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思维的再思考（一）》提要：
1.民粹的心理根源（心理学根源）在于人性中追求爱心道义的天性和追求理性计算的天性。
2.从认识论来看，民粹是一种高度简化问题的思路，这种高度简化到了对某些事情不假思索就信服的意识形态化地步，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思维。
3.泛道德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以及一部分人不愿意对此无动于衷的意识；泛理性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是人们对正确的科学知识（理论）的渴求和崇拜。
4.民粹具有多面性，可以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搭配后产生或好或坏的各种效果。
5.泛道德化的民粹思潮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极左思潮；泛理性化的民粹思潮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思维的再思考（二）》提要：
一、民粹思维有多种类型和多种级别，马克思主义就带有一种较高级别的民粹思维
二、马克思主义一半是科学，一半是民粹
三、原始资本主义的转型与“资本主义”一词的永生
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工具化，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落后国家的“发展经济学”
五、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一）马克思主义改良了原始资本主义；（二）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劳工处境至今仍不过时（例如中国的劳工处境）；（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科学地认识事物贡献了相对科学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四）马克思主义者（战斗左派）的坚忍不拔和高尚情操，传递出一种非常感人的正能量，是人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民粹思潮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及与民族主义的合流
民粹思潮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当然在古代和近现代，除了成体系的民粹思潮外还有一些朦胧、模糊的还称不上“思潮”的民粹思维。这里主要是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民粹思潮。
（一）中国古代的民粹思潮简析
1.古代平均主义思潮（底层民粹）
这种“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一般被认为代表小农和小生产者的朴素愿望，在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一部分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并对古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是一味美化底层，一味丑化中上层权贵，是一种底层民粹思潮。
2.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精英民粹）
儒家的道理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特征已被很多学者所指出。儒家所进行的教育是圣贤教育而不是平民教育，是以培养圣贤为目标，而不是以培养具有基本素养的民众为目标。所以说这是一种被过度拔高的精英教育。儒家的教化又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要用伦理道德来约束人的言行，协调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儒家思想也带有浓厚的泛道德化的民粹色彩。只不过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和“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不同，儒家的民粹思维是美化一小部分精英和圣贤，丑化大部分人。儒家带有一种将社会各阶层简化为君子和小人、圣贤和群氓的倾向，这样看问题显得不够全面和细化，有点偏激，是一种精英民粹思潮。
3.古代中国在精英民粹和底层民粹轮番上阵中上演“治乱循环”
于是可以看到，每逢治世，国泰民安，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缓和，儒家的精英民粹思想就占居主导地位；每逢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的衰世和乱世，则“均贫富”的底层民粹思想就甚嚣尘上，成为农民起义的口号和纲领。中国几千年来就在儒家的精英民粹和小农的底层民粹轮番上阵中上演“治乱循环”。当然，这种“治乱循环”又被称作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到现在是否跳出了这种“治乱循环”尚属未知。
（二）近代中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是大势所趋，因为“反帝”和“反权贵”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任务
步入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在中华大地也遭遇一些新元素。太平天国起义除了要建立“均贫富”的民粹天国外，还带有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太平天国也和西方列强进行了艰苦的武力斗争，最后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扼杀下失败。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但是义和团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放弃了自身的底层民粹色彩，转而和清政府合作一起盲目排外，一头扎进狭隘民族主义的怀抱，最后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扼杀下失败。同盟会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思想庞杂，在1927年严厉清共和屠杀左派之前还带有一些底层民粹色彩。但是1927年严厉清共之后，国民党彻底清除掉了自身的底层民粹色彩。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党不重视、不理睬的社会底层民众那里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也即把国民党彻底抛弃的底层民粹思潮找回来，并把民族主义和底层民粹思潮结合起来，也即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权贵结合起来，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政权，完成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粹中国的生成
（一）中共从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到寄希望于农民
1.国共从结盟到决裂及此事对中共和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之后，其实形成了多种流派和多种版本。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起初也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将革命的希望和民粹理想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所以从中共成立开始，中共就高度重视领导工人运动，中共的骨干和精英多次深入工人聚集的地方组织工人开展罢工等维权斗争。但是，1923年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血腥镇压，使中国共产党幡然醒悟，认识到社会现实的残酷性，认识到当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太弱小，军阀的力量太强大，不得不想办法寻找工人阶级之外的同盟军。此后中共开始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结成革命盟友。
中共和国民党的结盟，对中共来说也是有成熟的理论基础的，因为中共的革命目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共的第一步革命目标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基本一致的。这是中共和国民党合作的理论基础。
