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决议》文革部分的核心观念。《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就试着来对它进行一番分析和评论。

一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这个说法由1966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称《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对此，历史、现实和人们的广泛舆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年，在一次纪念文革中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革命（也是“两头真”的人物）听到关于文革“定义”中的这个说法时大声吼道：“究竟谁利用了谁？”这种不满和愤怒的话语，使我震惊，也使我醒悟，这句话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脑海里，终生难忘。三十年后回顾和讨论座谈《决议》，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为题做文章。

二

所谓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究竟谁利用了谁？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们看看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年一书信选辑》，载《记忆》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他怎么会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还是毛泽东吗？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这究竟是如实地述说（莫说歌颂）毛泽东，还是贬低毛泽东？无疑是贬低毛泽东！完全彻底地贬低毛泽东！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认可“被利用说”，一定要走到这种尴尬境地……

王年一先生告诉我们，“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他们在文革中有错误有罪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有人要替他们涂脂抹粉，做这样或那样的掩饰，都是不应该的，徒劳的。对林彪、江青，也应该和必须实事求是，即：既不能丑化，也不能掩饰，一定要遵循古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年一先生又告诉我们：“‘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因此，林、江做坏事，“都是在毛‘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王年一先生还特别说到：“江在打到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说到这个问题，不禁想起吴法宪的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决议》关于 “文革定义”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们在他提供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发挥。

三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他们二人经常互相利用(在这里，“利用”不是作为贬义词)，那是很自然的，人们不必说什么。至于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江青无疑有利用毛泽东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泽东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几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江青还叫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告诉邓小平等人对江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陈伯达告诉他们，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这样意思的话。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这样说也是传达的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很难一下子想起说这个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毛泽东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还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所以，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民意”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鲜明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违反毛泽东意愿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正义行动，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情有可原，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问题，我觉得恐怕是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应该和需要认真研究；台湾还有《毛泽东与江青》的专著，我们不是更应该有吗？恐怕还应该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预期和断言，有志于此者，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无量！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惜身体不好，并且垂垂老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期盼着，热切地期盼着关心和有兴趣的人来做这个研究；如有，我愿尽绵薄之力，说说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以供参考和讨论），和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资料。

四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文革中他们二人究竟谁利用谁？当然，说林彪一点没有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对。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明确提出希望有个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屡屡极力吹捧毛泽东，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端，把毛泽东送上神坛，其中有没有提高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动机呢？林彪当了国防部长，特别是“接班人”之后，压制、排斥和打击自己不满和看着不顺眼的干部，对别的派系（或曰山头）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泽东的同意和认可下，把军委办事组这个军队的最高领导机构搞成主要成员都是红“双一”（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人（叶群不是红“双一”，但是他妻子），等等，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举几件事实。

关于打倒罗瑞卿。这是文革还未正式开始时的事情。罗瑞卿是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第一个高级干部。他是怎样被打倒的？为什么被打倒？到现在为止，我们党史书上还是这样说：是林彪的诬陷和诬告。他们说，1965年12月8日至16日在上海召开的处理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的妻子叶群说什么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篡军夺权”等等；这样说来罗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说，林彪要毛泽东除掉罗瑞卿。毛泽东“仿佛”答应和满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别是起草《决议》的人看来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

其实，这个问题得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说起。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本来没有出席会议，是毛泽东要求林彪上山出席会议，并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上山，投入对已经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彭德怀的大批判。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提名罗瑞卿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本来毛泽东有些犹疑，但林彪坚持，又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毛泽东才同意了（《邱会作回忆录》上卷367页）。从1963年起，林彪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毛泽东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就亲近、密切了，加上罗瑞卿作风“霸道”，和其他元帅、大将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纷纷向林彪报告（也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对罗瑞卿确有不满，批评过罗瑞卿，但罗瑞卿是他的手下爱将，是他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同时他也知道罗瑞卿是毛泽东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称是毛的“大警卫员”，因此林彪不会提出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只能是毛泽东的决策。在所谓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之前，叶剑英就已经按毛泽东的授意向一些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谈到罗瑞卿的问题了（《邱会作回忆录》377—381页，《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11页）。

“九一三事件”后为掩人耳目，毛泽东把他打倒罗瑞卿说成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是林彪诬陷和诬告罗瑞卿等等，实际上，打倒罗瑞卿是他利用军队的派系（或曰“山头”）矛盾，以及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和罗瑞卿的矛盾，而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前哨战。很显然，打倒罗瑞卿不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利用，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到现在我们党史书上还在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召开的，最后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座谈会及其《纪要》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所谓“相互勾结”，姑且不论，只说“相互利用”；而只要讨论清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们“相互利用”吗？

如上所说，这个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去找林彪“请尊神”。“尊神”者，军队也。为什么要请“尊神”？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江青这段讲话很值得注意。

