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绿色中国是政府的责任。完不成这个使命，是政府的过错，不是人民的过错。如果政府守法，绿色中国就有希望。
中国过去25年的巨大发展，使我们不再愿意去和那些发展中国家比较，而将目光锁定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绿色的。那里的人民不仅拥有富裕的生活，而且拥有干净的河流、茂密的森林、清洁的空气。我们羡慕这些富裕的“绿色”国家，希望自己的国家是富裕的，而且是绿色的。我们还认为，中国应当追上发达国家。问题在于怎么办。
工业化的成功与代价
1950年代初，我们国家还是绿色的。但那是贫穷的绿色。在那个年代，河流是干净的，没有工业污染；但河流肆意泛滥，每年都夺走数以万计的生灵。在那个年代，粮食和蔬菜瓜果是干净的，没有化学污染；但饥荒是经常的，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饥寒交迫中死亡。在那个年代，空气也是干净的，黑夜的天空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斗；可大地上没有灯光，房屋里没有暖气或冷气，我们国家没有真正的能源产业。至1950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污染，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组织人民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工业建设。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一个极为虚弱松散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有组织，因此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当今中国正在迅速演化成整个世界的制造业中心。
然而，工业化取得决定性突破后，我们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城市里的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滚滚黄沙，河流不仅不能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且连野生的鱼都养不活了，甚至有些巨大的河流，如黄河，不再入海，变成了内陆河。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如此，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我们有了充足的食物，却没有了任何可以称为“安全”的食品。于是，工业化了，我们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
21世纪初，中国的精英们取得共识：像前50年那样的高速工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工业的中国也必须同时是绿色的中国。没有绿色的中国，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现代化，中国就只是世界上一家大工厂，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不仅如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拥有关于保护环境的丰富知识，对生物物种多样性意义的认识，对河流流域管理的知识，对城市环境规划的知识，对保护树木、森林、大气、饮水，乃至冰川、海洋、动植物等领域的知识，且不落后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既完成重大的工业化任务，又能保护甚至改善眼前一天天在恶化和落败的环境？怎样才能建成富裕而且绿色的中国？我在这里提出一种思路。
“灰色”中国的责任在政府
建设绿色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双重目标导致的：工业发展的利益与绿色中国的利益相冲突。为什么治淮十年，投入数百亿元，却落个更脏、更臭的淮河？为什么庐山自然保护区内在大肆兴建别墅？为什么封山育林政策之下，森林却惨遭砍伐，水土流失更严重？为什么环境保护法管不住工业排污？
原因是利益。
谁的利益，什么利益？答案之一：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比如说，砍树能盖房，能卖钱；而水土流失是将来的事情。答案之二：小家与大家的利益矛盾。比如说，砍树能盖我家的房，能给我家赚钱，而水土流失是大家的事情，甚或是山下面别人家的事情。
如果说，矛盾在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论就是个知识问题、认识问题，是个觉悟高低的问题。要是这样看，就把责任推卸给了人民，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将继续向灰色演变。建设绿色中国是政府的责任，是精英群体的责任。完不成这个使命，是政府的过错，不是人民的过错。
纵向的长远利益、横向的全局利益，都不是个体或者局部的人所能把握的，那是政府的责任。不在其位就无法谋其政。作为个体或者局部，大多是屁股决定脑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很多人不遵守环境保护法，破坏了环境，那也是政府的责任。表面上看，破坏环境的似乎都是民众，是具体的企业、公司，以及一心走致富道路的乡下人和城里人。问题在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不守法？
人民普遍不遵守法律，责任必然在政府。原因有二：
第一，很多人不守法是因为政府执法不严，惩罚不够重。也许会有人说，那是因为人民还不了解法律。其实，政府官员也未必比普通人民更了解法律。财政局的一个科长，对环保规定的了解可能同普通农民一样少。人们不是因为读过《刑法》才不犯罪，人民了解遵守法律主要是看到了违法者受到严惩。还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了，所以违法。我不这么看。我是留美博士，在北大当教授，“素质”应当不算低了。但在单位的楼道里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下，我吸烟，而且乱扔烟头。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干，不受惩罚。起初，每次吸烟我都跑下四层楼，到户外吸，后来不了，那样做我显然很傻。在北京，开车最守规矩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都是刚来的；最不守规矩的也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都是“北京油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外国人在北京开车违规，只要别出交通事故，就不受惩罚。换言之，人们守法，是因为违法会受到严厉惩罚。所以，政府执法不严，惩罚不重，是人民违法的第一个原因。
