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本身以及全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和生活观，而且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及其制度某种程度的演变。因此，我们必须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肃清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及至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指导地位，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推进。
[关键概念] 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INFLUENCE OF NEO-LIBERALISM AND COMMENTS
He qiduo
( Yunnan University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15912104828 jianminghe@sina.com )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neo-liberalism in China has a serious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socialism and the society itself, as well as the entire Chinese people's life way, it has not only changed people's outlook on life, values, political ,social and outlook on life, but also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socialism and its system evolution. Therefore, we must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vigilance on neo-liberalism,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on China's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life way of Chenese people,recover the dominance of Marxism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y, reconstruct socialist theory, ensure that China will keep advancing forward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KEY CONCEPTS] Neoliberalism Capitalism Socialism Western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arxism Ideology
一、引言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合理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改进和变革。因此，改革不仅要切实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率，而且要切实提高社会主义公平分配水平，以达到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同时，改革不仅要求中国社会发展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要求中国社会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走向民主、自由、和谐和正义。但是，在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一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重大的意识形态侵略，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虽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教育、理论、话语权甚至行政权力的日渐渗透和控制以及私有经济体系及其所有者（资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及其政治化，新自由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和某些地方行政权力迅速地结成利益同盟，从而形成非官方非民间的、资产阶级世界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对中国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形成了侵略式的影响。现实越来越表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在于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正在日益增强，而且它正在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理论霸权、话语霸权、教育霸权甚至某些行政权力的不断渗透或控制而形成对中国青年一代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具有资本主义拜金主义倾向的行政官员和普通公务人员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洗脑式的教育和利诱性利用，从而对中国社会思潮和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远的、具有实际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新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对其恶劣影响进行实际有效的肃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推崇、影响与评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从价值观念而且从知识体系方面都发生了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变—不仅社会科学日益资本主义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都在极力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自然科学也在资本主义化（转基因食品、有毒食品等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取得的“科学发展”）。由于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遭到右翼知识界日益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权力（包括行政权力、教育权力和学术权力）阶层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否定，甚至遭到相当一部分在政界掌握着行政权力及至掌握着改革路线控制权的行政官员的抛弃，在中国的权力机关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占据着中国的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地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即当今社会中表面上拥护但实质上否定社会主义而实际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宣扬并推行其资本主义化改革思想、资本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人大、政协、党委、政府、理论阵地和教育战线等法权机关、政党机关、行政机关、理论机构和学校利用立法权力、司法权力、政治权力、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教育权力对中国改革施加资本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影响。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享乐主义人生观、金钱主义价值观、极端自由主义思想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使一部分人已经堕落成为出卖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全盘西化论者、民族虚无主义者甚至卖国主义者。并且，按照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经济观和生活观，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已经衰变到了出现严重信仰危机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状态，国人也越来越远离人文精神而成为抛弃人自身本应具有重生活质量的真实的人而仅仅具有人的自然本性（即只具有物欲和性欲放纵性）的人，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或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力和金钱的贪婪追逐者已经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走向了野兽化。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人格日益纯粹地动物化的过程。在现实中，新自由主义者打着“自由主义”这一蛊惑人心的旗号将权力对人的奴役（政治专制）和资本对人的奴役（经济专制）联袂起来实施教育霸权、学术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行政霸权和社会霸权，宣扬并推行资本暴君和权力暴君对人和社会具有奴役性、压迫性和剥夺性的专制统治。因此，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冠以“自由”的名称推行其所谓的“自由主义”并强调其所追求的“民主”理想而其实质却是少数资产阶级实现资本专制的自由和资产阶级利用行政权力、党权、理论权、教育权和经济权力实现资本主义政治专制的自由，甚至就是实施集封建专制、僭主专制与资本专制于一体来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其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及其利益的政治权力的代表者对无产阶级权力的无限制性剥夺和无限制性侵害。因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被统治者的广大劳动人民失去越来越多的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所获得的每一毫克的自由都是以广大劳动人民失去其巨大的自由为代价的。