是“林彪同志委托”和“完全支持”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吗？非也。“完全支持”是一句虚语，而“林彪同志委托”则是毛泽东在修改《纪要》时加上的。对这一点，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作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参加者和《纪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后写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重复着“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话头，但他还是揭明了“林彪同志委托”是毛泽东所加的真相。他说题目原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说：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江青在1966年3月19日给林彪的信中，开头就说：“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又说，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补充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刘志坚说，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1）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这也就是江青在3月19日给林彪信中所说“根据你的委托”的来源——笔者）”。（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回首文革》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28、333—334页）

明明是毛泽东指示江青到苏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求林彪支持。在那种情况下，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不能不支持。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确地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按：请注意这个“她”字——笔者）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林彪对毛泽东在标题上添加的“林彪同志委托”，不置可否，淡然处之；他这种态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泽东为什么指示江青去请“尊神”，正如江青所说，只有请了“尊神”，“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什么意思？其潜在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打响，没有像毛泽东所想象的那样“一呼百应”，而是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特别是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如彭真、陆定一等）的顽强抵制，北京没有报纸及时转载，毛泽东很生气，在上海出小册子，北京也不订，——作为独具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在指挥打仗时，非常“慎重初战”，“首战必胜”，初战失利，他是很难接受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军队拉上文革的战车。毛泽东并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把《纪要》的标题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加上这六个字，意义非同小可。其一，不仅使江青名正言顺，而且显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纪要》是江青在大跃进失败后的20世纪60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对《纪要》，毛泽东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谓“委托”江青的林彪则一字未动。在这个意义上，《纪要》与其说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说是毛泽东的作品，《纪要》的炮制和出笼，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请人们看看，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及其《纪要》的产生过程，究竟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还是林彪利用毛泽东？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什么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吗？！

关于“借助钟馗”。对这个问题，要弄清到底谁是“钟馗”（古代民间传说中的“赐福镇宅圣君”）？谁要借助钟馗打鬼？

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518讲话”，其中讲到政变问题，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并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的例子。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主要谈他当时的一些想法，还特别提到林彪的“518讲话”，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看，林彪5月18日的讲话仿佛使他不满意，而其中的政变问题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谓实际情况和他的要求讲的吗？至于林彪讲的关于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又违背了他的什么意愿呢？！从毛泽东希望有点个人崇拜讲，这也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林彪在这篇讲话中，说什么“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这些明显过头的话，毛泽东可能不够满意。但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是把林彪称作“我的朋友”，十分清楚，他并没有什么否定林彪的意思。196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把林彪“518讲话”印发全党，其批语中高度评价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很显然，若无毛泽东认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自称“钟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说什么他们（指林彪等人）要借助“钟馗”，即借助毛泽东打“鬼”；“鬼”是谁？这里没说——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证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泽东打倒谁。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谁早有确定的目标了。这就是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中所说的“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指谁？当时有人还不清楚，如张春桥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在中直礼堂作报告时说：“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很不理解。”（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注）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即在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8月5日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把谜底揭开了：这“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而在这次全会上，形式上经过“选举”，刘少奇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们想想，我们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不是，绝对不是，没有，确实没有；如果说是、说有，谁能拿出证据？十分显然，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借助林彪——实际上，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并没说什么话（他是毛泽东写了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才到会的），也就是说“钟馗”是林彪。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为什么要借助林彪，把林彪当做“钟馗”？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从历史方面讲，林彪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毛泽东钟爱的部下，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林彪经常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林彪又能征善战，25岁就当了军团长，不论在历次反围剿中，还是在长征中，林彪率领的军队冲锋陷阵，斩关夺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战争中，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国最后的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以林彪为主指挥了两个，他率领军队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从北到南，其足迹纵贯中国，建国后授军衔，在十大元帅中，他年纪最轻，却名列第三；这是认可和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从现实方面说，林彪通过1959年庐山会议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他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在军队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置于首位，特别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着许多人批评这个错误、那个错误，在中央领导人中唯独他1月29日发表讲话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赞赏，他说：“林彪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48页）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说：“田家英、罗瑞卿二同志：此件（指林彪1962年1月29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又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1996年版第62页）——这个“批示”入木三分、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心态！此后，毛泽东念念不忘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11月，罗瑞卿（离被打倒只剩一个月了，也许还不到一个月！）告诉毛泽东要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做三、四个小时的报告。”（《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556页）“七千人大会”以后，即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林彪搞的“四个第一”和“突出政治”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大力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与林彪不同，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能到处套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等，使毛泽东很憋气，特别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召开的制定关于“四清”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措施的中央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又公开争论“四清”运动的性质，毛、刘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使毛泽东下决心拿下刘少奇换接班人。谁能代替刘少奇做接班人？不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林彪不仅懂军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刘少奇做接班人成为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过程中，是毛泽东主动利用林彪，依靠军队打倒刘少奇，而决不是相反。这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

