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到李讷，内容包括她的学历、工作经历、婚姻情况等等，其中不少在叙述史实方面不准确。我们作为她在“文革”初期的同事，对她有所了解，看到有关她的史实错讹，很是不忍和不快，如鲠在喉，觉得有责任做些澄清，以免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不少人说，李讷196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不对。李讷是1965年毕业。她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制5年，本来应该1964年毕业，中间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她于1965年毕业。
错讹最厉害并流布最广的是李讷大学毕业后的工作经历。造成这个错讹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没有确考，觉得仿佛上海徐景贤说得较早。他的《十年一梦》中说：
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一名普通编辑。但时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大地，李讷也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她在军报带头“造反”，化名“肖力”（小李的谐音），贴出大字报批判当时的军报总编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久，军报全面改组，才27岁的“肖力”当上了军报总编辑。以后，毛泽东又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见该书106页）
徐景贤关于李讷的这段介绍，除了第一句话即“1965年夏，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是对的，其余所说似是而非，从时序上说，完全是颠倒的。然而，它却被广泛地引用和流行。最近，《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婚事》（2012年6月14日，以下简称《婚事》）的文章，其中关于李讷这段经历的说法，估计也是来自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这里就不再具用。这也情有可原，不论徐景贤，还是《婚事》一文的作者，他们跟李讷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对她没有什么了解，也没对她作过什么采访，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就演绎成文，犯了史家的大忌。
李讷“文革”初期的经历究竟怎样？我们仅就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说一说，以就教于方家和知情者。
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了。待她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后，“文革”开始了，她没有回北大，留在妈妈即江青身边，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员住在一个楼里（因为她是工作人员中惟一的女同志，有单独的房间），后来她经常住在江青住的楼里。
当时，我们也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因此就和李讷（当时我们都叫她肖力）成了同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穆欣分配肖力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收到的群众来信，她很仔细，也很认真，处理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7楼看电影时，江青跟穆欣说：肖力是刚毕业的学生，她本来就胆小，需要见世面和锻炼，你怎么叫她蹲在办公室里处理来信？穆欣回答：办公室现在没有合适的工作给肖力，暂时让她办信，她可以随时出去活动。
江青这样说以后，穆欣也就不再给肖力分配具体工作了。此后，肖力虽然还是在办公室工作，至于干什么，她可以随意。实际上，她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即当了毛主席的“观察员”。负责了解各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情况。她去得比较多的院校，有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建工学院等，特别是北京地质学院（和地质部）。北京地质学院一个造反派头头后来的回忆，详细生动地介绍了肖力到北京地质学院的情况：
肖力来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那时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她来到地院后，我接待了她，她从文件袋中拿出一张32开的用粗黑铅笔书写的便笺，字是竖写的：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落款是陈伯达。我看了陈伯达亲笔签名的这个便笺，心中十分激动，欣喜若狂。肖力笑着对我说，想和核心组的所有成员见个面，我立马召集。那天核心组到场的有朱成昭、伏庆是、刘长风等。肖力问了我们核心组成员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读几年级等基本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又问了工作队的情况，如队长姓名、什么时候进校、什么时候离校、“反干扰”抓了多少“鱿鱼”、东方红战斗队有多少人参加等等。我们还专门介绍了刘长风，说他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的儿子。大约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就告辞走了。
以后她两三天就来地院一次，核心组成员都知道她是中央文革派下来的，但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不过她对地院重大活动都作了很及时和重要的指导，使得我们炮炮打响，一着都没踏空。比如，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在第一时间向我们传达了，并由东方红核心组研究一致通过策划了“一进地质部”的重大行动（按：即地院东方红造反派到地质部的请愿行动，这样的行动前后共有四次——笔者），这件事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首创”，它有力地配合了“炮打司令部”的重大部署，也同时使地质东方红名扬天下。
关于北京地院的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就从肖力那里听到过。当时因为李讷属于办公室工作人员，她出去活动，常常回来很晚，有时毛主席找她，江青也牵挂她，这样江青常派戚本禹去找，戚本禹往往叫办公室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去，或直接派办公室工作人员去，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去做过这类事情。在这段时间里，肖力还以学生名义到外地串联，大约半个月。
我们说肖力在办公室工作，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办公室党支部（王广宇是组织委员）于7月或8月的某一天，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这在当时全国党组织都处在停止活动的情况下，大概是一个特例。戚本禹说：“这件事，别的单位不能做，我们能做。”
李讷又是什么时候调到《解放军报》去的？据时任军报代总编辑的胡痴回忆：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中午，杨成武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间到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才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要强些。你们放心，她在政治上是跟我们走的。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按：其实，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叫“肖力”了——笔者），你们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转引自《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载《百年潮》1999年第2期）
我们认为，胡痴老人的回忆是可靠的。1966年11月份李讷到《解放军报》工作，成为军报的编辑和记者。就在李讷离开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时，戚本禹跟王广宇说：“李讷虽然离开了，她还可以回来看文件，只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看的文件，她都可以看。”所以，李讷还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文件。李讷也是一个造反精神很强的人。她在军报，和其他志趣相投而又调到军报不久的几个青年，1967年1月和8月两次写大字报造反，轻而易举地依次打倒了《解放军报》的总编辑胡痴和党委书记赵易亚，成为军报的总负责人。她告诉我们，林彪为此还接见并鼓励她：“你都27岁了，还没信心搞好一个军报吗？我25岁就当军团长了，29岁担任军政大学校长。”这话，是李讷亲自对阎长贵说的，这表明她对林彪这次接见很高兴和很满意。她主持《解放军报》一年多，搞得那里人仰马翻，教训多多！
1968年1月和3月，我们二人都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1968年3月，江青又调李讷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办事组1966年12月由办公室改名而来），李讷是6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或办公室主任）中最后一位，也是完全做到了善始善终的一位。李讷前面的五任：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宇、阎长贵，通通都先后被江青、陈伯达等人投入了监狱，成为阶下囚。
以上，就是李讷在“文革”初期的大致经历。如有不对处，敬请方家和知情者指正。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