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形成了对公有企业和公共资源的私有化运动，结果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形成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社会主义信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关键概念] 所有权 所有权制度 制度变迁 意识形态 私有化
ON THE IDEOLOGICAL ISSU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He qiduo
( Yunnan University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15912104828 jianminghe@sina.com )
[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China's neo-liberalism,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was come into being for public-owned enterprises and public resources, the resulting not only has been doing damage to the socialist public-owned ownership, but also to the unchecked spread of the ideology of hedonism, money worship and consumerism, the socialist convictions is also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KEY CONCEPTS] Ownership Ownership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deology Privatization
一、引言
所有权是人们对组织、财产和资源甚至对人本身（奴隶等）所具有的归属权，是人对物甚至也包含着人对人的占有这种原始权利以及由占有而产生的各种派生权利。因此，我们将所有权归为原始权能。而由所有权派生的其它权利即人们对组织、财产、资源（广义上也包括对人本身—如奴隶）所具有的占有权、控制权、利用权（使用权、消费权、经营权等）、处置权（转让权、抵押权、质押权、赠送权、租赁权等）、收益权、赔偿权、征用权、受益权等均为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从所有权客体的制度规定中可以判断一个国家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的性质。因为，所有权的客体可以是任何有形财产和组织或任何无形财产和组织，甚至包括人本身。例如，在奴隶社会中，按照奴隶制度之规定，奴隶主对奴隶的各项人生权利甚至对奴隶的生命、身体及其后代的生命及其身体都具有所有权，并且，奴隶主还具有由对奴隶的所有权派生的对奴隶的使用权、奴役权、处置权（买卖权、赠送权、抵押权）和收益权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之规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甚至对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具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等权利。因此，不同的所有权制度不仅对物的规定是不同的，而且对人本身及其权利的规定也是不同的。而从所有权客体是否可以同时为不同的所有权主体作为所有权对象也同样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生产关系为核心）、法律关系（国家法而不是自然法）和社会关系。即人们对组织、财产和资源的所有制性质可以是排他性的（私有制），也可以是非排他性的（公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权的排他性制度安排不仅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而且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日益扩大的由财产的不平等关系及其恶化而导致的一系列的日益尖锐的政治不平等、法律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反人类性后果。因此，一个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财产（主要是生产资料）以及人类组织形式的所有权的性质不仅决定着这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由此而形成整个社会的阶级基础；同时，财产以及人类组织的所有权的性质还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社会性质，并对社会的一切现象起到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所有权制度安排以及由社会行为所导致的所有权制度变迁所规定的社会成员对财产甚至对人本身（奴隶和资本主义工人）的所有权及其行使规则对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类行为承担着全部后果。
二、新自由主义对所有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面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步控制了理论权力、学术权力、舆论权力（话语霸权）甚至行政权力的、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主力军的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系统性改造—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系统性实施。这一系统性和平演变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培植和输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理论的系统知识，为和平演变奠定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其主要内容是：（1）、具有美籍华人身份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的时机已到或受和平演变政策实施者的归遣到中国大陆进行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宣传（为政府官员授课、在高校举办讲座、新闻宣传等）；（2）、为中国培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工作者，使其回到中国后成为中国社会诱导中国改革沿着和平演变方向发展的具有“理论权威”的有生力量；（3）、在中国理论界、大学讲堂和全社会全面夺取社会主义理论阵地、教育阵地和宣传阵地，将学术杂志、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原来的社会主义宣传工具改造成为宣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知识体系的宣传工具，大规模地推行英语学习制度、英语考试制度、西方哲学、西方政治学和西方经济学必修制度等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和资本主义理论的系统性洗脑教育。同时，淡化和排斥社会主义理论课程，使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社会主义理论课变为马克思主义批判课和社会主义批判课，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通过对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进行资本主义信仰教育来消除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最后建立起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的利己主义社会观、享乐主义人生观、金钱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生活观这样一整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国人民的人性改造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改造，以服从于资产阶级通过扩大市场和消费来实现永不停息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目标；（4）、直接为在中国政府中僭越并控制了改革权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行政官员提供诸如“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改制”（“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欺骗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和平演变路线，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市场范围以及由市场扩张和直接掠夺公共财富来实现的资本积累。（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宏观经济计划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保障公平正义和效率乃至在实现科学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论证”和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和按资分配以及按资本主义权力分配的合理性，从而颠倒社会的是非观念，破坏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符合正义原则的合理秩序。（三）、极力宣扬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鸣锣开道的伪科学性质的资本主义理论。这些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主要是：（1）、以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即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对公有企业及其资产进行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2）、在理论上歪曲解释私有化运动，即将私有化运动解释为“新公有化运动”和“民有化运动”等，并声称私有化运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借以实现剥夺公共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罪恶目的并以此掩耳盗铃地蒙骗人民（新自由主义者将私有化性质粉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装”—私有化的本质只有新自由主义者装作不清楚，而“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3）、以“民有经济”概念代替“私有经济”概念，从而将“民有经济”中的“民”所包含的“人民”集合概念蓄意偷换为“私有经济”中的“私”（资本家）个体概念（即以人民中的个人偷换人民全体），从而以“资本家”（私人）概念代替“人民”（全体）概念，以“资本家”的“私”代替“人民”的“公”。