本来国共结盟的过程中就遭遇过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但总算勉强结盟。这意味着中国的左派和倾向革命的右派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对国共两党都很有帮助，既弥补了两党在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方面的不足，使国民党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的色彩有所淡化，又使心向底层但势单力孤的共产党有了有号召力、有军事实力的盟友。
但在国共联合开展革命的过程中，双方的矛盾分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国民党一向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广泛地和社会的中上阶层结盟，不愿过多侵犯现存的产业和物权，并没有中共那么激进。而中共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看问题的出发点主要是劳苦大众，重视底层人民的疾苦，同时也在不断发动底层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国民党中的很多人所忌讳和反感的。
于是到了1927年，以国民党右派为一方，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一方，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互信渐失。直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右派干脆以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为手段，与共产党决裂。虽然当时国民党左派中的汪精卫仍然坚持国共合作，但到了1927年7月，汪精卫也下令“清共”。此后宁汉合流，清共成了国民党实力派的主流态度。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虽然立场亲共亲中下阶层，但自廖仲恺遇刺、汪精卫倒戈之后，国民党左派手上再无实权，日益被边缘化，改变不了大势也再也影响不了国民党的清共决定。
国共分裂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影响巨大而又深远的大事。如上所述，国民党长期以来脱离中下阶层群众，主要依靠大资本家（张静江、宋耀如等）、大军阀（如不断被拉拢进国民党阵营的各大实力派谭延闿等）和社会上其它有力量、有威望的人（如各种帮会的头目等）。所以国民党的精英色彩非常浓厚，相对来说比较偏右。本来国民党内的左派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国民党严重的右翼色彩，毕竟国民党左派比较亲近社会中下阶层，比较亲共。而和共产党的结盟，更使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有所壮大，使国民党的右翼色彩有所减弱，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向左派靠拢、向社会中下阶层靠拢。这对中国走向包容、温和的道路很有帮助。
可惜国共分裂了，而且还不仅是分道扬镳的问题。由于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对共产党的态度严重失当，用屠杀来解决问题，残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中下阶层群众。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右派和中国的左派不再合作促成国家的统一了，而是中国的右派和中国的左派一下子成了生死仇敌，不共戴天。这样一来就严重撕裂了社会，也撕裂了社会的中上阶层和底层。假如国民党和蒋介石只是和共产党分开而不大开杀戒的话，后来的中国历史走向绝不会变得那么极端和血腥。可惜历史不能重演，蒋先生一步走错，终于为他自己的政党也为中国铸成大错。也正因为蒋先生的这血腥而又极端的一步，不仅左右调和互补的温和局面不复存在，而且“左右不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一次优局面也不复存在，非得弄成社会撕裂、左右撕裂和左右不共戴天的极端局面。
所以蒋先生和国民党广泛和社会的中上阶层结盟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时，他也为这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埋下了威力深不可测的火药桶。因为任何国家的左派，纵然有些激进，纵然有些偏激，也罪不至死。何止罪不至死，这些左派的操守、品德、正义感和牺牲精神都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榜样。退一万步说，就算蒋先生觉得共产党有剥夺富人财产的企图，而且他觉得这种企图不对，应该加以阻止，那么他其实是有很多种办法来阻止的，比如限制共产党和左派的活动，比如临时关押部分左派人士，比如流放左派人士到国外等等。无论如何限制一下左派的活动即可，可蒋先生作为新旧过渡式的人物，硬是选择了血腥屠杀的简单粗暴非法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和左派。
对左派的这种血腥屠杀直接导致了此后的中国一无和平、二无温和，不仅是走向极端，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试想一下，从大屠杀中侥幸活下来的共产党人会作何感想？他们会越来越明白枪杆子和暴力的价值，越来越体会到这个国家的现实环境是何等血腥和残酷，所以他们更会以牙还牙、血债血偿。这样一来，蒋先生罔顾法律和人权，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推动此后的中国进入一个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进行相互屠杀的时代。
国内外一直有一种观点，以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依据，说中共天生就有偏激、极端、嗜杀的基因。这种观点严重忽视了中共当时所处的残酷而又血腥的环境。本来吴佩孚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血腥屠杀已经使中共更加重视暴力和武力的作用，蒋介石的屠杀相当于使中共更加觉醒，明白在血腥的中国只有暴力和枪杆子才是最实际的。而且中共在这种残酷而血腥的环境中所接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中共日后越来越缺乏包容性、温和性。至少可以说，假如没有吴佩孚和蒋介石的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中共和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会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血腥。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理论冲突和权力之争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终究还是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所以要说谁该为中共后来所犯的极左错误负责的话，首先要付最大责任的人就是蒋介石。一个人被血腥迫害之后也容易会变得残忍极端，那么一个党派被血腥屠杀之后的幸存者还能多么宽和、理性呢？这些都是人之常情，要理解中共在这种血腥环境中的心理感受和变化，只需要将心比心想一想如果被血腥屠杀的是你我他，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严重影响了中共日后的性格和走向。在吴佩孚和蒋介石扮演屠夫之前，中共还只是一个略显激进的比较温和的左派，但是在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却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从温和左派变成激进左派、极左派。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时，因国内环境的不同也会出现种种不同的情况。在比较温和包容且不滥杀无辜的国家，共产党虽然有着相对比较激进的理论和思想，但未必会变得那么极端和血腥。但如果在血腥屠杀的恶劣环境下，别说是共产党，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会失去包容和温和的一面。