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仅已经牢牢掌握着大学讲坛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权、教育专制权和文化专制权，而且已经利用通过清洗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信仰所完成的对青年人的改造形成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在行政部门取得的权力和从其所支持的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金钱对中国社会包括数百万亿的公有组织、公有资产和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进行掠夺，甚至不放过任何剥夺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的机会。公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八千万城市工人的失业和九亿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农民在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资产被剥夺、农民失去土地）、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数亿人民的经济权利被侵害—大量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正是对人民经济权利的剥夺，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的私有化使农民社员失去财产和股东权利的结果就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对农民在经济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最野蛮的侵害。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私有化运动已经初步完成了使企业及其公共资产资本主义化的目标。如果新自由主义者企图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尤其是农村土地私有化目的得以实现，那么，等待着中国人民的不仅仅只是数亿城市居民和九亿农民失去土地后的苦难，而且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莫大灾难。因为，正如城市土地成为一部分房地产大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一样，农村土地即使私有化到农民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地大资产阶级实现资本积累的工具并导致土地向大资产阶级集中而农民则走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两极分化道路的后果。因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的公有制经济被新自由主义诱导下所演变的那部分经济和作为新自由主义可能实现的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私有制的日益扩张并企图占据统治地位的目的性，预示着中国社会存在着历史性倒退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并可能一步一步地成为社会现实，而它的鼓吹者和实施者就是中国私有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权贵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文人新自由主义者。
在新自由主义者中，不管是自称的还是那些企图从追捧中获得非劳动利益的新闻追捧者于混乱中胡乱喊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并不顾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能给人民带来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和正义，而将“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甚至是资本主义邪教教义拿在自己手心里玩弄得得意非凡。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者不断宣扬自由，却干着霸权主义（例如：经济学霸权主义─掌控经济学理论霸权者似如当年被毛泽东所称的“学阀”）、资本主义（主要是剥削主义、资本积累主义、资本集中主义、资本暴力主义、利润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卖国主义和剥夺主义（提倡以私有化剥夺属于全体人民或集体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一系列罪恶勾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确实很容易让民众误以为他们真的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勇士。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包括美国这样受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他们在本质上正是为从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资产或公共权力中谋取个人私利而与资产阶级组成利益联盟并从资产阶级剥夺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资产或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中分享其利益的一个阶群。从新自由主义者的人性本质上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者在人性上的物质主义偏好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决定了新自由主义者只可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争斗，而不可能象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真正为普罗大众的自由而战。新自由主义者的每一次行为、那怕是教育年轻学生崇尚享乐的一次演讲这样对社会具有负价值的行为都必须得到立即的现金回报才会收场的事实就已经极好地说明了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的丑陋性、自私性和庸俗性。
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所实施的公有企业“改制”的结果中不难发现，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所推行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部分当权者（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高管及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官员）和那些企图通过非劳动途径获得巨额财富并由此进入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内部的资本家对公共资源（自然资源、行政资源等）、公有组织（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等）和公有资产（公有企业资产、行政资产、党产等）进行洗劫的自由，威逼利诱甚至强迫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和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从而实现其剥夺公共财富的自由，向中国人民强行灌输资本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资本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以及通过资本运作席卷财富的自由，这一切只不过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学术霸权主义、经济霸权主义、社会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实质和对人性之恶的发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不但不是真正的自由的捍卫者，而正是专制的急先锋，而且是资本主义专制的急先锋。新自由主义宣扬“价值源于资本论”、“私有制无剥削论”和“剥削有功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源于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和“剥削论”实际上就是为资本统治整个社会提供具有现代邪教性质的“合法性”，也是为资本主义制定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提供具有反人民性质的“理论依据”。因此，按照新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秩序”，新自由主义者及其所支持的资产阶级并不需要用劳动去创造财富，而是通过私有化等资本主义的抢劫方式和资本运作、资本投机等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合法”地实施抢劫和剥夺就可以成为全人类最富有者（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流就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至极的偶像，可是这些财富抢劫者从来就没有创造过任何真实财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宣扬“稻子是从K线图里长出来的”邪教理论的）。事实证明，在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中，私有化理论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为权贵资产阶级剥夺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行为寻找的理论依据和合法外衣。可见，新自由主义者的目的不仅要为自己获得的资本主义演变（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进行的革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进行辩护，而且要为资产阶级剥夺社会财富并实行资本暴力和资本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武器。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剥夺了劳动者财富之后，还鄙视和污蔑创造了真实财富并用真实财富养育着他们的劳动人民，甚至通过将社会主义宪法中加入资本主义条款进行“宪法修正”和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来保护他们抢劫和剥削所得的财产—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的全部行动内容的集中表现和目的。