关于林彪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本来是请假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林彪到会？无疑也是为了利用林彪。众所周知，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召开时，林彪不在北京，在大连休养，毛泽东一定要请林彪到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要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法定程序”换接班人。既然他已确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会怎么行呢？这时，毛泽东并不需要林彪做什么，他只需要林彪的一票。“圣命难违”，林彪在大连本不想来，但又不能不来。吴法宪回忆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8月8日（应为8月6日）一大早，我就派专机赴大连去接林彪。上午十点半，从大连返回北京的专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飞机降落时，周恩来已经先期赶到了机场。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滑到机场跑道的北头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样进入停机坪。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我就在飞机下面等候。就在这个时候，汪东兴也匆匆赶到了机场，同我打了声招呼后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几个人在机舱里谈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后来，汪东兴把林彪接到人大会堂浙江厅住下，因为那里有空调。（《吴法宪回忆录》下卷594-595页）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也说：“1966年７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载《中华儿女》1999年2月）林彪刚到，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这是破例的。如果别的地方显示着毛泽东的权势，这一次则表现了毛泽东的谦恭。——毛泽东也有“权变”之时。接着，林彪在8月12日选举中央常委时被捧上第二位，成为接班人。其目的，毛泽东就是要让林彪在这个位置上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从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极、到应付以致到准备“九大”时希望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是一个标志：毛泽东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强调要注重生产、发展经济），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批评文革的极左代表张春桥（并未点出名字），没料到会引起大会的震动和轰动，“揪人”之风刮得很猛，张春桥等人“四面楚歌”，江青携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哭告“御状”，毛泽东“龙颜大怒”，认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大斗争中，毛泽东坚定地站在“笔杆子”一边，从此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结果林彪被毛泽东抛弃，最后酿成——或者说“逼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就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大致情况。

“三支两军”。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的利用。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的篇幅较大，需另文专论。

从现在已举出的事实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泽东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应该说，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或者说，需要特别指出，这就是，连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泽东利用的对象。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说过这个问题（见《邱会作回忆录》下，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1月版，第788、786、798页）。邱会作说：“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如果觉得这是孤证，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从军长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忆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总理派往空军指挥所坐镇。14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给外交部发来电报，说是有我国一架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参见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2003年10月《纵横》）毛泽东对林彪出逃摔死的这种心态和反应，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只知道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至休克过去——这件事情对他确实打击太大了。顺便说一下，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九一三事件”后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做恶梦，梦到林彪、叶群两个死鬼向她索命，吓得她睡不着觉，——毛泽东是否也有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从很多事实，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两种反应看，他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对他的认识和评论一定要避免“平面思维”和“直线思维”。

李德生回忆，对林彪出逃摔死，毛泽东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和邱会作回忆毛泽东所说：“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是同一个意思。邱会作在评论这句话时，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又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见《邱会作回忆录》第788、786页）。应该说，邱会作对这句话的评论很深刻，很精彩。确实如此，毛泽东对林彪（及其所谓集团的人）真是“随心所欲放手”而“按需要任意处理”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党中央，除了说林彪组织“反党集团”（后又改称“反革命集团”），要“搞政变”，“抢班夺权”，“暗杀毛主席”等等，十恶不赦，事迹败露，又 “叛国投敌”，葬身荒漠，死有余辜。

“林彪事件”的发生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和标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荒唐和破产，毛泽东要推脱责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替罪羊”（确切地说是：“替死鬼”，因为林彪确已成“鬼”了），就迫害干部讲，如前面说过的打倒罗瑞卿，还有打倒贺龙以及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说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泽东听了林彪的诬陷和一面之词，还说什么上海“一月夺权”（或者说：“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甚至把林彪说成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总头子”，如此等等，总之，一句话，林彪在文革中坏事做绝，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在哪里？官方文书、官修党史所说的很多很多，从过去到现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林彪从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还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对这种不实之词人们能说什么？纵观从文革开始（毛泽东说文革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我们姑依此说）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包括“九一三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而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五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所谓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说法。

我们姑且对“反革命集团”的说法不提出疑问，但却要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就存在吗？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和形成的？对这个问题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都知道，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们看看官方正史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03、304页）——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年夏通过‘五•一三’事件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年9月13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9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一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五年），一个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果有、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在文革中产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产物；现在把“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列起来，甚至还要说它先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并且这样做，把伟大英明正确的毛泽东置于何地？打倒刘少奇（包括批判他建国就开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如此说来，是毛泽东利用反革命集团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还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打倒反革命刘少奇？这种逻辑的混乱，“文革定义”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将怎样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说明呢？

最后再总结几句。

修史，中国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并把它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关于怎样修党史，中共党史的第一号专家胡乔木曾说：“我们要尽量客观、求实，不抱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转引自程中原《胡乔木谈怎样研究党史》）胡乔木说得何等好啊！然而，他主要主笔起草的《决议》这样做了吗？严格和确切地说，他至少没有完全做到这样，他用政治“掩饰”和“扭曲”历史，用王年一的话说：“他太讲政治实用性了”。客观和实际地说，1981年这个《决议》，“历史决议”其名，“政治决议”其实，这在《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然，在《决议》中决不止这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很明白，其责任也不完全在他。修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信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和兴旺发达的重要工作和重要保证，而大量事实表明，这还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关心党史和研究党史的同志、朋友仍须努力！来源: 《记忆》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