2.中共由主要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到主要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屠杀之前和屠杀之后，中共的路线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之前，中共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开展罢工斗争。1923年大屠杀之后中共和国民党联合，既参与军事斗争又继续开展工人运动，还更加重视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大屠杀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共产党人直接就说“枪杆子里出政权”。1927年共产党发动的几次武装起义，目标都是夺取中心城市，结果形势不利。毛泽东在多次攻打长沙失败后总结了教训，先是尝试性地将部队带到乡村和山区保存实力。当时在中共的路线里城市和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心，部队撤到农村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没想到极富洞察力又有理论功底的毛泽东，竟然在乡村和山区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一套非常富有创意和威力的理论，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在农村武装割据，发动和依靠农民，对抗国民党。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进一步发动社会底层对抗社会上层，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民粹色彩和激进色彩。
随着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遇困境，同时随着“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日渐成熟并取得了很可喜的成绩，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就从白区转移到根据地，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转向农民。这一转向完成之后，中共一度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不相衔接的困惑。但随着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总结和宣传，随着毛泽东取代留苏理论权威的理论导师地位，中共从思想上、理论上和路线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解答了上述三个工作重心转移的依据，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国国情之间得到了新的衔接和论述。
总之，从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到寄希望于农民，从主要依靠城市到主要依靠农村，从主要依靠一小撮社会底层工人到主要依靠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农民，中国共产党不仅继续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泛道德化民粹色彩和泛理性化民粹色彩，而且还进一步高度强化了这类民粹色彩，激进程度和偏激程度都进一步强化。
（二）中共从理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急进到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初期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时，就提出了两步走的革命目标：第一步是反帝反“封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非常残酷和严峻，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清醒并未受到严重干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仍然坚持两步走的革命目标。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第一步目标实现后建立的社会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上是联合政府，经济上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公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他还清醒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会存在较长的时间。他告诫一些党内同志，不要好大喜功，不要过于激进和狂热，试图一步到位或者快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要有长期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准备。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清醒，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可惜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国上下建设国家的热情很高，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带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远任务，于是在越来越激进和越来越急切的心情推动下，中共在1950年代终结了新民主主义的格局。建国初期大量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渐渐被中共党内人士所取代，联合政府的影子如果说在建国头几年还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就不复存在了。而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的格局，也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样一来，到1956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结束了。此后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三）全社会所有—全民所有—国有（集体所有）—政府所有的概念变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经典著作中所反复提到的“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在经过从苏联到中国的实践后，逐渐演变成“全民所有”的概念，又从“全民所有”演变成“国有或集体所有”，也即从“全社会所有”演变为“政府所有”或“集体所有”。这种词义的大变迁是耐人寻味的，这种概念的演变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这种演变迎合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迫切愿望，迎合了很多人的民粹情怀，使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理论界有了可以指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方便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建构。
（四）民粹中国道统的确立
这篇文章不想再探讨何为“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何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种探讨不仅需要详细地从马恩经典著作中抽丝剥茧，而且要广泛征引，占用大量的篇幅。一方面本文作者尚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功底，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带有较多的民粹色彩和空想色彩，如何辨别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极为费神的理论问题。这里主要是想指出何为“中国式社会主义”。
不管“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本来的样子是什么，至少在中国，“社会主义”可以用这样一个等式来概括：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平均主义民粹思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并且在适当糅合了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形成了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民粹色彩，崇尚一大二公，经济上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维持公平平等的民粹情怀，政治上以“人民民主专政”和区分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维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粹情怀，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迎合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结合。
