回去……国际有修正主义思潮，国内也有这种思潮，党内也有。我们让它放一个时期，然后准备反击……我们国内各条战线现在都在发生重新改组的问题，各个阶级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争没有展开的时候，中派总是跟右派站在一起……让中派和我们结合，使右派孤立起来，办法是充分暴露右派。（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
2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刘少奇年谱》的说法，而同样是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邓小平年谱》，以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这个报告的题目都屏蔽了反“右派”问题，这种不同说法和做法，很值得玩味；顺便说一下，这可能是邓作的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报告，其实在整个反“右派”斗争中都是他代表中央作报告），他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首先是要克服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正脱离群众的现象。其次是要团结党外人士的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增加的新的内容……再其次，暴露了“右派”分子。“右派”的典型言论必须登报，登出来就会教育共产党，就会教育中间分子，也会教育左派。（参见《邓小平年谱》下，第1367～1368页）
“这次会议实际也是在具体落实《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要求，准备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9页）概括地说，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以会议的形式明确地确立和制定“诱敌深入”、“引导牛鬼蛇神出来的策略”，即人们习惯称之为“引蛇出洞”的策略。
顺便说一下，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的记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的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等等。
四、“阳谋”的内容和实施过程（下）
据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披露，为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中央于5月27日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作了“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26日晚，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听取省市委书记汇报，并讲了话，27日再次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让“右派”充分暴露的问题。他说：“现在要争取几个星期内（二三个星期）采取措施大放一下”，“这时间让右派骂得个狗血喷头，我们不要还嘴”。“现在无论批评中央的，还是批评地方的，一种是恶意的，一种是善意的（包含有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不管批评中央的或者地方的，《人民日报》都要登，都照相。”“大家意见如何？只要基本一致了，会就不开了。‘急急忙忙往前奔，为国家昼夜奔忙’，大家明天就回去，争取二、三个星期的时间。”（关于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事，参见《邓小平年谱》）
为什么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因为：一则，只有把“蛇”引出来才好“捉”。毛泽东指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1958年4月5日在武汉召开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还说：“蛇不让它出洞，你怎么捉蛇？就是要有一个时期，让这些王八蛋出面，让那些报纸上放屁，让他们唱一个时期的戏，右派看到了就神气，这叫长敌人的志气。然后人民就抓到了充分理由，实际上是抓住辫子，就可以一斗一捉。”二则，有利于教育和争取中间分子。就是说，只有让“右派”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使中间分子大吃一惊，从而和“右派”划清界限，坚决站到左派方面来。对这个策略，革命老人李维汉的评论是精辟的。他说：“在政治斗争中，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就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3、835页）
在进一步让“右派”充分暴露的同时，党中央为开展反“右派”斗争积极进行准备。其实，让“右派”充分暴露本身就是一种重要准备。
5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25日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该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以前的所有指示都是党内的，并且是“机密”，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很多人不知道；那么，毛泽东这个讲话在报上公开发表，不仅是向党内，也向党外“打招呼”，而且是反击“右派”的直接动员令。
6月3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在会上严肃指出：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李维汉的发言稿时加的，目的是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第449页）
6月6日上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邀请六位著名教授（曾招抡、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和其他几个人举行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这次聚会史称“六六六会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他评论道：“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显然，照毛泽东看来，“右派”的进攻已达到了“顶点”。
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指出：“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1～492页）
同日，毛泽东还有一个批示。即：6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报送6月4日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其中说，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印发，震动很大。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的批语：“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3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叙述了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到6月上旬的情况，说：“这些日子，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紧张，天天开会、谈话，了解情况，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参见该书第705页）一点不错，毛泽东从5月中旬开始投入全部心血抓反“右派”斗争！
五、开始反击“右派”
从上面叙述的让“右派”充分暴露的策略和部署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展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了。
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宣读他5月25日收到的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3页）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件事情和这个时机，组织对“右派”的反击。
6月7日，毛泽东约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据吴冷西回忆说：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它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4页）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往后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绝不许可的。”——顺便说一下，有人说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不对；但这篇社论确实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写作和发表的。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如前所说，就是毛泽东拟定的，社论写出后，毛泽东还改了几个字，并要胡乔木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704页）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其中强调指出：“……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该指示又说：（反“右派”）“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97～498页）
6月8日的《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此后，中央连续发出指示，《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及有关报道，指导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
六、“不要姑息养奸，给‘右派’以歼灭性打击”
反“右派”开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不要姑息养奸，给“右派”以歼灭性打击。我们把6月份毛泽东和中央这方面的指示做些摘录。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2～503页）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08页）
6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709页）其实，这个指示，还有两句很值得注意的话：“……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6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时，所加的话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仅仅过了10天，即7月10日，毛泽东的估计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据很多人说不止这个数），比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多了40万人！（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709～710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620页）
七、结语
毛泽东轻视和敌视知识分子。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毛泽东多次谈话和起草文件时，屡屡对知识分子进行冷嘲热讽、挖苦和谩骂。从1957年6月8日起，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引蛇出洞”的策略，即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阳谋”，一场轰轰烈烈而又极其残酷的反“右派”斗争——用毛的话说，一场“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的“大战”——在中国大地进行了一年多，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打了55万多“右派分子”，受牵连、遭祸殃的有几百万人。
被打成“右派”的人，几乎全是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科技精英、艺术精英，反“右派”斗争使他们丧失了20多年报效国家和人民的良机，还有很多人瘐死牢中或饿死北大荒等劳动改造之地。这不仅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及其亲属的灾难和损失，也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和损失——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法律角度讲，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比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更进一步无限地拓宽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反“右派”斗争完全是错误的，痛定思痛，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相关简介：阎长贵，历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