很多人不守法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和政府官员自己经常违法。人民为什么不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因为政府没有威信。政府为什么没有威信？因为政府自己就在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政策。在政府界定的自然保护区内，官员们在盖私家别墅，那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在那里砍树挖土？政府规定不许造纸厂污染河流，可官员的亲信或者家人办的造纸厂不受这个规定限制。政府不许赌球，可官办的报纸上每天一版，指导读者赌别国的足球。官员到澳门、缅甸、朝鲜，甚至美国去赌博，还是大赌。古训说，“公生明，廉生威”，放火的州官怎么可能有权威去管住百姓点灯？
如果人民经常不守法，那是因为执法不力，惩罚不严。如果人民普遍不守法，那是因为政府官员带头违法。工业化，发展制造业，能够给人民带来立即的财富。然而，把绿色中国变成灰色中国的责任并不主要在人民大众，而在各级政府。
法治政府与绿色中国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环境保护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是政府发动的运动。共产党是先锋队，是精英党。精英们腐化了，甚至腐败了，绿色中国就没有希望了。反之，如果政府守法，绿色中国就有希望。
在中国，破坏环境的，有民众，也有政府。但政府是倡导环保知识的先驱，是环保知识的主要推广者，是法律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如果政府严格按照法律去做，人民就尊重政府，政府说话就管用，环境就会被保护起来。现在的问题是，为了利益，政府就违法；为了利益，老百姓当然也就违法。政府要是能管住自己，不违法，老百姓就不敢违法。我们面临的困难任务是：在建设工业的同时，要不惜代价，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的法规政令。所以，建设绿色中国的核心是迫使领导国家的精英们守法，是迫使政府守法，是首先要建成一个法治的中国。
今天，政府违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这与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关。革命是暴力，是打碎旧制度。工业化也不是靠守法来积累的，至少初期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业化，我们政府的权力非常集中，集中到执政党。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又分散到地方，分散地集中到地方上的第一把手，就是党委书记。于是，今天的政府不仅有人治色彩，还有了封建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市场机制的形成又促成了另一个趋势，就是权力的商品化，也就是与资本利益相勾结的权力。权力的封建化和权力的商品化便是今天政府腐败的温床，是难以建成绿色中国的决定性原因。
建设工业中国与建设绿色中国的逻辑是不同的。工业中国的前提是政府性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绿色中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守法。换句话说，绿色中国要求国家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行政改革。
当我们提到“法治”这个词，其核心不是治理民众，而是治理政府，即“治吏不治民”。政府官员严格守法，百姓怎敢不守法？建设绿色中国不能回避这个最终的问题：怎样才能迫使政府守法？
法治的核心手段是分权制衡。法治不是法律，法治是使现有的法律“顶用”的办法，特别是治理政府的手段，是迫使政府官员遵守法律的手段。严格地说，法治包括三层意思。第一是个大原则，即法的权威至上，不是人的权威至上。第二是保证法律权威的核心手段，就是分权制衡。人的权力分开，互相制约，法的权威就上升。在多数发达国家，行政和立法权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即便是在美国，行政和立法权也是经常勾结在一起的。所以，分权制衡的基本内容是司法独立，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广义的司法独立还包括公务员执法队伍的独立或者中立。第三是保证司法和执法独立的制度。这就要求司法和执法队伍是职业的，是考试选拔的，而且每日每时都被笼罩在被评估的地位上。他们是法律的化身，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才能公正，才能去按照法律的规定，为公共的整体利益服务。公正廉明是司法权威的唯一来源。政府官员不再违法，人民违法就很容易治理。
中国订立的法律，无论在内容上，质量上，还是立法效率上，都不比世界上任何地方差。国家关于环境的规定和法律已经非常细致严密了。在今天的中国，让人民代表大会去制定一条荒唐的恶法，比在民主国家还难，因为民主国家里的立法经常被利益集团控制，被资本控制。在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法律，不是法律不好，而是政府官员藐视法律，甚至把宪法当做废纸一张。他们是否违法，靠他们自己来判定，或者靠支持他们的选票来判定。他们滥用公权，因为他们滥用公权不受惩罚。为了建设绿色的中国，为了完成建设绿色中国这个艰难的任务，中国应当推行行政改革，向香港、新加坡、日本的行政体制靠拢，让司法独立，执法队伍中立，走一条法治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坚决淘汰一切敢于以身试法的官员，不管他是选举还是非选举上来的。
现代化的中国不仅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而且必须是绿色的。建设绿色中国是政府的责任，实现绿色中国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守法。如果我们的政府是法治政府，绿色中国就有希望。(《凤凰周刊》总第1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