“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由此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统。这也成为左派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纯正的道统和正朔。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称之为民粹中国。这种纯正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曾经完整而又纯正地存在于1956—1978年。这种意识形态和道统对几代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成为日后左派话语再次复活和兴起的基础。
三、民粹中国的统一策略及成就
（一）民粹中国的统一策略及其利弊
1.民粹中国的统一策略及其优点
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专制、反分裂，促进统一。民粹思潮有很强的宣传动员能力，可以很好地凝聚人心和人力。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民粹逐渐凝聚起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力量，完成了来之不易的统一。这次统一比1928年国民党所完成的形式上的统一的含金量高得多。因为这次统一后不再有形形色色的地方实力派，不再有什么桂系、晋系，也不再有四川军阀混战问题、云南龙云问题等等。彻底消除了地方军阀割据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内部统一底气足的国家，也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至此，中国自清朝后期开始渐渐被削弱的中央权威再次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有了这样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了后来中国国力的快速上升。所以这次统一的巨大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左派民粹思潮在促成中国这次统一中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2.民粹中国这种统一策略的弊端
正如之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本身带有一定的民粹色彩，吴佩孚和国民党对中共和左派的血腥屠杀使中国社会的左右严重撕裂、社会严重撕裂，使左右之间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中共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激进化和偏激，终于在血的教训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民粹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样完成统一之后，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强烈的左派民粹色彩，缺乏足够的温和性、包容性，为日后极左思潮的泛滥埋下了伏笔。
例如中共领导人对民主人士缺乏容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人之常情来说明。为什么建国后毛不喜欢民主人士对国事说三道四？因为毛有时在想：我们共产党那些年被血腥屠杀、悬赏捉拿的时候，你们这些民主人士在哪里？我们共产党那时候九死一生、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们这些民主人士在哪里？现在我们侥幸活下来了，你们倒好，直接过来享受高官厚禄，说三道四，针砭时弊，轻松地想分享权力，共产党人对此怎么能服气？（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直接说过类似的话）
可以说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这种心理完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其实也无可厚非。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吴佩孚和国民党对中共的血腥屠杀，中共在建国后的包容度绝对会更高，心胸绝对会更宽广，民主人士或许就不会经受那么多磨难，后来的很多极左错误要么可以避免，就算避免不了，其程度和危害都会轻一些。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演，后人们只是看到民粹中国的民粹统一方式造就了后来所犯的多次极左错误。
（二）民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成就
1.民粹中国的战略定位
民粹中国的道统延续着古代中国延续下来的反商传统并将之扩大化，重义轻利到极点，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气息。与古代中国儒家的精英民粹思潮不同，也与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底层平均主义民粹思潮不同，民粹中国既有自上而下推行的新的圣贤教育（又红又专、四有新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强调要培养出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同儒家培养圣贤那样；又有自下而上蔓延开来的平均主义思潮。也就是说，民粹中国的民粹思潮是一种综合了精英民粹思维和底层民粹思维的综合性的民粹思潮，其民粹程度比以往任何一种民粹思潮都高，堪称民粹的高峰。
民粹中国的领导人虽然主要依靠农民并深受农民的影响，但他们毕竟不是传统农民起义的领袖，比那些传统的农民起义领袖更有知识、眼界和理论素养，也更具现代感。他们依靠农民但更具现代视野，懂得现代化的工业对国家的重要价值。所以民粹中国的领导人带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特征，身在农村依靠农民但带有很多现代色彩，这使他们远远超过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格调，而且也超出了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潮的范围。而且这些领导人的眼界和才识使他们都在努力避免这种传统平均主义民粹思潮，他们在很多方面确实超出了这种民粹思潮的范围，但是终究还是带有浓厚的左派民粹色彩。他们所带有的民粹色彩中有一部分和古代平均主义思想很相似，也可以说是部分延续了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潮。
2.民粹中国的巨大成就
中共在半殖民地半专制社会的分裂战乱、军阀割据中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国内大小军阀拥兵自重的乱局，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稳定环境，逆转了自晚清以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困局。国人的统一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
在贫穷落后的国情下，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大力推动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防力量的空前增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振奋了国人的士气，使国人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梦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才真正消灭了饥饿，大大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大大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健全了对新生婴儿的保健体系，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农村从过去没有公路、没有通电、没有电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到现在样样齐全。从中国广大农村的变化，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种种成就无法一一列举。在发展中国家看来，人权既包括集体人权又包括个体人权。从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的角度来看，中共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下，你是愿意生活在人的平均寿命很低、饥荒泛滥的民主类发展中国家，还是愿意生活在人的平均寿命很高、消灭饥荒的中国？我想没人会愿意到那样的发展中国家生活。
