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推举的第九难题：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总得票率：72.89%

紧迫程度3.25 复杂程度3.37 尖锐程度 2.97 关注程度3.22

(最高值为5，最低值为1)

入选理由：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向外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向内看，我国经济趋稳的基础尚不稳固，扩大有效需求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当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更多更大蛋糕，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

十八大报告：“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我国经济借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潮流，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中表现出强劲的成长性。但“黄金发展期”伴随“矛盾凸显期”的特征已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诸多矛盾凸显、各种挑战日趋严峻的态势，社会、经济的整体转轨正在经受历史性的考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持续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难题之一。

矛盾凸显期需重视哪些矛盾

一是人力资本制约。人口红利到达顶点之后，将面临向下的收敛趋势，我国社会也将进入一个所谓的“未富先老”的状态，原来这方面支撑发展的力量将变成人口老龄化的向下拖拽的力量。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相对优势将逐步消失。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资源和环境这两块短板，是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整个过程的硬约束。特别是由于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大宗物品、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同时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

三是从生产力物质层面上升到人际关系、生产关系层面的一些制约因素的凸显。例如，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矛盾压力。这种制约实际上往往把我们处理经济问题的可能边界与弹性空间大大压缩了，使经济问题更容易“政治化”，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增大。

四是原行政、政治体系中某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程度明显上升。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比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幸福感挑战”升级、社会矛盾继续凸显等。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是什么

面对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我们在看到一系列会使中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因素的同时，还应积极研究若干有可能使中国持续增长、又好又快发展的因素：这两个大方面因素的实际消长与对冲结果，将决定中国的未来——是落入、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带来的成长效应。按有关部门的统计，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这个标志性的临界点，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区间才会相对稳定下来。城市化率的继续上升，必然会带动物质产品加上金融资产合在一起的资本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并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特别是人力资本潜力的释放，对于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中“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必将具体落实到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和重大项目中，从而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也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其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等三大生产力要素与科技之间，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并列、加总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乘数关系，即科技以乘数作用使生产力升级换代进一步解放，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第三，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党的十八大的高层人事安排可为全面优化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

第四，在“顶层设计”下，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这是最值得我们积极争取的、可使中国经济继续成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仅就新一轮“价税财连动”改革中的资源税改革来看，其效应决不能仅从财税视角来考虑，而需要将其上升到整个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第五，还有“社会管理红利”。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的互动，通过不同利益集团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尚远远发掘不够的巨大空间。充分利用这种空间，也就是化解矛盾以提升和谐度、可持续性和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十分值得努力争取的一种“社会管理红利”。

虽挑战严峻，但我国完全能够再争取二十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与之伴随的工业化进程总体而言还仅走到半途。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最大人口规模的市场，在今后数十年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将长时期地释放出巨大的需求与发展潜力，并在全面开放的WTO框架下得到以经济手段配置资源为表现的全世界有效供给的回应。中国仍处在黄金发展期和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当然，我国同时处于矛盾凸显期，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改革攻坚尚未完成。虽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包括某些长期不确定性的问题，但在通过宏观调控等措施，在短期内避免较大问题发生、维护稳定的同时，如果实质性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后来居上的潜力，我国完全能够对冲和抑制那些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再争取二十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年均速度的适当走低，如回落到年均7.5%左右，属于必要的、正常的渐变，仍属于“又好又快”发展)。

正视社会中矛盾的凸显和积累，抓住契机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在“顶层规划”下实质性地推进全面配套改革，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正视资源、环境和国际竞争的制约，坚定不移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经济手段为主，并合理配之以法律、行政、社会管理手段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节能降耗，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增长质量、经济效益和百姓实惠、民生改善相得益彰。

正视社会建设与公民素质提升的历史任务，优化社会管理、培育现代化所需的社区治理良性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公益慈善团体、志愿者群体的潜力与作用。增进社会自治水平、内生稳定机制和和谐程度。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