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是世界酝酿力量组合的重要时刻。一边是德、日的同盟在即，一边是中、德关系的如日中天，这使得苏联深感威胁。如果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形成德、日、中的联手，苏联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这一政策的突变，在中国引发了西安事变。

苏联“联蒋”政策的实施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电报中准备在西北实施的方针与苏联的新政策相左，就立刻请示斯大林：“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对红军急需的援助只字不提，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当时“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一面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毛泽东年谱》）一面致电共产国际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红军进攻宁夏，但前提是苏联必须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案是如无援助，“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莫斯科顿时陷入两难：不论是提供“军援”还是坐视红军南下，都将激怒蒋介石，而当时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现雏形，苏联岂能因此而冒功败垂成之险。

可疑的军事援助

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同上）

9月27日，共产国际突然改原定的“运到”为“接取”：“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中共中央立即于10月2日回电：“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10月18日的复电断然拒绝：“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应该指出，宁夏战役原本由红一、四方面军的主力共同承担。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从十一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进攻宁夏。”（《毛泽东年谱》）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催促以及征程的遥远与艰难，中共中央等不及黄河的冰冻，不得不把西进时间提前到10月下旬以确保按时到达边境。然而受蒋介石“急进”之命的胡宗南部在10月底迅速进占靖远的渡口一带，使得红军后续部队无法继续西渡，两万多已经过河的红军随后就组成了西路军。

由此可见，准备远征接取“援助”的红军演变成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是由于中共中央当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突然进攻而被阻断于黄河两岸，并非事先的刻意所为。

11月3日，共产国际突然致电中共中央：“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对于苏联不可思议地荒唐多变与出尔反尔，已经有所警觉的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西安事变新探》）

中共中央后来为了援助危急中的西路军，甚至专门致电共产国际请苏联尽快伸出援手，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徐向前曾经满腔悲愤：“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苏联当时迅速批准对红军破天荒的军事援助并且同样迅速演变成镜中之花确实非常可疑，因为这种大规模的“军援”完全有悖于苏联的“联蒋”政策，其真正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鲍格莫洛夫和蒋介石的突变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披露：“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形成。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中说道：在一次讨论中，困乏的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突然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惊奇地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氏还在喋喋不休地说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鲍氏系苏联驻华大使兼斯大林全权代表，其所说当然绝非戏言。蒋介石由此判断：“原来共产党的谈判是因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阶段。”

陈立夫这一回忆的具体时间有电报旁证。10月10日，张子华致电毛泽东：“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毛泽东年谱》）可见当时也负责对苏谈判的陈立夫回宁正是为了与鲍氏的会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时正是苏联用“军援”吸引红军即将全力西进之时。

证明了陈立夫所忆时间的确实，还必须证明蒋介石也确实及时采取了鲍氏所希望的行动。历史事实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蒋介石从10月15日起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

首先是突然推迟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准备与周恩来见面的计划，当时国共和谈的成功已经大有希望。其次是下令胡宗南部立即进攻。当时毛泽东还以为胡宗南的行动只是其个人行为，因此专门做其工作，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此时毛泽东才明白胡宗南进攻的突然加强来自蒋介石的命令。第三是逼迫张学良立即“剿共”。为完成对红军军事进攻的新布置，蒋介石于10月22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

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转变。鲍氏虽然得逞了，但绝不会料到西安事变的引线就此点燃。

张学良的援助

苏联的“军援”虽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红军仍然可能随时南下。因为在严酷的冬季来临之前，如果无法解决棉衣与粮食问题，红军不仅无法深入大西北，就连陕北也难以立脚，主动提前南下就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于是，设法借助和鼓励张学良就近为红军提供大量援助也就成为鞭长莫及的苏联唯一可行的选择。与此同时，苏联又坚决反对张学良加入共产党，以防大大增强中共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决心和实力。张学良把援助红军与“驻蒋”作为自己促成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殊不知苏联仅需要前者，更不知心中有底的蒋介石根本不可能被劝告“驻”住进攻的脚步。但是，苏联显然没有料到张学良竟敢用“兵谏”的方式来兑现其“驻蒋”的承诺。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西安事变不仅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更是苏联强化“联蒋”政策的产物；西路军前往接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作自受的结果；张学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中共中央最后主张与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透露出真正的崇高与悲壮。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学区教授）