作为一股虽然犯过错误但始终励精图治的政治力量，中共一直扮演着民族复兴主要推动者的角色。中共对中华民族做出的种种巨大贡献是理应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我们不能把这些成就视为理所当然的，视为很自然、很轻松就可以出现的，这里面有中共付出的巨大心血。实际上，我们只要随便翻阅一下历史文献，就可以找到从古代中国直至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饥荒资料，在那些时代，普通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其实更无保障，很多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动不动就被水灾、旱灾、饥荒、疾病、瘟疫等等夺去了生命。但这一切都被高度重视集体人权的中共扭转了。
四、民粹中国的道统和左右之争
（一）民粹合法性也是一种合法性
在思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时要注意到，除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是一类合法性外，民粹合法性本身也是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社会中下阶层对政权的热烈拥护。打个比方来说，在这种全民的民粹热潮中，即便有民主选举，高票当选的仍然会是这些中共领导人。这种全民拥护的民粹热潮本身就为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粹中国）确立了合法性。所以有些人认为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不足是缺乏足够依据的。
（二）民粹中国的道统是民粹，而且是毛式民粹
前面已述，“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由此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统。这也成为左派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纯正的道统和正朔。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统是左派民粹，也即民粹中国的道统是民粹，而且是毛左式的民粹。这种道统和重工业、国防工业的成就紧紧联系在一起。认清这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时期某些体制内的人士天天叫喊要反民粹，岂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借助民粹建国的，岂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骨子里就流着民粹的血液，岂不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道统就是毛式民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粹之间的这种先天加后天的血肉联系不是后期的简单漂白和美化就可以消除的，也是无法掩饰的。
（三）民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想纷争
1.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民粹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回缩与变迁
如前所述，民粹中国的道统和最初的正统意识形态是毛左式民粹，而且是绕开了新民主主义论急进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过1949年以来多次激烈的政治运动之后，已经深入到左派人士和一般民众的心灵深处和骨髓之中。其反商、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的色彩和追求“一大二公三平均”的风格都非常强烈。毛泽东本人为了确立这种道统耗尽了后半生的心血，甚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强化这种道统和意识形态，试图“让任何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都无处容身”。这位悲壮的巨人尽管未能真正实现他的这一幻想，但他的思想和他的努力，极大地影响了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思想走向，为日后绵延不绝的左右之争不仅埋下了伏笔，而且还添了很有油、很多醋。
邓小平理论是在政治上继续部分遵从“中国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在经济上开一道口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来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辩护，这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回缩和让步，增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绩合法性，但却伤害了民粹中国的道统。并引发了以民粹中国道统捍卫者自居的毛左派的激烈批评和反弹。由于民粹中国的民粹道统根深蒂固，又是当年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毛左派的批评话语显得“很纯正”，也很有迷惑性。
到了“三个代表”流行的年代，企业家入党也得到许可。中共的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淡化，和当年的民粹道统进一步疏离。这也引起了民粹道统捍卫者的极大不满。
作为民粹道统捍卫者的毛左派，起初只是相当于在捍卫自上而下进行宣传的精英民粹思想，由于左派掌权后以全民党和全能党自居，左派实际上和它的力量源泉──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疏离了，那时候左派理论捍卫者只是在捍卫精英民粹思想，和底层民众的平均主义民粹思想失去了血肉联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众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暴露，毛左派的理论捍卫者终于再次和它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体制内中上层左派与体制外底层左派的相互呼应，由此一来精英民粹和底层民粹又有了合流的趋势，其威力不可忽视。
2.远离民粹道统与重塑政绩合法性、个人人权合法性，引发日益激烈的左右之争
在后毛泽东时代，官方意识形态既部分延续了民粹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也部分保存了民粹中国的一些传统民粹遗产，如保留了部分国企，保留了各地很多机构的“人民”字样（人民医院、人民出版社等等），但也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回缩和创新。这些回缩和创新其实正在某种程度上向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靠拢，比如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比如思想文化的逐渐多元化。但是这种回缩确实严重背离了民粹中国的民粹道统，引发党内和国内越来越难以掩饰的思想分歧和思想纷争。
如今的中国一半是民粹中国，一半是新民主主义中国，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整合至今没有完成，既没有彻底指认并放弃民粹中国的民粹道统，也没有果断地从意识形态和实践上全盘回归新民主主义，而是夹在民粹道统和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左右为难。当然，后来官方用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来部分弥合这种思想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整合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算做官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回缩和创新，但是这次回缩的幅度比新民主主义小得多，也还无法完整地概括现状并整合思想。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道统和当前路线之间的矛盾都还继续存在着。这些矛盾和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相呼应，使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形成了各种社会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老左派、新左派、自由派、国家主义者都非常活跃，还有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思潮也引人注目。
五、左右之争下的中国如何取舍：走向新民粹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新民粹）
（一）怎样看待民粹中国的民粹遗产
