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8日，台湾“军情局”和“国史馆”联合举办“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表会，同时发布了《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三册史料集和《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一书，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对于戴笠史料与戴笠研究的新兴趣。

时隔半年，2012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戴笠生前档案、函电、手稿等史料共计59卷，经台湾“军情局”授权“国史馆”解密，开放查询。这批档案原藏于“军情局”的“忠义堂”，原名“戴公遗墨”，均为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15个类别，共计22382页，“国史馆”将“戴公遗墨”整理编目，完成数字化，全部开放查阅，并提供数据库检索。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情报头子，民国时期“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一直是学界坊间关注的对象，大传野史，“揭密”不断，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意外死亡，以往对戴笠的研究多藉由相关人物的口述、回忆录或传记文学等资料展开，比如乔家才、沈醉、康泽、陈恭澍、章微寒、程一鸣、邓葆光等人的口述或回忆，间有参考《戴雨农先生全集》等专书，但甚少基于政府机构档案展开戴笠研究的。即便宣称使用了“台湾调查局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档案的魏斐德教授的名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主要仰仗的材料仍然不过是各种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昔日绝密档案——“戴公遗墨”的整理开放，是否能如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所言，能够纠正“许多扭曲与不实”，可以完善“军情局”史呢？

2013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有些信函电报可能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或者宋子文档案中已有收藏，但散见各处，难以系统研究。“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

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①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②

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③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④戴笠将1922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 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⑤从该书征引史料来看，魏斐德在撰写《间谍王》一书时，并未得见“戴公遗墨”，但魏氏的结论却是基本成立的。

监视周恩来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月12、13日，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⑥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共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周恩来当面谈判的建议。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周恩来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⑦

1937年3月中旬，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周恩来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⑧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周恩来在沪期间活动和国民党对周的监视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⑨

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周恩来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周恩来年谱》中还记载有，周恩来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⑩看来我党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监控。

暗杀杨虎城

论及暗杀杨虎城，我们以前只知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将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等八人秘密暗杀，并用硝镪水毁尸灭迹，据称此次暗杀由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下令。但从新解密的戴笠档案中笔者发现，戴笠与蒋介石实际早在1937年就曾经策划暗杀杨虎城。

早在1937年1月31日，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就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

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渐失对西北军控制，1937年6月29日，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被迫赴美国和欧洲“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杨虎城在11月27日对老部下的谈话中谈到，“七七”事变后他就想马上回国，数次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未接回电”，到欧洲后他又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呈蒋允准回国，直到10月2日才接宋氏回电“似可回国”，这才回来。

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携家人和随扈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离开欧洲秘密回国，11月26日返抵香港。从“戴公遗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亲笔电报稿可以看到，在杨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张将其“秘密处决”，比如下面这封他发给在香港的部下的电报中就有明确指示：

查杨虎城此次回国，今后必不利于中央，弟意应即在港秘密处决。刻已电呈校座矣。请兄与克斯兄立即作有计划之准备，惟事须绝对秘密也。俟校座决定后，当即电告。至杨究于何日可抵港，请季材兄探查可也。

戴笠选定的暗杀地点是香港，但蒋介石却希望能够在汉口执行，对此戴笠并不认同，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请示：

由康泽同志转知对于杨虎城之处置办法已奉悉。惟杨抵汉后知者必多，在此举国一致团结抗日之呼声下，杨抵汉后如骤告失踪，必引起各方的怀疑与责难，实不利于目前之情势也。故生意仍以在港秘密处决较妥。

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戴笠的计划，戴笠只好改变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只监视不暗杀：

万急·香港·密·显山兄亲译。对杨某中止执行。惟杨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杨抵港后行动如何，同行者有几人，由京陕各处赴港迎杨有何人（请报）。

杨者圣在《特工王戴笠》一书中描述，1937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在《铁血精忠传》一文中回忆戴笠受命回到武汉后，就命特务队长李家杰从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挑选骨干30余人赴鄂，经他亲自审查后，由李家杰带往南昌待命。同时又命军统特务处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栋，准备接待某要人，随后租妥南昌二纬路1号一幢二层洋房。

《特工王戴笠》里称，“11月30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12月1日下午，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员在武昌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戴笠陪杨虎城搭乘小飞机飞赣，下机后被带往事先租妥的二纬路1号洋房，遂失自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对于未能及时除掉杨虎城，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在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的电文中忿忿抱怨，“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杨虎城又被从南昌经株洲解往长沙，被囚禁在东郊的“朱家花园”。长沙的“朱家花园”是晚清湖南实业家朱昌琳的私家园林，此时已是长沙近郊的名胜。“戴公遗墨”中有一份电报关涉在长沙的软禁：

继荣、芝园两兄均鉴，园之蹈申电奉悉。杨抵长沙，已另电继之前往善为招待，最好暂借康（唐）季澧先生公馆为杨寓所。

从上引这份电报来看，戴笠最初选择在长沙软禁杨虎城的地址并非“朱家花园”，而是唐公馆。电文中提到的唐季澧就是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黄埔四期学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唐生明，抗战中后期打入汪伪内部从事策反工作，解放前夕又是促成“湖南起义”的关键人物。从这封电报，可以间接证明，唐氏与戴笠关系的确非同寻常，坊间所传，戴唐二人虽未结拜，私人情分却逾过兄弟的说法，恐非夸大之辞。

中国大陆学界坊间对戴笠的研究兴趣经年不断，但宥于史料限制，多捕风捉影之作，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戴公遗墨”的开放将有望转变此一局面。“戴笠档案”的公布，不仅能推动戴笠研究，对军统局、中美合作所、情报战、抗战史等研究都会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1-071。

②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94。

③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

④⑤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第33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版1998年，第365-366页。

⑦“潘汉年关于蒋介石答复周恩来电问题给周恩来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第366-367页。

⑨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01。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第367页。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68。

张协和、董华主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06。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7。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8。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台北：《中外杂志》，第25卷2期。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03。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21。

来源: 《世纪》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