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1980年，至迟不超过1981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同学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5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1936年4月底5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4月底5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同是一个4月底5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1987年，我试着帮助两位同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在1989、1990、1991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1989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1975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对于他自己当年的密报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1936年7月去了。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4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抗日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象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十二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但事实上，还在1985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1985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1994年《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和《毛泽东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到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
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到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这方面，我曾一直寄希望于我的一位同学。但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我不应当再等下去了。我很感谢候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1991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当然必须首先感谢我的那位同学。最早让我开始对西安事变的历史发生兴趣的，就是他。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我深感抱歉的是，我没有等到他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但我希望他知道，如果我的这本书揭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当初帮助的结果。
为了这本书，我尤其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我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又，在本书台湾版出版之后，我又得以多次前往台湾访问和教学，因而有机会长时间蹲在台湾相关档案文献保管机构查阅历史档案，特别是弥足珍贵的蒋中正档案。这一经历使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掌握国民党史料不足的弱点。利用出版大陆版的机会，依据新得到的各种资料，包括新近开放的关键史料宋子文日记的内容，我在许多地方对原稿进行了改写或补充，使之更加充实、准确和细化。为此，我还要特别感谢邀请我赴台访问或教学，或给予过我许多帮助的诸多台湾友人。他们是：陈永发、林能士、周惠民、刘维开、邵铭煌，以及苏澄基、郭冠英、周美华等。
杨奎松
2006年8月20日
改写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本文为《西南事变新探》一书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