民粹中国留下的传统民粹遗产随处可见。而且后毛泽东时代对民粹中国道统的部分背离更使很多传统民粹产物带有强烈的“遗产”色彩。这些传统民粹遗产包含多个种类和多种形式。从经济和社会层面看，有“国企”这一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从政治方面看，有“人民代表大会”等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从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文本方面看，有“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等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从机构命名方面看，有数目众多的带“人民”字样的机构（如“人民医院”、“人民出版社”、“人民银行”等）这类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
对这些传统民粹主义遗产，不能不加分辨地就全盘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在清醒认识它们的民粹谱系和民粹特性的基础上，再从实际出发加以取舍。例如，如果没有认清“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传统民粹产物，没有认清其在组成人员、机构设置和法理定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缺陷，就贸然地以为“人大实权化”就能实现民主，那么今后一定会发现这个“人大”根本承载不起一些人追求民主的理想。所以这种理论上的清醒和实践上的细别分辨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说施洋等为维护工人权益而牺牲的仁人志士，这些革命先烈在做这些造福大众的事情时，英勇无畏，满怀正义和热情，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甚至还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样高尚的人不管有没有被民粹思维所误导，都是一些非常可敬的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这种精神不是后来流行的解构文化所能够完全解构的。我们在反思传统民粹思维和传统民粹遗产时，也还不够资格、不够论据来抹杀这些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二）中国如何取舍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向来分裂容易统一难，动荡容易稳定难。而且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非常严峻，2012年中国和国外的领土争端激化给了国人又一次切身体会，使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直接展现在国人眼前。在中国分裂时期集体人权得不到保障，但个人人权和个人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中国统一时期集体人权更有保障，但个人人权和自由在这一时期甚至有可能不进反退。中国和中国人民在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难以兼顾的大环境下，曾被迫在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二者中选择一个优先项。这其实带有很多无奈和迫不得已的因素。对中国来说，安定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是其核心利益，人民的温饱和个人人权也是其核心利益。但在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和中国人民还迟迟无法兼顾这些东西。这里面的是非对错功过，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老左派、新左派、自由派都正确指出了一些，也都忽视了一些。但相对来说，新左派思潮比其它社会思潮更具有兼顾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的特性，也自觉带有这样的理论目标。
在这个思想纷争越来越激烈的大变革时代，即便从理论上整合左右很难，也还是应该多一些人在这方面做下尝试。也许一两个人做不到，但一二十人、一两百人乃至更多的人都来参与这项工作，则整合左右、凝聚共识的工作就更有望成功了。所以，本文的作者也不妨写出自己对左右之争的见解，权当是为共识的达成添一砖一瓦。
1.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优势与不足
（1）毛左思潮简评
毛左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天然合拍，在捍卫集体人权、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方面都贡献了很多心血，也是一群可敬的爱国者。毛左人士的理想主义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正义感都非常值得肯定。而且毛左民粹思潮为中国在1949年的统一贡献巨大。
只不过毛左人士过于重视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主要是从道德和阶级角度看问题，看问题的视角过于狭隘，忽略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显得比较偏激和极端，严重忽视了个人人权。毛左路线是一种极端民粹路线。极端民粹思路是一种极端简化问题的思路，将复杂的人性和人的多种能力、多重利益全部简化为少数几个指标，用“阶级”、“平等”等少数几个词汇裁剪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毛左当道的时代，人的个性几乎被掩盖，人们都是整齐划一的人，在一次又一次集体运动中日益丧失个性，而且人的智商在当时也严重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主导性的指导思想都被严重简化了。对毛左，首当其冲的是要让他们看到人的个性、能力是可以无限丰富下去的，用“财产”和“阶级”等少数几个词汇做标准来裁剪人、框住人，只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出现。若是毛左人士能在“道德”和“阶级”之外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一定会更具客观性。
（2）自由主义思潮简评
自由派的很多观点都很有深度，探讨的也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求索的话题，这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是很值得赞赏的。只不过民盟的遭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想推动中国的转型和进步，并不是看谁“持论最正”就够了，而是要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将理论和现实的反差考虑进来。要是不从这些方面多做考虑，中国自由派很有可能再次要么式微，要么异化。在中国这种复杂特殊的国度，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盟道路迫切需要变通，若在当下还是指望直来直去地实现之，难免令人失望。
所谓联系中国国情，就是希望自由派深刻认识到中国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之间的冲突以及二者长期难以兼顾的国情。自由派对个人人权关注较多，但对集体人权不够重视，更对在中国怎样兼顾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研究不够。毕竟对中国来说，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民众温饱也很重要。如果自由派一直没法很好地回应这些问题，没法在兼顾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的前提下进行民主理论和民主改革路径的创新，则中国今日的自由派的前景仍然难以预料，也难以令人乐观。
（3）国家主义思潮简评
国家主义思潮也是高度重视捍卫集体人权，但也严重忽视了个人人权。尽管很多人对国家主义持同情赞赏态度，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者的一些误区还是有必要指出来。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笼统思维，是一种强调共性、强调集体性的思路。这种整体主义思路本身带有拒斥反思、拒斥细化分析问题、拒斥精细的倾向。国家主义还过多强调共同目标，特别是强调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要忍耐、含糊，希望对官员的贪腐、对某些行政官员的失职多一份包容，希望在团结的大旗下将这些阴暗面视为人民内部可包容的矛盾。国家主义者只喜欢激昂、催人奋进的那种声音，对很多带有反思、解构意味的观点嗤之以鼻，觉得宏大叙事和远大目标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