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及其利益获得者的性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历史的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只要忽略掉一切细节去纵观历史的长河，就不难发现，在旧制度的没落时代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昭示着正义和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在没落时代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则往往代表着对正义和历史的反动；反之，在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的和平时代对新制度进行复归改造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正义的反动和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而在新制度需要完善的时代，维护新制度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正义的捍卫。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但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动和历史性倒退。显然，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复辟（新自由主者所宣扬的“补资本主义的课”）也正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美国华盛顿时代美国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及其由当时的政治精英安排下来的一些良好的政治制度被后来历代总统及其属僚的不断修正后已经蜕变成为目前的象奥巴马公开卖官这样的糟糕的资本主义金钱政治说明，制度具有蜕变性。同样，民主和自由也具有蜕变性。孙中山时代革命者所追求的“三民主义”包含的民主和自由被后来的蒋介石时代的独裁专制反叛同样说明，革命者的权力继承者并不能保证仍然是革命者，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并不保证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创建者的继承者往往只会继承由制度创建者建立起来的权力，而不会继承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并且，权力的继承者往往只会利用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创建者遗留下来的权力和威信去毁灭由民主和自由的创建者建立起来的民主和自由。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证明，多一点民主和自由，社会就多一点繁荣和文明。但是，历史同样也毫无例外地证明，任何缺乏人民性政治信仰的统治者都会将自己的自由最大化从而使人民的自由最小化—统治者必须通过权力来达到以人民最大的不自由来换取自己最大的自由的目的。
从社会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不仅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腐败、精神颓废、两极分化、贫民反抗、暴力犯罪、恐怖主义（包括个人恐怖主义、集体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也遭到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化的严重误导，使一些地方的公有企业改革、教育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同程度地演变为权贵资产阶级重新分配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公有资产和公共权力的盛宴，中国社会也日益明显地出现了诸如贫富分化、暴力犯罪、精神颓废（在贪腐官员和青少年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和各种各样的反人民性、反社会性、反文化性和反道德性问题以及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社会正义、社会和谐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如何肃清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良影响，强化和谐健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目前思想混乱和信仰失落的局面，弘扬社会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有着至关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主要结论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宣扬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思想观念来演变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实现其扩张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积累范围的目的。显然，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意识形态侵略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传播中，人类社会形成了历史的倒退，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也日益走向堕落。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当时刻保持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坚决杜绝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思潮，旗帜显明地反对享乐主义人生观、拜金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生活观、利己主义社会观和剥削主义政治观以及资本暴君对人的奴役，防止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人的生活方式的腐蚀及其所导致的精神颓废和其它一系列的诸如由两极分化所导致的暴力犯罪和由意识形态对立、尤其是社会主义信仰与资本主义信仰对立导致的国家恐怖主义、集团恐怖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现象等社会问题。而要真正从根源上消除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本身的影响，就必须彻底肃清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思想宣传和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重构符合科学原则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教育体制，改进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方式，加强对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国民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和生活观，保证中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稳步向前推进，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并使全体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懈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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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0时15分14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1时13分0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6时27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星期二下午10时31分
完稿：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5时50分
修改：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六上午11时30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10时18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下午10时5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6时36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下午9时50分
改稿：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9时37分
改稿：二〇一一年七月十日星期日下午12时14分
改稿：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一下午5时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