其最终目的就是使私有化者和资本家打着人民的名义将属于人民的财富变为私人财富，并以此实现迅速扩大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的目的，实现在社会中占少数的资本家与人民争利的图谋。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真正属于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与真正属于私人即资本家所有的私有企业争利，那些所谓“草根金融资本”、“草根工业资本”和“草根房地产资本”（实际上正是与无产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等强势集团只不过是打着“草根”即人民、甚至打着弱势群体的名义掠夺人民并妄图在金融、工业和房地产业等实施资本统治与提出要求全民所有制金融企业、工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等行业将属于全民的社会主义市场退让给仅仅只是属于社会少数人的资本家。显然，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与人民争利的实质正是资本家与人民争利—包括房地产资本家和矿业资本家在内的资本家暴利不仅说明资本家与人民争利是虚伪的，而且说明资本家与人民争利具有极端的贪婪性和无耻性，同时也说明资本暴君（其背后就是资本家暴君）掠夺人民财富和劳动成果的虚伪性、专横性和残暴性。透过新自由主义的虚伪声音和贪婪说词，我们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所谓“公有制企业与人民争利”的强盗逻辑和邪教理论正是新自由主义者为私有化运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扩大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的一个听起来似乎是在为人民说话但实际上是在为资本家说话的反人民的谬论。（四）、在“改制”前为“改制”准备条件的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内的公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厂长、经理等）及其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蓄意制造公有企业效率不断下降、亏损不断扩大的具有犯罪性质的结果，从而绑架政府超越全民公投程序放弃对公有企业的所有权，为下一步进行私有化奠定基础。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对企业效率下降和亏损不但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反而还因此得到了对企业及其资产进行私有化即进一步瓜分公有资产的权利（对公有企业和公有资产的非法处置权），以此来完成最没有成本的、最残酷的和最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资本原始积累目标。（五）、向政府决策者灌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知识体系，为政府提供符合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改革方案”即和平演变方案，制定和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和“国退民进”战略，从政策上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六）、推行私有化运动，从而使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两千多个县数十万计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合作企业、乡镇企业等）被强制私有化为少数私人财产，最终使新自由主义者实现了对公有制企业和大量公共资源（包括政府资产甚至某些党产、矿产资源等）的全面私有化目标，完成了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断扩大着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市场（这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实施和平演变的最具体和最重要的成果。
显然，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系统性改造不仅只是一场以私有化运动为核心的企业“改制”，而是一场全面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局部的—它只有通过私有化消灭了中小公有制企业和部分公共资源，占主导地位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主要的公共资源还属于全中国人民，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未来社会中实现复兴的物质的基础。
总结新自由主义者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教训，我们不难发现，理论上无法提出系统性的提高公有制经济效率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的决策者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诱导下错误地放弃了对中小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和对公共资源的全面的强有力的控制正是中国公有制实现了向私有制变迁的重要内因，而上述新自由主义者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系统性步骤不过是导致私有化结果的外因。同时，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新自由主义者为主流的理论界关注的不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破坏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资本主义的问题。或者说被边缘化了的中国非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作为主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暴力下失去了理论权力（例如话语权、论文发表权、著作出版权等），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理论建树的后果。而从社会主义理论家自身原因来看，在时至今日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实实在在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政策体系和整体方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缺失的时间越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处于在新自由主义强大攻势下被动挨打的不得局面的持续时间也将越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的损失也将越严重。因此，科学的、可行的、具有切实指导性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最急切的、需要理论界全力以赴地不懈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主要结论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私有化运动正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仅系统地实施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和公有企业及其资产以及大量的公共资源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和平演变，而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和平演变。
中国社会在所有权制度变迁中所完成的意识形态变迁意味着中国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了，而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完成了从社会主义信仰到资本主义信仰的转变。所有权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变迁导致的结果是使国民越来越信奉利己主义社会生观、享乐主义人生观、金钱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生活观，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越来越伴随着日益增多的个体的堕落而走向堕落—这是一个民族及其文明走向衰落的标志。因此，即使中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如何巨大的成就，但繁荣只是假象，是物欲横流中的堕落。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必须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客观地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及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恶劣而深远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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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2时21分32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大年初一23时0分5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一大年初二27时35分24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一大年初二22时39分31秒
改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二大年初三下午6时25分
完稿：二〇一〇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二大年初三下午10时40分
改稿：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10时40分
定稿：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下午9时27分
再改：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
再改：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3时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