严格来说，国家主义者和第一代国情研究者的思路非常合拍。第一代国情研究着重点在硬件，非常重视国土、人口、物质财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和硬国力的增长。国家主义所孜孜以求的重点，也往往主要集中于此领域。但是国家主义者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不断强调要安定团结，要强化中央集权和大国气派，但历朝历代在后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央集权空前弱化的问题？一味强化、一味促成，反而走向弱化，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其根源正在于，不断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会渐渐侵蚀掉国内的思想共识和行为共识，这样一来就算再怎么强烈地强化中央集权、宣传国家主义也于事无补，还是只能看着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国家失去稳定。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不仅需要硬件的发展，也同样需要软件的发展，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国家主义在宣扬宏大叙事和大国志向的时候，往往过于重视硬件的发展，却严重忽视软件的发展。在宣扬团结奋进和大国志向的时候，一味地要求民众为团结和发展做出必要的牺牲忍耐，一味地要求民众为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增强包容能力，对官员的贪腐和渎职、对社会的不公和阴暗面都保持克制和含糊，由此实现劲往一处使，从而防止全民共谋复兴的大业被内部分歧中断。可国家主义者却没有留意到，被民族复兴和大国志向鼓动起来的民众，因为对官员和社会阴暗面有了更强的包容能力、忍耐能力，恰恰因此弱化了对官员的监督，恰恰变相纵容了一部分贪污渎职的官员，恰恰起到了转移矛盾焦点的作用，恰恰使国内的很多社会问题被忽视、被掩盖而得不到及时的解决。这样一来，国家主义的兴盛，一方面在增强国家的硬实力，但另一方面却在恶化国家的软实力，像漂白剂和麻醉剂一样掩盖并忽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到头来国家主义的功过孰大孰小实在难以计算。普京在俄罗斯也是不断地用国家主义鼓舞民众，用俄罗斯的“民族使命”和“大国地位”等等大名词来压倒一切。这在凝聚起人心的同时，也助长着国内的腐败。因为一味强调民族复兴和共同奋斗的宣传，确实会增强民众对贪腐的包容能力，降低对贪腐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但到头来俄罗斯一边人心被凝聚，一边贪腐更加严重。试问一旦贪腐严重到国家主义宣传都掩饰不了的地步，到时的俄罗斯该何去何从？到头来国家主义到底是帮了俄罗斯还是害了俄罗斯真的难说。前不久俄罗斯的选美冠军忍不住在地球小姐竞选现场表达对国家腐败的不满和对国家现状的担忧，一项调查显示90%的俄罗斯人都赞同她的看法。俄罗斯的例子相信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纵然国家主义的宣传可以暂时掩盖一些该解决的问题，可以暂时缓和一些矛盾，但如果国家主义者过于迷信国家主义的宣传和论说，不把爱国和解决国内社会问题都当做重点，只是一味地用国家主义宣传增强民众包容度的办法转移矛盾的话，则迟早事实会证明这种宣传会在某一刻失灵。因为国家主义并不是一剂标本兼治的万灵药，平时拿来临时止止血尚可，单凭此药是不可能解决一切国内矛盾的。
而且还要说明的是，国家主义所反感的不同思潮之间的分歧争论，都不是那些思潮的主张者自己无聊，也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而是国内的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之后自然引起的反应。与其把这些不同的社会思潮视为“泄了共谋民族复兴的合力”，还不如好好反思一下这些思想分歧为何会出现？就像有一部电影的台词所说的，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丐帮帮主决定的，而是朝廷决定的，假如国泰民安谁愿意来当乞丐？所以说国家主义者对致力于反思的学者的种种斥责是不合适的，而且问题的重点不应是想方设法用国家主义压制这些不同思潮，而是要好好探究一下这些不同思潮出现的社会根源，探究一下这些思潮是因哪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进而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
还有就是，不能一味地认为只有国家主义者才爱中国，而宣传其它社会思潮的人就一定不爱国。实际上像国家主义者那样大力推动硬件建设并鼓舞民众斗志的人是爱国者，而指出国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并且希望国家因此减少失误、更好发展的人也同样是爱国者。在这方面，国家主义者不必非要抱着“舍我其谁”的一元化思维，而是要多一份包容，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
多一份包容，多一些看问题的角度之后，国家主义者也不难发现，过多强调共同目标和大国志向，实际上严重忽略了一般民众的各项权利和福利，走了极端。以后真正的爱国者一定会发现，爱国除了爱国家的硬件之外，还要爱国家的软件；除了爱国家的大事雅事之外，还要爱国家的小事俗事；除了要大搞特搞卫星导弹之外，还要重视一个普通老人的担忧、一个普通孩子的哭笑、一个普通母亲的所思所想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虽然不一定崇高，但也不可小看，因为这些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就是亿万同胞喜怒哀乐的缩影。没必要只重视国家的世界排名而忽视这些普通同胞的冷暖。我们追求那些个国际排名和国际地位，说到底还是希望中国的民众过上好日子，何必年复一年地只强调要民众忍耐牺牲呢？除了那些硬件上的利益是长远利益之外，这些普通民众每天的冷暖同样也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之一。
简而言之，国家主义思潮是一种值得同情和赞赏的思潮，但这种思潮本身也有不少漏洞和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并且善待那些指出问题的人，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主义者所不懈追求的民族复兴目标。国家主义者在保持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之外，在用整体主义和笼统主义思维看问题之外，还是应该试着更精细更具体地看待事情，因为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日益精细化，只是用一个整体主义分析框架笼统地想涵盖一切是越来越不可能了。顺应这些趋势，同时勇于反思和弥补漏洞，勇于在捍卫集体人权的同时也多关注个人人权的国家主义者，今后还是会大有用武之地，必将会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4）新左派思潮简评
新左派在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和鼓吹国进民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拥抱国企并不能带给国人真正的福利，因为国企近些年来只是维护小集体利益的工具，承载不起很多的民粹理想和平等目标，相反恰恰是这些垄断性国企高管和员工的高收入助长着社会的不平等。新左派在政治方面鼓吹的大民主往往缺乏实践条件，却很容易成为集权的帮凶。
新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很好呼应，与极左思潮也有一些理论上和情感上的血缘关系，在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上都关注较多。这一派的思想一方面是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找出其合理部分；另一方面是在用后现代主义标准和弱弱的传统左派民粹标准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由于新左派对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都高度重视，其理论研究力图将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兼顾起来。这一兼顾思路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尽管还不够成熟和系统，但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5）回归新民主主义论简评
张木生先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是比较激进的。这一理论作为党内改良派的一种激进理论，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其优点和建设性是很值得肯定的。至少这一理论在体制内从理论上说明了当下的中国是很需要改革的，而且为改革做了一些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正如前文所述，官方意识形态从民粹道统回缩到新民主主义，不管怎样都是一件好事，是理论正视现实的表现，也有利于克服一些不切实际的左倾误区。虽然回归新民主主义论仍然主要是在维护集体人权，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左派民粹思潮，但是这种思潮比极左民粹思潮更开明、更温和也更理性，同时为个人人权的生长发展留下了较多的余地和空间。
2.反思当代中国的极左民粹思潮
中国的极左民粹思潮近年来再次沉渣泛起，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这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纷纷对极左思潮进行口诛笔伐。但在抵制极左思潮时，有必要先弄清楚一些问题。
正如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往往在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突出的时期引发农民起义一样，极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再次崛起，也与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较多有关。可以这样说，哪里有较多的苦难，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哪里有较多的不公，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可以说哪里有严重的不公，哪里就有更过激的反应；与其卖力地反对过激，还不如卖力地限制不公。与其卖力地反极左民粹思潮，还不如卖力地反苦难、反不公更管用。不重视缓和社会矛盾，不重视维护社会公正，只是一味地、舍本逐末地反对极左民粹思潮，效果始终有限。如果一个社会的很多中下阶层民众都过得很苦，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怎么指望他们能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呢？换成现在的某位精英一下子陷入生活困境，比谁都更累，比谁挣的钱都少，眼看着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他又能多温和、多包容呢？
极左民粹思潮其实是对社会不公和苦难的自然反应，代表着一种不愿无动于衷、不甘心忍受的精神，比坐以待毙强多了。对此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让人克制忍耐，而是要努力正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努力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如果社会更公正了，贫富分化没那么严重了，社会的中下阶层日子好过了，哪还有那么多人去相信极左民粹思潮呢？这就好比在灾荒年月，一下子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沦为乞丐，这样一来乞丐和乞丐的想法都在社会上变得很常见。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反对丐帮的快速扩张，反对丐帮思想的蔓延。很显然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和根源，只有找出使民众沦为乞丐的原因并加以解决，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不用当乞丐，丐帮才不会快速扩张，到那时丐帮思想想要蔓延都难。
3.中国如何抉择：走向新民粹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新民粹）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和儒家民粹思潮都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代中国还继续发挥着影响。左派的民粹思潮有助于凝聚人心和人力，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贡献很大。在中国这种分裂容易统一难的国家，在还没有找到更能够凝聚人心、维护团结的工具之前，左派民粹思潮还不可轻易抛弃。这种民粹思潮对维护团结统一意义重大，而且这种民粹思潮也在和国家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一起奋力维护着中国的集体人权，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对抵抗外国侵略意义重大。
只不过要多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来对左派民粹思潮的负面影响加以限制，增强一下这种民粹思潮的理性色彩，减少其偏激极端特性。经过理性和科学改造的这种民粹思潮可以称之为新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新民粹主义思潮兼具左派的良心和右派的理性。
实际上，左派的理想主义正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性精神不够。正如右派所正确指出的，使民粹主义遗产如国企等进一步膨胀，并不能实现左派所期望的社会公平理想，只是使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慰藉而已。
而右派的理性精神也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想精神不够。实际上，左派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理想缺乏、保障缺位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得到解决。相反，肉眼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化进程反而让很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右派的理性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让公众反感。
所以我国迫切需要的是就是这种综合了左派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右派的理性精神的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一方面重拾左派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重视理性的学习和思考，懂得单纯地增加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如国企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新民粹主义也在用其理想主义弥补右派市场化主张的不足，正确地认识到市场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在市场化进程中也需要注入理想主义气息，实施一些理想主义政策和福利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俗地讲，新民粹主义强调一边推动市场化进程一边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事业，绕开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直接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使普通公众直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福利，而不是把虚幻的理想和资源全部寄托在垄断型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身上。
只有趁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公平性和平等性，才能在将来不受制于社会保障，才能在将来避免国家被徒具理想气息却严重缺乏理性精神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所俘虏。所以与其到处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而难以打压干净，还不如正视民粹，主动改造极左民粹，主动向民粹部分靠拢。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和坚持推进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向左派民粹思潮的部分靠拢并不会引发极左民粹的那些可怕的危害，但却既可以像打了预防针那样使国家在极左民粹思潮面前更有抵抗力、免疫力，又可以分化极左民粹思潮主张者的力量，还可以凝聚人心和国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比简单地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要有用得多，也有助于中国走向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兼顾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增加中国走出“治乱循环”和“历史周期律”的胜算。
作者系传媒人士，民间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